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acel rovsion
最近，”打工人“这个本是劳动群体用来自嘲的梗在网络上火了之后迅速被各种媒体和公司戏仿，原本的自嘲和批判意味正在悄然消失。
当然，“打工人”这个称谓本来就笼统模糊，就算是自嘲，自称社畜的大厂码农和工地老哥的悲欢也并不相通。实际上，真正需要关注的底层”打工人“在舆论空间中是常常处于失语状态的。互联网行业声讨996是日常的焦点话题，但底层劳动者和生产者们只有在媒体给予关注之后，才会获得一段时间的大众讨论，直到被新的热点取代。这种失语带来的是底层劳动者在城市生态中的隐形。今天我们从社会学角度聊聊这些本该是我们现代生活支柱的劳动者和生产者们因何而失语。
隐形的生产者
我们当前以城市生态为主体的社会基础是由生产者的制成品和基础设施以及相应的服务者构成的。但对于城市生态中的布尔乔亚来说，由于他们并不参与维持城市运转所需的劳动，日常也很少接触维持这些基础设施的劳动者，所以对于城市就会产生一种错觉。比如，直观的觉得所有资源都是自然存在的，电力是插座里自动发出来的，食物是超市里自己长出来的，基础设施供给是理所应当的，文明世界所依赖的公共服务也是应该存在的。工业制成品和基础设施仿佛亘古在此，也不会消逝。
而且，布尔乔亚们也在用行动将自己和这些城市基础设施的维护者区隔开，选择更好的小区，更好的学校等等，似乎这些社会基底的维护者最好的存在方式就是让人感受不到存在。
在资本主义的循环里，每一个新兴产业适配的生产者都有长期的紧缺时期，他们和资本有较大的议价权，如同大革命时代参与立宪活动的印刷工人协会一般，但当这个技术体系积累到成熟，技术人员的话语权就会进一步压缩，慢慢让位于运营，市场包括产品设计。甚至于小家电这种传统领域也慢慢让位于工业设计驱动。
当职业体系分工演化到极度琐碎和细分，技术人员就变成了行业体系里可以随时替代的生产原料，亲手建起技术的世界奇观，无论是抽象的技术生产体系还是新区的一座座桥或者一座座铁塔，然后默默走开，甚至不一定买得起隔壁楼盘的房；生产者在主流话语中缺位，处在资本与文化工业的阴影中，他们的悲剧被当做布尔乔亚抗争建制的工具，被当做廉价道德共情的道具。他们的快乐，被当做让人不适的粗陋文化惯习，被当作区隔于文明世界身份的不洁者。
当下的新兴城市文化也在加速着底层生产者的失语。虽然我们的城市说到底是由工业，商品，基础设施和服务支撑的，但城市文化却是和这些东西格格不入的，当代城市文化和舆论空间是由消费主义主导的传播媒介，以布尔乔亚为参与主体的公共议程设置，新时代集体文化景观，全球化产业带来的去本土性经济分工，以及大都市新市民阶级的社会网络所构成的。生产者们在这种新的文化场中不仅仅存在文化身份的缺失，还被当成了一种格格不入的异类。
我们生产者明明占据着城市社会秩序的大多数，却成了本土性的陌生人，在布尔乔亚的审视中是一群冥顽不化传统秩序者，做题家、粗陋、小镇气、非现代文明。于是他们看到某些平台上一些底层生产者的自我表达和呈现，感到十分地不屑甚至于惊恐，这些本身该和构成现代秩序的基础设施融为一体隐形的生产者居然是一群活物。
”文化不是你的朋友“，美国人类学家，占领华尔街运动的领军人物大卫格雷伯在去世前的一次演讲说这么说到，实际上他是在把文化强调为大众的直接性政治行动构成的社会斗争的产物。在当代所谓大众文化实际上并非是价值中立的，布尔乔亚们往往将资本主导的文化生产消费视作文化生活的全部，但实际上，当代流行文化生产机器恰恰是从收编了很多底层生产者创造的文化而发展的，然而这些文化生产机器往往会极力否定这些包装过的文化曾经的来源，并试图独占这些话语的解释权。
这种现象在我国还没有代表性，因为我国当代的流行文化大部分都是舶来品。我们看美国的流行文化就很清楚，酒吧里歌唱着醉酒和爱情的布鲁斯来自于密西西比河畔困苦的生产者，沦为矫情做作的民谣曾经从来不缺乏Peter seeger（美国民歌歌唱家）这种歌颂工人阶级的咏唱，对黑人音乐文化的收编尤其成功。
