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今天是香港著名报人、武侠小说作家、政治活动家金庸去世两周年的日子。2018年的10月30日，他在香港去世，享年94岁。
金庸1924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一个书香门第，本名查良镛。金庸二字，就是镛字拆开的意思。
海宁查家，600年书香门第，名人辈出。金庸本人是查升之孙查揆的后裔。
1944年，金庸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6年秋，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并被调往《大公报》香港分社。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1948年的迁居香港，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据说，他曾经到北京投考当时的外交部，想做外交人员，但有人告诉他，他的家庭出身恐怕会影响他的这个选择，于是他转身南下，去了香港。
确实，他的父亲在后来被作为反动分子被镇压。后来邓小平接见他，提出要为他父亲平反。金庸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最初的明报，为什么了生存，登载的都是凶杀八卦等内容。再就是他连载的武侠小说。
在那个时候，武侠小说不像现在有那么高的社会地位，是为下层民众写的阅读物。金庸一生以自己是报人为骄傲，虽然为他带来更多名利的是武侠小说。
明报随着发展，越来越关注政治，特别是金庸执笔的明报社论，明窗随笔，是当时香港报章著名的言论窗口。
金庸骨子里是中国传统文人，书生，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这一类人骨子里的血脉，所以，通过报纸影响社会，影响政治，甚至通过小说影响人心，都是金庸骨子里的追求。
1985年起，金庸历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之一，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1994年，受聘北京大学名誉教授。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2007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荣誉教授 。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2010年，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
金庸晚年著作等身，社会地位极高，仍然去剑桥大学读博士，但终其一生，他本色是书生。
02
金庸一生有三段婚姻。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相识于1947年的杭州，当时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副刊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金庸编理《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杜冶秋写了一封信去：“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金庸于是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小姐杜冶芬。
1948年3月，《大公报》派金庸到香港工作，征求杜冶芬的意见，杜冶芬答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肯。杜冶芬3月27日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由于附近不远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生活幸福的写照。
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他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金庸晚年承认。两个人婚姻失败，是因为女方感情出轨。
金庸第二任妻子朱玫(又名璐茜)，是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金庸年轻11岁。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而金庸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也正是创立《明报》之际，朱玫与金庸共患难，成就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两人已有二男二女共四名子女，朱玫除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华人夜报》创刊时，她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76年1月《明报月刊》10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道，“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
当时《明报》办得颇具规模，金庸的婚姻却出现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
离婚后，1998年朱玫于香港因病去世，替她拿死亡证的是医院的员工。金庸曾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
这一段婚姻的失败，缘于金庸的出轨。
金庸的第三任妻子林乐怡比金庸小29岁，认识金庸的时候才16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认识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朱枚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
金庸后来送她出国读书，两个人相伴终老。
人生的缘分，有很多时候，真的如三毛说的那句话，不可说，不可说。也正如《笑傲江湖》里的那句话：
各有因缘莫羡人。
03
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过自己内心里的伤痛。那是他的大儿子査传侠在美国自杀的消息传来之后。他写到：
张无忌不是好领袖，但可以做我们的好朋友，事实上，这部书情感的重点不在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和张翠山之间、谢逊和张无忌之间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也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候我还不明白。
金庸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身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之后他亲自去了美国，把儿子的骨灰接回香港安葬。
那时候，金庸正与第二任妻子朱梅闹离婚。有一种说法是查传侠为父母的离婚而伤心自杀。另一种说法，是他和在旧金山的女朋友吵架，一时想不开。查传侠小时候就产生了人生很苦的厌世思想，但金庸不但没有阻止，还觉得这是儿子早慧的表现，因此事情发生后，金庸追悔莫及。
1977年7月，金庸写《侠客行》后记，还是无法释怀：“1975年冬天，在《明报月刊》十周年的纪念稿《明月十年共此时》中，我曾引过石清在庙中向佛像祷祝的一段话。此番重校旧稿，眼泪又滴湿了这段文字。”
那是一段什么样的话，让他不禁洒泪？
书里的情节是石清和闵柔两夫妇找到石破天，却错认为石中玉，看到石破天神思恍惚，以为他得了什么病，于是向庙里的佛像祈祷。
那段话是这样的——
“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要，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
只可惜，石清可以和石破天父子团聚，而金庸却不能了。
这就是真实的人生。
04
随着当时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因为明报在当时华人社会的影响力，金庸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1973年春，金庸访问台湾时，尽管蒋介石因重病在身未见他，但蒋经国与他进行了深谈。金庸本人也主张和平统一，他曾在视察杀气腾腾的金门之后感叹道：“我一生如能亲眼看见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金庸发出的爱国之音得到了回应。1981年夏，北京邀请金庸回大陆访问。在这次访问中，金庸提出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了邓小平那里，他在报告上批示：愿意见见查良镛先生。
有网络文字这样记述当时的会见：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香港《明报》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能见到敬仰已久的邓小平，金庸当然十分兴奋。他郑重其事，早早起床，梳洗一番，穿好西装，打好领带，然后带着妻子林乐怡和一对子女，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邓小平穿着短袖衬衫，已站在福建厅门口迎接。
一见到金庸，邓小平就立即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满脸笑容地说：“欢迎查先生回来看看。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是历经磨难才终成大事，这是人生的规律。”金庸满面春风，对邓小平微微躬身行礼，握住他的手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您，感到荣幸。”一番寒暄之后，金庸将家人一一介绍给邓小平，邓小平连说：“欢迎！欢迎！”并问孩子们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在哪里读书等。两个孩子分别作了回答。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邓小平和金庸全家在迎客松的巨幅画像下合影留念，然后到福建厅坐下会谈。邓小平见金庸穿着西装，便说：“今天北京天气很热，你脱了外衣吧，咱们不必拘礼。”
邓小平对金庸说，中国以后的三大任务是：在国际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完成祖国统一；搞好经济建设。金庸表示经济建设、民生发展最为重要，邓小平亦表示赞同，认为经济建设是其他两大任务的基础。两人谈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时，邓小平说，六中全会召开时间之所以延迟，是因为《决议》还未写好，写《决议》经过反复讨论，最大的一次讨论会有4000多人参加。写《决议》的目的是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表示，世界上有100多种社会主义，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谈到金庸父亲查民卿当年在 “镇反”中被错杀一事，金庸连连点头：“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并表示父亲的命运只是改朝换代之际的悲剧，自己已淡然不记“前仇”了。
会谈持续了一个小时后，金庸起身告辞，邓小平亲自送他离开。两人边走边谈，到了大厅外，还站着谈了一会儿。邓小平握着金庸的手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当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邓小平与金庸会谈的消息，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轰动一时。当年9月，《明报月刊》同时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记录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此书出版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版3天后就告罄，连续加印了两次。
金庸回到香港后，立即给邓小平寄去了一套全新的《金庸小说全集》。在邓小平会见金庸后不久，金庸小说在内地“开禁”，并很快成为畅销书。
对金庸而言，这次会见影响巨大，他说：“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2018年，金庸去世时，还是彼时的香港。两年过去，世事真的如金庸笔下的文字所言：
你看那天上的白云，聚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如斯。
家国天下，尽是书生本色。可惜，这样的书生本色，毕竟是绝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