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874年的英国人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是一位正宗的后浪青年，属于在知乎上不靠瞎编就能火的那种。
30岁时，诺曼就已经走遍了欧洲和美国。他在果园摘过葡萄，在农场当过牛仔，挖过水渠，垦过荒田，干过邮差，探过矿山，后来成为《每日邮报》驻巴黎记者，并给好几家媒体写专栏。38岁那年，诺曼撰写了《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一书，受到疯狂的追捧。
这本书的内容可以浓缩为一段话：由于全球化，国家之间在经济上已经变得相互依存，战争行为已经变得“无利可图”，即使对于胜利国来说也得不偿失，因为通过战争掠夺的有限战利品和领土，远远无法抵消商贸信用的毁灭。换句话说：全球化抑制了战争，助长了和平。
观点新颖，文笔优美，《大幻觉》一时洛阳纸贵，售出了近200万册，并被翻译成15种以上的语言。澳大利亚总理称其为“一本光彩夺目的书，怀着对文明人未来的最光明的承诺”。英国防务委员会主席埃舍尔勋爵看过这本书后也认为：“战争变得越来越困难和不可能。”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该书的出版日期是1910年。四年后，萨拉热窝的两颗子弹把诺曼•安吉尔的“大幻觉”碾压至粉碎。
不过，一战并没有让诺曼•安吉尔声名扫地，毕竟这场战争既证伪了他的观点，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因为一战直接造成了3000万人的伤亡，并间接引发1918年大流感，各参战国都损失惨重（美国除外），所以安吉尔讲的“即使对胜利者，战争也是得不偿失”，并不算错。
因此，诺曼•安吉尔在一战结束后继续宣扬他的理论，并步入政坛参选议员，积极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争取大国之间的关系缓和。到了1930年，《大幻觉》已出版到了第六版，安吉尔继续受到全球读者的追捧。1934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五年之后，纳粹德国闪击波兰，再次让他的理论陷入被打脸的尴尬窘境，“全球化阻止战争”这种观点被彻底证伪。
诺曼•安吉尔于1967年去世，但他当年犯的错误，现在仍然有人在犯。典型人物就《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曾经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著名的“金拱门防冲突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两个拥有麦当劳的国家都不可能彼此开战。
他的观点跟诺曼·安吉尔有一些类似，核心就是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繁荣到拥有足够多的中产阶级，以至于能够支撑麦当劳遍地开花时，它就变成了一个“麦当劳国家”。两个“麦当劳国家”通常都会通过全球化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连接，一起吃炸鸡喝可乐，怎么会对打仗感兴趣？
但显然，麦当劳没有阻止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没有阻止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战争，更没能阻止欧洲一浪高过一浪的民粹呼声。2015年，未来“逆全球化”的旗手特朗普尚在酣战希拉里时，英国《金融时报》就发表了一篇《金拱门理论的终结》，毫不留情的打脸弗里德曼。
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历史的新生》中，含蓄地指出：全球化是过去四十年精英们营造出来的骗局，而“我们正在经历这一巨大骗局的政治后果：怀疑精英，怀疑新自由主义，怀疑促成这一切的、被金钱腐蚀的政治制度。”
斯蒂格利茨这段总结，其实就是特朗普当政四年的社会底色，发达国家底层民众对全球化的敌意那就是徐峥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在这个特朗普滚蛋的日子，又有专家重走诺曼·安吉尔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路子，充满幻觉地站出来高喊：拜振华上台，全球化归来！
但离开白宫的特朗普，带走的可是7000多万张普选票，这个世界回得去吗？
欧洲的葬礼
1852年11月，四艘军舰从美国弗吉尼亚驶入大西洋，途径开普敦、毛里求斯、新加坡、香港和上海，最终在次年7月抵达日本江户附近的浦贺。为了防止在远洋中生锈，四艘大船都抹上了黑色柏油，带着蒸汽机的滚滚黑烟。“黑船”靠岸当晚，江户城一片混乱。
为了传达美国人民的友善，海军准将马休·佩里命令军舰在幕府家门口连放了73响空炮，把重病中的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吓得不轻。面对“开国通商”的要求，群龙无首的幕府不敢答应。佩里留下一句“蒸汽船从美国开到日本只需要18天”，便离开江户，十天后，德川家庆病逝。
