“陈凯歌是一个封闭的、端着的、自以为是的、小肚鸡肠的、醉心于名利的、听不得批评的、只能说好的这么一人”。
这话不是我说的，是网友说的。你可以认同，可以不认同。
因为他参加综艺《演员请就位2》时，听不得别人说他一句不好，听不得李诚儒对《无极》的不认可，人们质疑：“一个大导演，怎么能这样小肚鸡肠？”
但我总觉得，这种批评过于表面，也过于笼统。这种性格上的小缺点，历经起落、年近七十的陈凯歌应当足以克服；一般的批评和争辩，他会一笑而过。
唯一的理由是，每个人都有不可触碰的禁区。李诚儒的话碰到了陈凯歌的禁区。
上学时，我读到过他写的一本书《少年凯歌》（在日本出版时书名叫《我的红卫兵时代》），写到他中学时作为红卫兵的经历和忏悔。一个人少年时代的行为和想法，往往决定了他一生的思维模式和行事方式，所以，我想，可以从「红卫兵」进入他的内心。
1987年，已经拍出《黄土地》《大阅兵》《孩子王》的陈凯歌去了美国，他的前妻洪晃也跟着去了（两人那时还没结婚），住在曼哈顿的一个小公寓。
刚到美国的陈凯歌还不着急写书，《少年凯歌》要一年多后，才动笔。
彼时的曼哈顿，有个华人小圈子，大部分是艺术家，包括陈丹青、吴天明、谭盾、艾未未、胡安等人。
陈凯歌有次在采访中回忆这段谈笑有鸿儒的日子，说：“1987年在纽约，我可能有一种，「向世界说，陈凯歌来了」的感觉。”
然而「我来了」的感觉，很快就被那个流传甚广的段子打破。
那是1988年的一个晚上，洪晃回家跟他说：“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柏林拿奖了。”
陈凯歌正坐在马桶上，没说话，冷不丁地又冒了一句：丫不就我一摄影师！
尽管这事儿的真实性无据可考，但人们都还记得1985年陈凯歌写的那篇《秦国人——记张艺谋》。
其中种种，也算为这个段子做了铺垫，听起来怎么都像真的。
他在学校中没什么动静，我们至多在球场上做做对手，学生们要自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永远找不到他。至于后来他曾经做了一年学生会副主席，据说还是因为他的年纪可以作诸同学兄长的缘故。
张艺谋得奖那年，陈凯歌的《孩子王》在戛纳也拿了个奖——「金闹钟奖」，就是由一帮记者在咖啡馆里选出今年最没劲的片子。
陈凯歌听到这消息时，感觉脑门儿上抵了一杆枪，那反应可比在马桶上激烈多了。
在美国呆了一段儿，陈凯歌明显感觉到80年代我们国家在物质上和美国的差距。
一想到当初《孩子王》拍到一半，因为机器问题作废了114个镜头，浪费了30万人民币，就觉得憋屈。
不过，每当夜深人静，陈凯歌总会想起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汪岁寒老师的话：
“一部电影的投资，几十万元，可以装备一座中型医院，国家现在还这么穷的时候，这真是很大的一笔钱啊！做一个导演，肩上责任重大！期望各位牢记。”
毕竟陈凯歌不是阿城。当初他拿了《孩子王》想给阿城看，阿城只撂下一句：“我拉的shi我就不看了。”
1988年7月，陈凯歌搬去美国，在异国他乡的屋顶下，写下他的“自供书”——《少年凯歌》。
他本以为这次写作是一次对少年时代的解脱，然而，他错了。
我听见我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生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了死去朋友的脸——我重温了我的生命。
1952年，亚太区域和平会议在北京召开，会标是毕加索的鸽子。
电影导演陈怀皑便决定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名“皑鸽”。
可这名字和身形对不上号，男孩儿13岁就长到一米八几，中学注册报到时把名字改成“凯歌”。
