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通吃岛岛主
大选前,美国的几乎所有民调中,清一色的拜登大胜,还有各种煞有介事的分析说,虽然上次大选民调的脸就被扇肿了,但今年的情况和希拉里当时完全不同。
2016年,希拉里在绝大多数民调中虽然也领先特朗普,但只领先3%-5%,事实上希拉里最终的普选票总数也确实比特朗普高2%,只是在关键的摇摆州失利,输了大票。
当时的各种民调,除了一家以外,都认为希拉里会当选总统,包括福克斯新闻。
密歇根、威斯康辛、宾夕法尼亚这几个帮助特朗普取胜的关键摇摆州,民调时希拉里也只领先3%-5%之间。出现误差也是勉强可接受的。
这次绝对不同。拜登在各个民调中都大幅领先,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领先已经扩大到8%左右。以上三个关键摇摆州,也全部处于大幅领先。就在选举前夜,根据卫报的最新民调,拜登在宾夕法尼亚领先5%,威斯康辛领先7.4%,密歇根州直接领先8.6%。
所以,出现再大的意外拜登都不可能输。
结果,大选进行到现在,狠狠打了民调的脸。
虽然几经逆转,拜登目前确实基本锁定总统宝座。但即便他最终胜利,显然在包括新冠等各种BUFF层层叠加的情况下,优势也没那么大。而普选票方面和2016年区别不大,拜登只领先2%左右。
其实,不仅仅是民调机构,我国的人民群众估计也感到不可思议。
疫情的“大考”之下,医疗技术全球第一的美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交出了全球倒数第一的答卷。现在全美每天新增数万乃至十数万病例,死亡总数仅统计到的就已经超过二十万,甚至特朗普本人也感染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为什么他仍能获得48%的选票,甚至,选票总数比2016年的时候还要高?美国人民都是傻子吗?
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本文题目中提到的,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故事。老虎屡屡咬死人,人们却依呆在山里不愿离开,是因为山里没有苛政,苛政猛于虎。疫情之下,特朗普的7000万铁粉依然支持他,是因为对他们而言,民主党那儿有比疫情更可怕的东西。
孔子周游列国,路过美利坚,看到有个“红脖子”在墓碑前痛哭,就让子路去问。
“红脖子”说:我舅舅感染新冠死了,我老婆感染新冠死了,现在我儿子又感染新冠死了。
孔子问:那你为什么还选特朗普呢?
“红脖子”说:因为川宝不搞民主党的苛政啊!
孔子转过头对弟子说:看到了吗,民主党苛政猛于新冠病毒也!
对政治学或传播学了解的读者,一定知道拉扎斯菲尔德所做的著名的“人民的选择”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让西方人对政党借助大众媒体的宣传效果所恐惧,可是,当拉扎斯菲尔德真正对1940年美国大选研究后却发现,政治宣传对选民投票的影响并不大。大选前半年的政治宣传,仅仅改变了8%的选民的立场,大多数人是被强化或激活了原有立场。真正决定选民政治倾向的,主要是经济社会地位、宗教信仰和城市/乡村的地域差别。
虽然这个研究现在看来有些粗糙,后世也有不少学者对其修正或批评,但其基本基调是没问题的。决定一个人政治倾向的,首先永远是现实的经济问题,而后是长期的文化道德传统,所谓的政治宣传和洗脑,只是辅助而不起到决定的作用。
而且,贫富差距越大,人们就越会关心现实的经济问题,其他因素可改变的也就越小。现在是美国历史上贫富差距最严重时期,所以,2016年有6300万人投特朗普,今年有6900万。即便特朗普最终输掉选举,那也只是说明讨厌他的人变多了而已,喜欢他的人在这四年,在新冠期间,没有任何动摇。
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推行全球化政策。但这一政策的实质,是让美国的资本家去剥削全世界劳工。
曾经的美国,小企业主居多。一个小镇有数千或数万人,几个工厂还有配套的超市、加油站、保龄球馆等吸收了大部分就业。成年男性高中毕业就能去厂里工作,一个人养活一大家子毫无压力。剥削规模较小,加上当时工会力量的强大(一个原因是,本地的工厂更容易形成工会),使得美国贫富差距控制得不错。那时候,想要进入美国富豪榜,往往要几代人上百年的积累,如洛克菲勒家族。这也是“红脖子”们认可的,经典的“美国梦”模式。
然而,80年代以来的全球自由贸易政策,大量美国企业离岸外包,跨国公司崛起,高新科技和金融行业崛起,比尔盖茨、扎克伯格们成为首富只花了不到二十年,华尔街和硅谷成为最受欢迎的地方。伴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政治经济地位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美国基尼系数变化图。自八十年代以来一路走高 ,贫富差距成为发达国家之最
80年代后宽松的信贷政策,使得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蓝领们勉强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水准,但08年金融危机又摧毁了这镜花水月。
此时,一向号称关注社会公平,关注弱势群体的民主党,却彻底转向了左翼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他们把关注重点放在种族、性别这样的身份政治和环保、动保这样的“进步”议题。对于蓝领工人的窘境,要么视而不见,要么则嘲笑他们的保守、落后、粗鲁、受教育程度低……曾经是美国代表的“红脖子”们发现,自己在民主党眼中的地位,不仅不如老黑老墨,现在连小动物们都比不上了。
此时,出现一个全力为他们说话,顺应他们价值观的特朗普,不选他选谁?
新冠肺炎造成的痛苦和死亡固然可怕,但结构性压迫造成的痛苦和死亡——如失业、贫困、犯罪、家庭破碎等,同样是可怕的。
特朗普的政策不一定能为他们解决这些问题,但他在全力关注这些问题,并且说到做到:说修墙就修墙,说贸易保护就贸易保护。这就足够了。
可悲的是那群建制派精英们。2016的大选并没让他们吸取任何教训。在短期的日哭夜哭后,他们只是把16年归结为一次意外,归结为支持民主党的年轻人投票率低,归结为特朗普利用媒体洗脑,归结为社交媒体产生的“回音室”现象,并催生了大量“算法霸权”“算法伦理”的研究,甚至归结为俄罗斯操纵大选这种脑残的阴谋论。他们无比渴求一场大胜,来证明自己没有问题,只是4年前出了个小小的意外耽误了美国。
很少有人去真正反思,这几十年来美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出现了哪些问题。
笔者曾多次提到这么个观点。建制派精英们的特点是,一旦某政治事件合他们的意,那就是民主的力量,而一旦不合他们的意,那就是zz宣传洗脑的结果,民众也就一夜之间由“公民”变成了能够被随意操控的乌合之众。而那个不合他们意的政治领袖,也会被描述为一个不学无术却精通大众操控术的恶魔。
但其实,任何一个zz事件都是有因有果的。无论它是否合自己的意,都要把它看作是有因有果的事件,探求其背后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改造这个社会,而不是只会日哭夜哭哭死董卓。
当然,也不是没有反思的人。文章最后为大家推荐一本书:《故土的陌生人:美国保守派的愤怒与哀痛》。作者是一名社会学家,对几十名“红脖子”做了深入的访谈和调查,形成了数千页的访谈记录,在此基础上完成的这本书。虽然他的叙述和分析仍有精英知识分子的色彩,但这些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被遗忘了几十年的,曾经美国社会的绝对主体们,经历了什么,驱动他们成为极端保守派的原因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