1854年2月，佩里率领九艘军舰卷土重来，兵不血刃地达成了《日美亲善条约》，被日本后世视为现代化的开端。如今，在条约签订地点静冈县，每年都会举办一个“黑船节”，当地居民会身着传统服饰，邀请美国驻军一起联欢，画面感人，真可谓军民鱼水情，日美一家亲。
静冈县每年一度的“黑船祭”，2017年
黑船叩门的半个世纪前，古典经济学“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通过比较优势理论，为自由贸易学说补上最后一块理论拼图。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迫切需要为本土过剩产能寻找市场。第一波全球化随之拉开大幕，哈佛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 Ferguson）写道：
但事实是，如果英国人觉得有人对自由贸易不够敬畏，他们会用坚船利炮开出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1838年，英国强迫奥斯曼土耳其签订了一个“关税不能高于5%”的条约。两年后，英国又用鸦片战争撬开了清王朝的国门，《南京条约》凡十三款，最被看重的是关税“协定”和五口开埠。
“关税”是第一次全球化的关键词。19世纪前，地主阶层一直倡导贸易保护以维持农产品价格，但工业革命后崛起的资产阶级希望废除关税，一方面为产品广开销路，一方面降低工人的生活成本。革命导师马克思后来补刀说：生活成本降低了，资本家就可以给工人付更低的工资。
英国一边“说服”亚洲国家打开国门，一边废除了代表关税壁垒的《谷物进口税法》，商业贸易突飞猛进，经济产能剧增，让欧洲大陆的统治者们羡慕不已。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一度向英国议员抱怨：“我也想在法国推动这样的改革，但法国人不喜欢改革，他们喜欢闹革命[7]。”
1860年，英法两国签订了著名的《科布登条约》，英国以降低法国烈酒关税为条件，换来了法国降低英国工业品关税，这种互相让步至今都是国家间贸易谈判的模板。条约的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创举是“最惠国待遇条款”，欧洲国家纷纷效仿英法达成类似的协议，一张真正的全球化贸易网交织而成。
19世纪70年代，英国、德国、荷兰、瑞典等欧洲主要国家的工业品平均关税降到了个位数，是全球化前的几分之一，欧洲的平均工资几乎翻了一番。经济学大师凯恩斯（John Keynes）日后深情的回忆道：
“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可以自由地将他的财富投资到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而不会担心投资果实会被别人剥夺。”
但在短暂的繁荣之后，欧洲大陆国家发现事情有点不太对劲，物美价廉的英国工业品削弱了本国工业的竞争力，美洲大陆的廉价农产品摧垮了本国的农业。得益于太平洋铁路建设，美国的农产品经由铁路和货轮运抵欧洲，都比欧洲本地的粮食便宜。
1887年，在容克地主的压力下，俾斯麦将德国黑麦进口关税从8%提高到47%，法国紧随其后提高关税。到一战前，全欧洲几乎只剩下了英国人在为自由贸易摇旗呐喊，正如英国首相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的表态，“英国的贸易顺差那么大，自由贸易更有利于国家发展”。
这句话的潜台词其实是，贸易顺差国能在自由贸易中攫取更多好处。作为全球工业生产力最强的国家，英国应当说服全世界的国家降低关税，使之成为英国工业品的倾销地。
被自由贸易洗了脑的国家就没那么幸运了：1900年，挨饿的意大利农民涌向米兰请愿，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拉出加农炮予以果断回击，酿成死伤千余的贝卡里斯大屠杀。早年移民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布雷西（Gaetano Bresci）听说后，千里迢迢赶回祖国，赏了翁贝托一世四颗子弹。
布雷西的灵感很有可能来自两位意大利老乡，一位是在三年前枪杀西班牙“总设计师”卡诺瓦斯（Antonio Cánovas）的安焦利洛（Michele Angiolillo），另一位名叫路易吉·卢切尼（Luigi Lucheni），他在1898年捅死了“欧洲最美王后”茜茜公主。
那个年代，王公贵族人头落地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所以当斐迪南大公倒在萨拉热窝街头时，没人会觉得接下来要打仗。除了悬殊的贫富差距和熊熊燃烧的民族主义，德国工业依靠贸易保护迅速崛起，开始对早已瓜分殆尽的殖民地市场跃跃欲试，让英国感受到了威胁。
纵观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种种变局，历史的剧本早在英国撬开全球市场大门时就已写好：卖不出谷物的农民，买不起小麦的工人和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全球化创造了失败者，也加速了国运起落，国家欲望裹挟失败者的憎恨，在1914年的萨拉热窝扣动了板机。