那天，改名后的陈凯歌站在北京四中宽阔的操场上，穿着一双十块零五毛的回力鞋，自命不凡。
然而，这些虚妄很快就被班主任的一句话刺破：“你爸爸不是党员。”
尤其是在北京四中出现了一支「血统纯洁」的“红卫兵队伍”以后。
这可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四中，想在这里加入组织，父母级别不够高绝不够格。
光陈凯歌同班同学，就有五分之一以上父母是副部级干部。
像陈凯歌这种家庭有问题的，想都别想。他只能混在人群中喊几声“打倒”口号。他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
陈凯歌被叫到名字，在众人目光下，走上前去，把手搭在陈怀皑的肩膀上，往前一推。
这一推，在陈凯歌心中留下的阴影、恐惧、后悔，将伴随他一生。
有了第一次，暴力就会更加自然。真正大打出手，是在一年后，在业余体校抓“流氓”。那是陈凯歌第一次打人，却打到两眼发黑，手掌发麻，直到被许多人抱住。
陈凯歌在他的“自供书”里写：“我吃过苦；我看见别人受苦；我也曾使别人受苦——我是群氓中一分子。”
从这句忏悔的话，你就能看出陈凯歌说话水平极高：忏悔了，又找到了让人原谅的理由。
丫是真能侃，再枯燥的事儿，到了丫那都能说成个花似的，你不服也得服。他第一次送我回家，就在那痛说革命家史，不停地说啊说，说到两点多钟，我实在困得不行。我说，凯歌我先去睡了啊，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吧。到5点多钟，我正睡得迷迷糊糊，他推醒我说，看外面天多好，起来，咱俩去景山公园。你想，5点多钟！马路上没什么人，多静啊！我们从我家一直走到景山，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真浪漫。
但殊不知，忏悔写得再让人感动，也对陈凯歌没用。要摆脱那种对群体暴力依恋又恐惧的情感，写书和拍电影都没用，只有一种方式：让自己足够有力，成名，有话语权。
《霸王别姬》的功成名就就是最好的证明，像解药也像毒药。
1994年5月24日晚七点半，陈凯歌难掩喜悦，大步迈向戛纳电影节会场。因为有人提前告诉他，《霸王别姬》有奖可得。
相比之下，被陈凯歌放过鸽子的导演侯孝贤进场时，显得有些面无表情。
但那天，反倒是侯孝贤的《戏梦人生》首先被宣布获得评审团大奖。侯孝贤喜出望外，陈凯歌也站起来鼓掌，两人一泯放鸽子的不快。
八点，轮到金棕榈奖揭晓，陈凯歌紧张得眼泪都要流出来。路易·马勒却宣布获奖的是《钢琴课》，陈凯歌大脑一片空白。
此时，路易·马勒又说：“另一个金棕榈奖得主是《霸王别姬》。”
陈凯歌有点得意忘形，六年忧愤，一泻而出：“没有人知道，从台下到台上这短短的十几步，我走了多少年。”
话说，当年陈凯歌是半拉眼也瞧不上《霸王别姬》。本子刚开始拿到编剧芦苇面前时，芦苇评价这只能算二流剧本，陈凯歌更狠，说：“我看是三流。”
还有一张照片，他在比划“耶”时，激动地伸出了三个手指。
从会场出来，陈凯歌一走到街上，就被当地华侨抬起来了，有人还动情地对他说：“你知道你今天做了什么吗？你真的太伟大了！”
久渴的虚荣和对权力的幻想，一夜之间就冲进了他的身体。
You're So VainCarly Simon - Chick Flicks (WMI Version)
那晚，在Mirmax公司为他准备的游艇上，陈凯歌留下不少风光照片。他想起第一次在香港和洪晃坐入加长林肯车的感觉，那时他对洪晃说：“亲爱的，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上等人了。”
可这次，陈凯歌身边的人不再是洪晃而是巩俐（在《霸王别姬》里饰演花满楼的头牌菊仙）。
《霸王别姬》得奖之前，洪晃就跟陈凯歌离婚了。离婚那天，陈凯歌是一路哭回家的。
但这一切都不重要了，1994年《霸王别姬》内地票房4800万，美国520万美金，日本1.79亿日元。
