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刘梦龙
越南是我们的传统邻国。众所周知，相比广大东南亚国家，越南表现的更具有东亚性，也就是所谓的小中华。虽然人们更热衷于谈论近现代中越之间的友谊与背叛，但越南确实是世界上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而我们今天不妨来谈谈越南是怎么从法国殖民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不仅仅是越南人的救亡图存，也是受西方侵略的广大亚洲国家近代奋斗的一个缩影。
越南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说起来和中国一样，他走完了一切能走的道路，最后只剩下社会主义能救越南了。应该说，近代越南的奋斗和其他东南亚前殖民地国家相比，实际上是更加成功的。这得益于他虽然是东南亚国家却具备东亚国家的普遍特点，人口众多但民族意识觉醒更早，有一大批富有爱国精神的知识分子作为骨干，因此仁人志士辈出，最后是自身具备地缘上的特殊优势。
越南近代的救亡图存，以三位潘先生最有代表性，他们的奋斗和先后失败就是社会主义之前，近代越南不同救国路线的缩影。
三潘的第一位是潘廷逢，他也被认为是19世纪越南抗击法国殖民斗争中最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潘廷逢（1847-1896）出身在今天越南海静省一个官宦世家，他祖辈从黎朝开始连续十二代人都在朝为官，某种程度上说这比当皇帝还厉害。
潘廷逢的科举之路也很顺利，他1876年中举，次年考中进士科第一名，也就是状元。（越南为藩属，理论上并不设状元，但一般人也都认为进士第一就是状元）。潘廷逢的进士策论力主朝廷应效法日本维新，建立新式军队以抵御西方列强，显示了他先进的眼光。不久，潘廷逢被任命为御史，并以不畏权势，敢于直谏著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并多次批评皇帝。
1883年，赏识潘廷逢的嗣德帝驾崩，辅政大臣阮文祥，尊室说专权，一年内连废三帝，满朝文武唯有潘廷逢始终不妥协，最后被夺职还乡，其名望更高。这年底，法国意图彻底征服越南，中法战争随之爆发。次年，顺年越南首都顺化失守，尊室说等人挟咸宜帝出逃并下诏天下勤王。在乡的潘廷逢立即响应组织起一支乡兵对法军进行袭扰。
可惜越南勤王运动很快失败，法国人在顺化拥立同庆帝并在1888年收买叛徒张光玉偷袭并抓获了力主抗战的咸宜帝，尊室说等人流亡中国，顺化朝廷从此成为法国傀儡。潘廷逢也不得不解散军队，潜居在家乡静待时机。这个时期，潘廷逢积极组织乡民屯田积粮，偷偷派人前往中国和暹罗学习新式武器的制造。
时间很快到了1893年，全面控制越南的法国殖民当局开始用西方近代的户籍管理制度统计户口，整理税务。就像我们所知道的现代化摧毁封建社会的过程总是伴随着苦难。远过去严密的管理体系反而造成了越南农民负担大大增加，因此民怨沸腾，潘廷逢趁势起兵。潘廷逢建立了一支虽然人数不多，但装备西方武器使用西方操典的新军很快声势大振，甚至抓捕了出卖咸宜帝的国贼张光玉公开处决，成为越南本土抵抗力量的领袖。
法军在几次围剿不利的情况下，任用潘廷逢的同乡黄高启进行扫荡。黄高启抓捕了潘廷逢的家人，杀害并肢解了他的兄弟还写信给潘廷逢，威胁要掘开潘家历代坟茔。对此潘廷逢全然不为所动，甚至效法汉高祖回信，称两人既然是童年好友，如果要烹煮潘家人的话，不妨分一杯羹给自己，自己将抗战到底，唯死而已。
可惜，潘廷逢义军虽然一度围攻省府，终究是孤军奋战，在重重围困下，终于耗尽力量，他本人也在1896年病死。潘廷逢死后，黄高启命人掘开他的坟墓，焚烧遗体并把骨灰装进炮弹打出去，以示挫骨扬灰，执行这一暴行的官员叫吴廷可，是后来的南越首任总统吴廷琰之父。（也就是著名的吴庭艳，越南风俗是父子联名，所以这个名字更正确）