被排斥在这套城市精致文化生产体系之外的人群们，往往就会自发的产生土嗨和自嘲文化，这在我国也很常见了。这是一种不自觉的对资本体系主导的文化收编的抵抗。当然拒绝收编就要有后果，消费文化生产体系试图制造这样一直幻觉，凡是超出资本主义的文化都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想象，凡是拒绝被消费收编的都是粗陋和恶俗的，可以说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文化垄断简直把世界解释得合理完备且精致极了。
想象的”世界公民“
我们提起过很多次当代大城市中新市民阶层的”世界公民“身份认同。后冷战的核平衡和大国议事框架使得战争和暴力被限定在极为有限的区域，而全球性经济分工和跨国资本主义带来了全球性的经济参与，并重构了各个主权机器的国内跨区域经济发展，在这个基础上的全球性消费文化的输出制造了一个世界公民的身份认同。
全球化制造带来的多元文化是一种代表性极度集中的多元化，发源于资本再生产却被和现代文化的个体主义、消费文化和身份体系捆绑在一起，多元文化本身代表的是一个全球性的扁平化阶级，这个阶级由纽约，伦敦，上海等各国世界城市的布尔乔亚组成，“世界公民”是一种“阶级编制”。
这显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本土传统性的生产者虽然是全球经济分工的直接参与者，却在新的全球文化生产体系中没有话语权。世界各国都出现了一种奇妙的割裂，重构于全球化的点状世界城市和仍然保持本土性的带状主权世界，而这两个社会空间的话语战争，也成了各个国家内部价值矛盾的主要来源。
安卡拉的居伦主义者（费特胡拉·居伦是当代土耳其著名的伊斯兰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居伦运动是居伦及其思想追随者的统称）大谈西方自由主义，与土耳其农村的传统穆斯林唇枪舌战，纽约的liberal痛骂铁锈带红脖子民粹且自大，东正教文化深入骨髓的喀山酿酒工们，望着那些住在莫斯科，天天大骂普京的新自由主义文科副博士们，只能感到无所适从，而这种极端的文化割裂，也让公共妥协的空间压缩到极致。
“去他妈的狗屁工作”
跨国资本占用生产体系以后，往往会把原有的生产体系用低成本压缩拆解到世界各地，去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去，去配套更低的地方去，去劳动权利更低的地方去。这种全球化是一种创造性破坏，用要素流动打破了地域性的传统生产秩序，但又创造了新的传统，全球性的产业链条建立在拆解各国产业链条的基础上，同时也拆解了地域性联合的生产者们。
在全球体系中，各地生产者存在水平落差而无法联合，对于一些人关乎劳动尊严和保障，而对于一些人愿意放弃劳动尊严去换一口饭吃，生产体系被金融资本拆解以后的生产者无法形成共同议价。这也是全球范围内生产者弱势的一个外部性缘由。
其次，生产者群体弱势的内部性原因是成熟的工业体系，由于分工细化和职业体系成熟，企业发展到后面就会转向重资产经营性导向而非技术性导向。大卫格雷伯有过一个吐槽概念，叫作“狗屁工作”，来源于他作为一个左翼倾向的无政府主义者，一辈子都在反抗晚期资本主义下越来越细节化的科层制机器。
大卫格雷伯的”狗屁工作“指的是这样一些工作，包括越来越臃肿的企业科层制和职能部门，越来越复杂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定制化的消费市场，以及服务于前面三者的所谓专业人员和渠道交换者等等带来的一系列没多少实际价值的工作（以严格的劳动价值论的视角看），尤其是科层制机器过度庞大且外行的监控阶级和管理阶级，他们更热衷于数据化地去强调某几种显性且无用的指标，加速对于生产者组织效率的压榨，实际上却极大损害了正常的生产体系自我改进。
比如把安全管理简化成痕迹管理和流程管理，疯狂增加执行成本和扩大责任风险链条传递，却对安全风险本身的技术性管制不怎么关注；比如用几个完全外行的经济效益目标甚至是说辞去评价科研项目或者产能项目是否具备前景或者落地；比如为了增强所谓团队凝聚力搞一堆天怒人怨的企业文化团建和蠢货般的团队身份建设，等等。