42岁的陈凯歌，有资本开始他对少年经历“穷追不舍的批判”，和可能的解脱。
甚至，在40多岁的时候，陈凯歌认为自己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束缚”。他说：“我从小斯文，却一直对好勇斗狠的同学很仰慕。40多岁跟人打了一架，以一敌六，后果可想而知。但那一天我觉得很痛快，终于克服了内心的束缚，可以匹夫见辱拔剑而起了。”
但是，他同时走到了另外一条路上：成为一个无处不竖立自己权威的人。
说起来，78级北京电影学院确实出了很多位“爷”：陈凯歌是凯爷，夏钢是夏爷，何群是何爷。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人才很集中，陈凯歌这种算读了不少书的，也连续被刷下来两回。
1977年高考，陈凯歌奔着北大中文系就去了。结果，其他科目都还行，就写作不好，没考上。
1978年，他再考电影学院，一开始也没考上。但因为那几年考生真的太多了，光表演系就有上万人报名，不得不扩招。原计划只招120人后来扩招至150人，陈凯歌才被录取。
李少红、田壮壮、胡玫、彭小莲、吴子牛都是陈凯歌的同班同学。
而在这众多位“爷”中，也只有陈凯歌坚持到了最后，地位稳固。
《霸王别姬》之后，陈凯歌趁热打铁筹备《风月》。他拿了40万找芦苇做编剧，但芦苇一口气就提了十好几个建议。陈凯歌根本听不进，两人不欢而散。
自从他获得大奖，一切都变了，说话的口气和语境，以大师自居的姿态，一下就把和人们的距离又拉开了。
所以，《风月》是一边拍一边改剧本，前前后后拍了两年。
编剧王安忆回忆，每每与陈凯歌在剧本上有矛盾，他一句“这是我的东西”，就让她哑口无言。
最终，个人意志高于一切的《风月》没能过审，在电影节也表现不佳，让投资人徐枫血亏：
“我告诉他前面有老虎会咬人，他不听，非得咬了他才跑回来告诉我老板，真的有老虎会咬人。”
被挫了风头的陈凯歌像当初写下那本书一样，主动检讨：“《风月》是我一个犯错误的阶段。”
此时的陈凯歌，还是很容易获得原谅的，大家都等着他回归正道。
可不成想，下一部陈凯歌还是走偏了。《荆轲刺秦王》上映时，逼得投资方开“批斗会”，让陈凯歌又见识了一次群众的力量。
1996年，陈凯歌说服来自中、日、美、法的投资商，动工修了27殿秦王宫，拍他准备了8年的本子——《荆轲刺秦王》。
业界一直对陈凯歌有句戏称：“陈导是电影圈第一包工头”。这句话就是从《荆轲刺秦王》开始的。
因为陈凯歌向来看不惯3D特效，一直坚持自己盖景儿，到2015年拍摄电影《道士下山》才勇于放弃这个想法。
陈凯歌建完了秦王宫，梅尔·吉布森专程来长见识，气得直跺脚：“兄弟，你这整得比华纳整个片厂还大。”
《荆轲刺秦王》票房只有1000万（内地200万），而《英雄》票房有2.4个亿。
这还不包括王中军讲义气在后期制作时紧急救场拿出的200万。
那时，王中军刚进军娱乐圈，拍的第一部戏是姜文的《鬼子来了》（被禁），第二部就是《荆轲刺秦王》，全亏了。要不是冯小刚的《没完没了》赚了钱，华谊兄弟早就折在这几位手里，哪有日后的江湖地位。
《荆轲刺秦王》拍完，试映反馈很不好。日本制片公司责令陈凯歌修改。
可新版本再映，效果更不好，放映一结束就开了个座谈会，说得严重点儿，就是对陈凯歌的「批斗会」。
你想想，那么多钱花出去了。制片方必须想辙，让他改到市场满意为止，怕陈凯歌不答应，才整了这出。
但这场“批斗会”，更让他恍然大悟的是：「真正的爷是资本」。在资本面前，他所谓的名声，所谓的话语权，只能算空气。
陈凯歌又一次在群众面前屈服了，和那年他在众人炙热的目光下走上台一样。
2000年，陈凯歌高调宣布：“中国需要商业电影。”
△ 《荆轲刺秦王》之后陈凯歌又拍了电影
《 Kill me softly》《和你在一起》。
陈凯歌想了一个办法，保证他对电影制作和资本的双重控制，