实际上，讨伐潘廷逢义军的黄高启是越南朝廷的巡抚，其部队是名副其实的官军。他日后因为和法国人合作一直做到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封为郡公，两个儿子都成为省督。潘廷逢不愧为越南人的文天祥，一直到今天他在越南社会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而他作为旧时代士大夫的最杰出代表，则表明传统越南社会自己的力量已经无法负担起救国图存的使命。
潘廷逢死后不久，另外二潘就登上了历史舞台。潘佩珠（1867-1940）、潘周桢（1872-1925），他们年轻时都参加过勤王运动，年长后一度志同道合最后又分道扬镳，一个人向东，一个人向西，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救国之路。
潘佩珠出身于越南乂安省一个乡村教师家庭，其祖父，父亲均为地方宿儒，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20世纪东亚革命者家庭。在抵抗法国人的勤王运动中，青年潘佩珠第一次发挥了他过人的组织交际能力，组织了一支小规模的学生军，但很快就失败了。之后的十年他一边在乡村教书苦读准备考取功名，一边秘密和各地的豪杰，勤王老兵等广泛交往，期间还写下了不少爱国作品，名誉渐传。
1900年，潘佩珠在乡试中高中解元，此后更是以游学的名义，足迹遍及全国，并在1903年前往顺化国子监读书。这年他写了著名的《琉球血泪新书》并和畿外侯阮疆柢等人相识。畿外侯阮疆柢是越南皇室的直系，曾一度有机会被选为皇帝，但法国人并没有选择他，他则一心要恢复越南皇室的荣光。
1904年，潘佩珠和阮疆柢、潘周桢、邓蔡珅、阮诚等人共同建立了一个革命组织，这个组织集合了像潘佩珠这样的年轻改革派，阮疆柢这样的皇室有力人士，阮诚这样的旧勤王派，可以说是当时越南国内改革力量的大集合。为了反抗法国人，这个组织决心向日本维新学习，广泛开展各种社会经济改革，并向日本派出留学生，而潘佩珠等人则受命东渡日本考察。
潘佩珠在日俄战争最高潮的1905年到达日本横滨，并很快结识了梁启超等人。受到梁启超的影响，潘佩珠正式把自己的组织定名为维新会，并在日本展开了广泛交往，先后结识了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犬养毅，大隈重信，振武士官学校校长福岛安正（也就是蒋先生上的那所）。受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的刺激，潘佩珠决心依靠日本来实现国家独立。
在潘佩珠的呼吁下，依靠他惊人的社会交往能力，整个越南几乎都行动起来，旧勤王党代表的北方士绅，阮疆柢则号召南方豪强，湄公河流域最大的地主陈正照也参与其中。越南的官宦子弟和富有家庭纷纷前往日本留学，甚至超过了法国官派留学的人数。这个时期，潘佩珠受梁启超的鼓励又创作了他最著名的《越南亡国史》、《海外血泪书》等作品，在整个东亚范围内广泛流传。
也是在这个时期，潘佩珠开始和孙中山等中国革命党人接触，并认识了宫崎滔天等浪人，思想也逐步从维新派的君主立宪转为民主共和，决心发动武装革命，建立人民共和国。1908年，潘佩珠，潘周桢等人利用农民长期对法国苛政的不满，在越南中部发起了规模浩大的农民抗税运动。
然而，好景不长，日俄战争后的日本并没有如潘佩珠所想的那样致力于建设一个黄种人的亚洲。1907年日本和法国达成协议，彼此承认双方在中南半岛和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1908年，因为越南的抗税斗争，日本在法国的压力下正式驱逐了潘佩珠等人。1910年，日本正式吞并韩国，潘佩珠对日本的希望就此破灭。
就在潘佩珠徘徊之时，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胜利，这个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以中国广州为基地，并将组织正式改组为越南光复会，号召驱逐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可惜，效法孙中山等人的潘佩珠面对要远比清政府强大的法国殖民当局，靠暗杀和小规模起义显然是不能成功的。1913年，越南光复会试图刺杀法国总督沙罗，事败，法国向广东军阀龙济光施压，潘佩珠被捕入狱，国内革命党人也遭到大规模监禁。