最终，两次大战成为了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的导火索，美国从欧洲手中接过权柄。正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战争前夕准确的预言：“欧洲各处，明灯正在熄灭；在有生之年，我们也许看不到它再次点亮了。”
短暂的蛰伏
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美国财长小约翰·康纳利，1971年
1944年6月6日，288万盟军部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登陆，从海陆空三面冲击纳粹德国精心布局的大西洋防线。随着战争局势日趋明朗，胜利者们开始精心谋划战后的世界格局。
诺曼底战役打响25天后，美国东北部的布雷顿森林公园涌入了来自44个国家的730名西装革履的政经人士，既有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也有胡适、孔祥熙这样的东方面孔。不过会议上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
凯恩斯（右）与美国财长小亨利·摩根索
1919年，凯恩斯曾作为英国代表出席处理一战分赃的巴黎和会，主张对德宽容，减少赔款要求。但最终的结果是德国付出了巨额赔款并交出了自己的煤矿产地。会议结束后，凯恩斯在《凡尔赛合约的经济后果》中,将巴黎和会称为“迦太基式的和平”，并预言德国将卷土重来，一语成谶。
一战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从自由主义转向政府干预，并在大萧条中的美国被奉若圭臬，成为凯恩斯主义的最大试验场。而当美英两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再次相遇时，声名鹊起的凯恩斯自然备受关注，就连“凯恩斯勋爵站起来了、凯恩斯勋爵坐下了”都被媒体悉数记录了下来[1]。
然而，即使风光如凯恩斯，也难抵谈判桌下的实力差距。日不落帝国戴上了最大债务国的帽子，美国占据了全球40%的工业产值，64%的钢铁产量和超过70%的石油产量。在美国主导下，会议达成了两个对世界影响深远的结果：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它货币与美元挂钩的美元本位制；二是允许各国进行资本管制。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一度提出，资本管制应当成为战后体系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一方面，两次大战让欧洲元气大伤，工业自给都成问题；另一方面，在冷战构筑的两极世界中，资本全球化的外部环境早已消失殆尽。
在资本管制的大背景下，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全世界的答案。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和大规模的国有化代替了19世纪的降低关税自由贸易。要知道在如今的西方世界，“政府主导”可不是什么好词，“国有化”（Nationalization）更是和另一个N开头的单词一样，心里说说没问题，嘴上讲出来就要被批倒搞臭。
当年高举自由开放大旗的英国，一边在电力、铁路等领域进行大规模国有化，一边押注航空与计算机产业，追赶美国技术。70年代工党掌权后，更是设立了一个名字听起来很社会主义的“国家企业委员会（National Enterprise Board）”，扩大政府的产业投资。
戴高乐时期，法国也旗帜鲜明的祭出“进攻性保护主义”政策：国家为未来的领军企业提供拨款，通过公共采购政策占有市场份额，阻挡外国企业进入国内市场[2]。听起来既不自由，也不市场。为了确保金融系统能够给企业持续输血，法兰西银行和四大商业银行都被国有化，34家保险公司也被划到政府名下。
由于曾在二战时公开和德国合作，著名的雷诺汽车被国有化时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创始人路易·雷诺（Louis Renault）得知消息后，当场心力衰竭去世。
60年代法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正是因为资本管制的存在，尽管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但只能跟随国际间的商品贸易流动。这种环境为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的崛起创造了先决条件，索罗斯能在英国和东南亚呼风唤雨，也要庆幸自己晚生了20年。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确立时，其实有一个隐含前提：作为当时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国，美国向全球兜售着工业品。但随着欧亚经济的崛起，一方面，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使得美元流出，另一方面，美国国内民生与军费开支也需要大把美元。