2004年3月15日，《无极》开机。剧组请来一群黑衣冷脸的保镖，把一众记者拦在门外，严防死守。
一是陈凯歌说：“坚决不用《英雄》剩下的。”就算是他当年自己建的也不用，花了200万，大刀阔斧改建秦宫。
二是《无极》开机第一天，群演就上演了一出深夜大逃亡：因为一名群演受伤，剧组处理不当，大家无法忍受，出逃摄影棚。
后来还传出陈凯歌火烧布景：就是新建的景儿，拍完了，就给烧了；在剧组不准大家喊他“凯爷”，所有人都得喊他“大王”，过足了“个人崇拜”的瘾等段子。
但以上这些，这还远远不能满足「3.4个亿」这个数字给大家带来的好奇。
毕竟，那是2004年，数字是瞒不过的。不像当年拍《黄土地》，厂里做预算，陈凯歌只拿死工资，一年多以后才知道拍《黄土地》花了多少钱。
《无极》声势浩大地赴戛纳电影节，11分钟片花，推介费用就是100多万美元，明码标价。
观众想知道，投资人想知道，连陈凯歌自己也想知道，这么多钱花在哪儿了？
工作人员说：“陈导，我们要的是执行方案，不是诗。”
但随着电影上映，陈凯歌很快就从众星捧月掉到了地上。
“跟风骂”就是政治正确，尤其是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事件后，大家骂得更欢。
还有不少人落井下石，吃定这次陈凯歌翻不了身。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12年后陈凯歌还能花2亿5000万拍《妖猫传》。
比如这位，写《我和刘晓庆：不得不说的故事》的陈国军导演，评论陈凯歌要告胡戈时就说：陈凯歌是小题大做。
不过，还是有一个人硬挺挺站出来说好，不光说好，还说看《无极》给看哭了。
此人就是王朔：“那有什么啊，他讲真善美，我就感动，我没那么复杂，我觉得很多人就是不好意思讲真善美，虚伪。老实说，陈凯歌是真诚的，只是那么表现大家不接受。大家觉得陈凯歌你别再聊这些了，还真聊？但是我认为是真的。”
是的，《无极》虽然套了个商业大片的壳子，但还是逃不出陈凯歌从42岁开始的“穷追不舍的批判”。
很多人从故事结构散乱、人物关系混乱、台词玄虚等角度，分析《无极》为什么无法赢得观众的心。但陈凯歌相信，他还要所有人都相信：20年后，人们会懂得《无极》的好。
于是，当李诚儒说因为评论不佳没看过《无极》时，他确实急了。
七、
《无极》之后，陈凯歌被拉下神坛，对他最夸张的描述是“与人民为敌”。
忏悔了小半辈子的陈凯歌，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用这样的词形容他。
其后几年，陈凯歌也照着老路走过，拍了《梅兰芳》《赵氏孤儿》，还尝试了新东西，拍了《搜索》《道士下山》，但观众都不买账。
做商业，被质问理想去哪儿了；讲理想，又被说故事都讲不好，还谈什么理想？
反正左右都不对。他成为那个被批判的人，那个被群众“推下去”的人。
据说，他拍摄电影《搜索》，就是影射15年前那场针对《无极》的铺天盖地的网络狂欢。
对群众的恐惧，对类似少年的自己那种“群氓”的恐惧，便是陈凯歌最大的恐惧。他学会了提前忏悔，《赵氏孤儿》首映礼，电影还没放呢，他就开始道歉了：
“现在我明白，电影上映后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我甚至和《赵氏孤儿》的演员们说，对所有的批评都照单全收，并且跟观众、媒体和朋友们说，‘敬请原谅，下次改正’。”
而他的禁区，我想不是《无极》，而是对于他的理想和信念的质疑，对他所相信的一切的否定。《无极》不过是这个禁区里第一块“禁止入内”的标识牌。
正如他所说：相信，需要天真和勇气——重要的是相信本身，倒不是相信的一定要是什么。只要人尚能相信，这世界就还有救。
他害怕成为那个被“推下去”的权威，因为他当年曾推下父亲和其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