1917年底，龙济光在军阀内战中失败，潘佩珠再次打算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良机发动武装起义，可尚未准备完成，一战就结束了。此后潘佩珠只能滞留在中国，1920年他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和苏联驻华大使馆接触，了解到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论，不久他着手将越南青年送入黄埔军校。
1925年，潘佩珠和刚刚崭露头角的胡志明在广州会面，越共后来很喜欢谈他对胡志明的欣赏，认为潘佩珠已经开始向社会主义转变。但不久潘佩珠就在法租界被法国人绑架，此后一直软禁在顺化，直到1940年逝世。他遗留的政治势力一部分日后转变为越南国民党，后来和南越合作。
潘佩珠或许可以称为越南版本的孙中山。他善于交际，友人遍布亚洲，他的思想从君主立宪逐步发展为民主共和，甚至最后有联共的倾向，实际上他生平完全就是孙中山的一个翻版。而他的失败则说明依靠越南国内少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不足以推翻过于强大的法国殖民者，而在中国革命胜利前，也没有一个能依靠外部势力能撼动法国的远东的力量，从而帮助越南实现解放。
三潘的最后一位最特别，潘周桢，他试图依靠法国人的力量实现国家独立。这在我们看来很不可思议，但这也算一种无奈的尝试并一度吸引了很多越南有识之士。
潘周桢比潘佩珠更年轻一些，他在早年间是潘佩珠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两人同样是科举出身，一起在1906考察了日本，在1908年一起领导了抗税运动，但此后两人分道扬镳。潘周桢也许比潘佩珠更早认识到了日本的领土野心，这一点梁启超一直在向其他亚洲革命者强调，但两人更重要的分歧在怎么看到顺化朝廷。众所周知，阮疆柢一直都是潘佩珠的重要盟友，甚至在他决心放弃君主立宪后也被他说服继续支持他。但相应的潘佩珠也在很长时间里愿意在越南保留皇室的某种特殊地位，这或许可以算是某种越南版本的统一战线。
而潘周桢的父亲在他年幼时就被顺化王朝所冤杀，因此他很早就认识到皇室和旧保皇党人完全是越南迈向现代化的阻碍。但于此同时他把目光投向了法国人，准确的说是法国共和派。潘周桢是一个纯然的西化派，甚至他可以接受现代化先于独立，而他的最高理想是越南和法国建立一种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在一种联邦体制下共存共荣。
潘周桢的朋友圈和潘佩珠不太一样，他认识不少法国人，比如法国记者巴必（Ernest Babut），军官朱柔（Jules Roux），他们都是人权联盟的成员，法国共和派的信徒，顺便还是共济会会员（潘周桢后来也加入了共济会）。他们相信法国具有某种教化使命，支持殖民改革。潘周桢向他们学习了法国的制度，理念，并希望在共和派的支持下终结越南的君权统治。
潘佩珠希望依靠越南本土官吏和新兴阶级来实现变革，而潘周桢则认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力量，唯一有这种力量的是法国人，而他从共和派身上看到了希望。1907年，潘周桢在法国人的《法国远东学刊》上发表了他著名的公开信《我控诉》，痛陈了他遍及全国旅行所见的惨状，要求法国实践自大革命时代以来所标板的崇高理想，而对象则是法国总督，这份信又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法国友人的支持下，潘周桢开班了新式学校，鼓吹西方文明，要求废除越南的东方旧俗。不过，在1908年的动荡里，潘周桢也一样受到了冲击，他被自己一门心思想合作的法国人送进了监狱，关到了小岛上。