196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占比从二战结束时的75%下降到了不足30%[3]。日后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直言不讳：“我们的黄金断货了，我们别无选择”[4]。但美国其实是有选择的，他们可以在国内实施经济紧缩政策，也可以选择顶住全世界的压力让美元与黄金脱钩。显然，美国人会选择后者。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在电视上发表了简短的20分钟演讲，单方面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元正式与黄金脱钩，西方世界一片哗然。在随后几个月的G10国家会议上，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小约翰·康纳利抛出了一句足以载入渣男语录的话，“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尼克松的讲话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代，一个国际贸易笼罩在冷战铁幕下的时代，一个资本流动让位给本国发展的时代。新自由主义的时代拉开大幕，自由市场不再是一种经济学说，而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原教旨主义。
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适逢1973年石油危机，翻番的油价和无锚的货币为欧美的石油消费国输入了大幅通胀，经济发展却因第三次技术革命结束而偃旗息鼓，欧美陷入了十个凯恩斯也调控不动的长期滞胀。
1981年，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这两位“资本主义阵营最亲密的战友”携手换教材，开始全面拥抱新自由主义。里根在美国一边打压工会一边降低大企业税收；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废除了施行40年的外汇管制，允许外资购买英国上市企业。
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里根-撒切尔革命”之下，标普500指数走出了5年3倍的大牛市，伦敦再次跻身全球金融中心，资本市场欣欣向荣。
1989年，世界银行、IMF和美国财政部齐聚华盛顿，一方面是总结复盘自由主义成功经验，另一方面是给前来听讲的拉美国家领导干部做培训，把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复制到拉美，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建设。
拉美当时是个烂摊子，生产连年倒退、通货膨胀高企、进出口萎靡不振，还欠了欧美国家一屁股债。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布雷迪眼看着巨额债权就要烂在手里，提出拉美债务不能再靠借新还旧，要从经济源头解决衰退问题，于是就有了拉美官员进京学习一幕。
最终，由曾在世界银行担任经济学家的约翰·威廉姆森执笔，将先进经验总结为《华盛顿共识》，系统性的给拉美经济改革开了几个药方：削减福利开支、金融与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取消外资流动门槛、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
不但教材亲自写，学费一分不收，欧美还对拉美国家的债务给予了20%-55%不等的本息减免。债务减免额最大的阿根廷走在了改革最前沿。时任总统梅内姆在国内全面推行金融自由化，并推出《自由兑换法》将比索兑美元锁定为1:1，放开对外支付管制。
1991年，阿根廷成功抑制通胀，经济开始恢复增长，财政收支甚至在1993年出现盈余。同样向外资张开双臂的亚洲四小虎，人均收入数倍于当时的中国，泰国年均GDP增速接近于10%；土耳其出口额9年翻了5倍，固定资产投资大幅上升。新自由主义勾勒了一副欣欣向荣的蓝图，直到1997年。
随着金融风暴在亚洲登陆，随后蔓延到俄罗斯、拉美和土耳其。1999年初，还在自由化改革的巴西突然传出债务违约信号，外资踩踏式出逃，巴西雷亚尔兑美元在短短十天内贬值了23%。
1999年12月，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在西雅图召开，近五万高举反全球化口号的示威者聚集在会议场地周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等重量级人物都被堵在路上。警方一度掏出催泪弹和胡椒喷雾驱赶示威者，这场会议日后也被称作“催泪弹部长级会议”。
1999年世贸部长级峰会，示威者与警方对峙
但示威并没有解决问题，巴西崩盘后，市场开始质疑阿根廷比索估值过高，质疑政府偿债能力，嗅到危险信号的外资带着巨额利润迅速离场。2001年12月20日，阿根廷总统德拉鲁阿和经济部长卡瓦诺引咎辞职，紧接着，阿根廷上演了一场11天连换4任总统的国家级行为艺术。
华盛顿共识的初衷是让本来各自为营的新兴市场拆除堡垒，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然而跨国资本流动的本质，是寻找税收、成本与政策的洼地，当洼地填平、资金撤退时，融为一体的全球市场火烧连营便不可避免。