这些看似精妙却实际上只是为僵死的科层制机器润滑，成本投入巨大却阻碍正常生产秩序的工作，在格雷伯这里就是最糟糕的狗屁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只是科层制机器这个从二十世纪初开始，就让人类一直离不开的系统，在走到尽头且无法自我改进的前提下，人为制造的欺骗性进化。这使得生产者在正常生产秩序外随了非常庞大的额外负担和精神疲敝，最重要的是让人对劳动尊严感和劳动自我认同产生重大折损。
同样，科层制制造的极度细化服务于技术指标的职业分工体系，也是生产者走入弱势的重要的原因。冷战时代的二十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把科层制机器的潜力压榨到了极致，美国全国性动员式的技术项目突破，军事对抗压力催生出的极为成熟的技术分工体系，把西方世界能找到的聪明头脑用一套科层制体系统一起来，去压榨他们单一细化领域的头脑潜力，似乎让这个资本主义机器的极致取得了效果。
新自由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被金融跨国资本主义收编，这种组织体系在全球性分工体系中铺展开来。如果说冷战工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用技术进步自我辩护合理性的最后挽歌，那么金融跨国资本主义则彻底把这一套体系化技术加速变成了碎片化的技术堆叠，甚至于技术资源浪费:
一方面，被过度细分的职业切割到琐碎的团队和研究人员与其说是建立了集体智慧和集体决策，还不如说技术创新工作本身变成了一种流程性创新。庞大科层制体系的管理机制僵化了一系列技术方案的计划提案制度和风险规避体系，以及完全由市场产品线主导而不是集体技术积累主导的团队分割，使得个体生产者只需要做细化工作这么点事情，只服从于技术流程就行，从生产主导者被异化为流程机器的零件。
而大量的重复性工作和僵化的计划管理占据了生产者闲暇思考时间，从而无法取得整体性技术体系思考。在像这样将个体异化为零件以后，个体只能捆绑于这个科层制机器，如果一个部门被裁员，生产者的市场议价权会处于极度弱势。
另一方面，当今大多数行业的终端都集中扎堆在鼓励个人债务的消费行业，所以扩大消费需求和占据个体更多的消费潜力就成了这些行业的共同目标。所以你会看到花几十万年薪请回来的机器学习专家在服务于更精益化地卖一个颇有仪式感的物件，让你拥护粘度更高的一条短视频，顺便再将这些用户的行为数据占有，用来进行进一步的精细化运营；你会看到品牌市场噱头主导的技术投入，生产出来的一些概念高明实则无用的技术故事；你会看到一百年前的科幻小说在畅想月球城市，而当代人只是拿着技术对资本市场讲一个个蹩脚的、关于技术进步的神话故事；你会看到脱离消费热衷领域的生产者可怜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而这些经济弱势和我们前文提到的生产者的文化和话语权缺位又是互补的。在庞大的科层制机器，跨国资本主义规则以及消费文化生产的宏大社会景观下，一个巨大的社会装置包裹了所有人的认知，而融入秩序机器本身的生产者，变成了这个庞大景观下看不到的底层。
快递和外卖小哥只是在技术和算法演化的科层制机器中供给社会流通的零件，也是外卖和电商构成的消费景观中商品不值一提的伴随物；维持整个文明社会正常存续的生产者们不过是技术科层制下的人肉零件，远不如生产线和资产本身值钱，而他们也成了这个美好现代社会景观的表皮下看不见的底层。
晚期资本主义的共时性图景似乎是人类从未有过的繁荣终点，翻开表皮却是无数因支撑这个皮面而疲敝的工蚁，而自以为是的文化系统还将他们贬为蝼蚁，与其说资本主义宣告了历史终结，不如说它走到了僵死。从这个角度说，新冠疫情这种突然事件的冲击带来了短暂的生产停滞，反而能让我们容易看清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