但机会很快就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法国放松了对殖民地的管制，大量越南人的被招募到法国本土进行生产劳动，更多越南人通过轮船水手等身份进行全球航行。（比如胡志明，他最初的求学之旅是在轮船上当厨师）。潘周桢也被释放，并积极为法国人奔走，呼吁更多越南人去欧洲参战来迫使法国放松对越南的统治。（不能认为这种做法是单纯的天真，同时代的印度国大党人也是这么做，当然结果后来也一样）。
1919年，一战结束，但对潘周桢来说机会也到了，法国人派出了阿贝尔·萨活出任印度支那总督。萨活本人出身豪门，从祖辈开始就是老牌激进共和党，甚至力主重审了著名的德雷福斯案。萨活也是第一个学习越南语的总督，并在任内大力提拔了不少越南人担任高级公务员。
萨活的两个任期是潘周桢的黄金时代。在萨活任期内，越南放松了新闻管制，扩大了地方评议委员会，实施司法改革，降低农民税收，最后取消了科举制度，转而开办了印度支那大学。在这样的氛围下，潘周桢自然如鱼得水，就连潘佩珠也难得写了一篇让他一辈子后悔的《论法越合作》。
虽然萨活甚至表示“殖民地是处于建立过程中的国家”，他本人则在后来扶摇直上，而潘周桢的主张则赢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但这个蜜月期只持续了不长时间。
法国人在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担忧会把占少数的欧洲人挤出基层，导致迟迟不愿意把真正的决策权交给地方评议会也不愿把选举权下放。依靠的宪政派既希望法国人实现改革，又害怕被法国人看做是民族主义不敢据理力争，而在普选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议题上也并不热心，而是更关注经济权利和自身利益有关等议题，因此难免首鼠两端，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之前放开言论则随着十月革命的浪潮给殖民地带来了震动，加上普选，扩大地方权力等关键性宪政改革迟迟没有真正落实，迫使法国人一再收紧舆论，关闭大学，限制集会，就连法国人的老盟友范琼要成立新政党都无法通过。
更糟糕的是，同时期，英国人在印度实施了一系列缓和措施远远要比法国人步子大的多。（这个背景则是印度人在一战中伤亡惨烈的多，印度人在一战后的抗争也激烈的多，最终促成了二战后的英巴分治）相比之下，越南的社会精英只能是越来越失望。
最后在1926年，法国人决定继续拥立保大皇帝，并让他作为天主教徒接受法国教育并作为日后越南殖民统治的总代表。这简直给了潘周桢致命一击，他废除皇权的愿望注定落空，他在这一年死去，而他的葬礼则聚集了十多万人，讽刺般地成为越南人抗议法国殖民统治的最佳机会。
潘周桢的失败是理所当然，法国人的一切措施本质上是使殖民地更稳定萨活改革的大背景也不过是消除德国，日本等对越南本土的影响。而潘周桢追求的梦想则注定走不动最后的那一步。依靠外国殖民者良知和本土新兴资产阶级的有限力量，只是暴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就像宪政改革派的首鼠两端。
自潘周桢死后，越南社会的改革道路都已经宣告失败。越南国内的保皇派，新兴资产阶级，天主教徒共同基于反共的需要集结在傀儡皇帝保大旗下。而彻底失望的另一部分人则把目光投向了俄国与中国，投向了社会主义，两者最终形成了北越和南越的对峙。
北越战胜南越也并非不可理解，一群依附于殖民者的败犬，旧社会渣滓一旦外力一去又怎么有办法维持自己的存续呢？但南越虽然失败了，但这些力量并没有彻底消亡，他们依然代表了越南社会的另一面，不过是暂时蛰伏，而北越在取胜后无暇进行根本的社会改造就迎头和中国撞上，冷战的结束和外来势力再次入侵，则为这些旧沉淀的泛起营造了绝佳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