MIT教授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一度找出了1800年以来所有重要的银行危机，发现它们几乎与资本流动的轨迹完全重叠。他在著作中指出，几乎所有现代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性的，一有风吹草动，狂躁、恐慌和暴跌就会接踵而至。
同样受伤的还有发达国家的底层居民，尽管他们享受了来自亚洲价格低廉的商品，但代价却是收入增长的停滞：自里根时代，美国中产阶级的工资就开始原地踏步，中低端制造业更是塌方式崩盘。进口鞋在美国鞋类市场上占比由22%飙升至76%，2/3的制鞋厂因此倒闭[3]。
自1980年代，美国工薪阶层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1978年，一个美国工人的收入为4.8万美元，2013年，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收入为5.19万美元。同一时期，企业高管的收入增长了两倍有余，这还不算股票套现的收入[2]。
英国《观察家报》曾发表过一篇《不要为我们失去的工厂哭泣》的文章，核心含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英国资本家把工厂开到了中国，中国工人赚到了钱，英国政府获得了税收，资本家享受了股票增值，那么谁吃亏了呢？
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诚如周行长所言，“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5]。
三十年来，全球化仿佛圣旨般刻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经济学本科生在国际贸易学上的第一课便是，降低关税能减少“无谓损失（Dead Weight Loss）”，这也是自由贸易者令人无法辩驳的理论依据。
但土耳其学者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后来做了一个非常震撼的研究：如果美国把关税降到零，实现完全自由化，那么每收复1美元的无谓损失，就要对50美元的财富进行重新分配。
你以为是张三分到了31美元，李四分到了10美元，王五分到了10美元。其实是张三赚走了全部的51美元，李四和王五被抢走了50美元。
从19世纪的贸易全球化，到二战后的凯恩斯时代，从70年代末跨国资本主导的“超级全球化”，再到全球化边打边撤，脱钩之声愈演愈烈的今天。过去一百年里，全球化的进退犹如晃动的钟摆，总是以短暂的繁荣和美好的憧憬开始，再被悬殊的贫富差距和沸腾的民粹终结。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丹尼·罗德里克出版了《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一书，被彭博商业周刊称为“十年间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之一”。他在书中称，由跨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加剧了产业优势国家与后发国家间的差距，对于工业体系不完善的国家来说，自由市场反而是一种威胁。
2011年，罗德里克又在新书《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了一个“全球化不可能三角”：即国际规则、国家主权、民主制度三者无法共存。
跨国资本希望以自由贸易的名义在全球畅通无阻，但开放的资本市场意味着本国政府的政策自主必须屈从于国际规则。放开关税和资本管制带来了贸易与投资的繁荣，也造成了产业链外流与贫富差距，而贸易壁垒看似保护了本国产业，但也把物美价廉的全球贸易挡在外面。这个不可能三角，塑造了全球化的循环。
19世纪的贸易全球化牺牲了欧洲大陆的农民，摧毁了亚洲国家的民族工业。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全球化的国际规则让位给两极对抗格局下的区域一体化。80年代至今，国际分工与全球产业链在东亚创造了奇迹，为欧美国家带去了物美价廉的商品，直到贫富差距被逐渐拉开。
曾担任美国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做过这样一个调查，证明民主制度名存实亡：得到大部分富豪支持的提案有60%能通过，得不到的则无一通过；得到大部分普通人支持的提案只有30%能通过，而大部分普通人反对的提案呢？依然是30%——普通人充分享受了宪法赋予的投票权，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除此之外，倒也真有过选择全球化与民主制度、放弃政策自主的构想，罗德里克称之为“全球化治理”：既然民主手上是政府难以平衡资本与民众的利益，那何不将政府权力上交，让“更上层的上层建筑”统一为所有人规划福利呢？
欧盟正是这一构想的区域性缩影，各国政府将本国的货币自主权让渡给欧元，放开边境任由劳动力自由流动，但事实上，德国成为了欧盟最大的受益者，南欧国家则常年指责欧盟裁决偏颇，可见全球化治理之异想天开。
2017年4月，法国极右翼政党领袖玛丽娜·勒庞赢得第一轮总统大选，与马克龙进入终局角逐。其竞选主张是退出欧盟，驱逐移民，反全球化以及十分耳熟的“法国优先”。在勒庞口中，欧盟成为了“窃取民主的怪物”，她一度放言，“法国将由一位女人领导，要么是我，要么是默克尔。”
无独有偶，小学四年级水平的特朗普也曾把“不可能三角”描述得颇为生动：我们的工人建设了美国奇观，回报却是彻彻底底的背叛。政客们积极推行全球化，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财富和我们的工厂转移到海外。那些给政治家捐款的金融精英们，在全球化中变得非常非常富有，而我也曾是其中一员。
执笔《华盛顿共识》的约翰·威廉姆森曾在报告中称，新自由主义思想“秉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但有意思的是，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大行其道时，美国恰恰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保护国。在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保护幼稚工业”理论的引领下，关税一度是美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而当冷战落幕，中低端产业链开始向亚洲转移，贸易保护和关税壁垒似乎又成了某种原罪。
归根结底，决定全球化与否的，很大程度上并非某种经济学说，而是一种国家意志。只不过它被包装进某种经济理论，变成了一个看似普世的意识形态，甚至是党同伐异的工具。
诺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2008年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我们的祖父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内向型国民经济的世界中，但是我们的曾祖父，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世界，也是一个被民族主义摧毁的世界。”
四年的川普任期和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会不会像萨拉热窝的子弹一样，颠覆那些我们以为是常识的认知？
英国学者大卫·古德哈特（David Goodhart）在研究脱欧问题时，提出了一个“Somewhere people”和“Anywhere people”的概念。
称之为“Anywhere people”的这帮人，往往生长于大都市，家境殷实、生活富足，受过大学教育，拥有国际化的视野，甚至国际化的资产配置。他们往往是全球化的创造者和受益者，可以去全国乃至全世界寻找新的机会。
而被称为“Somewhere people”的人，则可能是苏格兰的农民或威斯康星州的汽车修理工，他们价值观的塑造依赖于出生长大的土地，人生的起落荣辱寄托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他们是全球化的被动接受者，有的人被动的成了受益者，有的人莫名其妙的就成了产业链转移的输家。
过去三十年的“超级全球化”，带来的问题除了贫富分化，也有Somewhere和Anywhere之间越来越深的隔阂、对立甚至冲突。正如玛丽娜·勒庞当年竞选时的口号：“划分人群的界限已不是左与右，而是全球化人士和爱国者。”
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纽约时报》曾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过一个高度的概括：“中国成功创造了自己的模式。它借用了一些西方的想法，同时也拒绝了一些想法。它在必要时向世界开放，在适当的时机踩下刹车[8]”。用我们熟悉的一句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身处全球化的中国创造了波澜壮阔的中国奇迹，但当劳动力人口迎来拐点，产业链转移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时，这片广袤的土地会不会也出现一条清晰的界限，一边是Somewhere，一边是Anywhere？
另一个问题在于，虽然勒庞最终还是败给了马克龙，特朗普输给了拜登。但奉行“巴西优先”的博索纳罗支持率正逆风高涨，德国反移民右翼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AfD）获得了第三高的得票率。
特朗普入主白宫之时，荷兰极右翼自由党（PVV）领导人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激动地表示："昨天，一个新的美国。今天，一个新的欧洲！"而特朗普背后那7000万张选票，会不会在将来创造一个更荒诞、更滑稽但更封闭、更民粹、更反全球化的世界？
所以可以肯定，未来能取代特朗普的，一定是一个觉得特朗普还不够特朗普的人。
[1] 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本·斯太尔
文章部分内容最早发表在《第一财经月刊》专栏，作者戴老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