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华门的卡夫卡
希望多年后的我，在看建国100周年的献礼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建成的献礼档时，能回想起这个看完《金刚川》后的未眠夜。
笔者用了一段时间，见缝插针地看完了今年十月档的《夺冠》《我和我的家乡》以及今天新鲜上映的《金刚川》。看的越多，想说的越多，一些话就在脑海里不断环绕、一些话如鲠在喉。那么就顺着笔者的鲠，说说我们的电影。（警告：以下内含大量剧透）
缺乏认同感是拧巴的核心因素
《金刚川》是今天抽时间见缝插针看的，天书说我这种拼命看电影的行为“很有精神”，笑。本着客观评价的态度，我先说说这个电影好的地方。
如果排除某导演兼编剧的各种操作给人造成的反感，这部片子应该能给出一个还不错的分数。在摄影摄像方面,《金刚川》的色调、光影、构图和明暗交错，完全符合故事推进、视角转换的种种叙事需要。而配乐也起到了加成作用，无论是适时的钢琴独奏“一条大河波浪宽”，还是最后抒情地《英雄赞歌》，都有着与时俱进的作用。
在切入的视角里，同样也有讲究。无论是第一个面对美军空袭的步兵班班长刘浩（李九霄），眼中美军战机的高傲与不可一世，还是饰演高炮班班长关磊的吴京出场第一个镜头--后颈的汗珠，以及高炮排长张飞（张译饰演）面对炮弹匮乏的为难，都从侧面展现了到底敌人有多难打。
实际上，全片没有正面和美军的战线攻防，美军的强大体现在这些方面。甚至连隐喻都是如此，步兵班长刘浩、高炮班长关磊、高炮排长张飞，整一个刘关张三英战吕布，而美军就是那不可一世的战神吕布。（我个人不喜欢这种，但是只是个人观感，我觉得单就这一点来说还上升不到世界观扭曲的程度。）
影片的几部分从多角度反复呈现了战争的惨烈和我军的艰难，将先辈的流血牺牲展现的非常充分。须知，金城战役已经是抗美援朝的后期，已经是我军战争条件大大改善的时候，而金刚川渡河又只是一个侧面，是后方行军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以小见大，可以说是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一种有效的遮瑕手段。这种遮瑕手段同时也是影片第二部分拍摄的主要思路。
据悉，影片第二部分（对手）导演为郭帆，第三部分（高炮班）导演为路阳。在第二部分的篇章中，郭帆成果的刻画出了一个完全符合好莱坞经典人物形象的“西部牛仔飞行员”，为了成果的凸显这种刻板印象式人物，郭帆还给他戴上了“不科学牛仔帽”。但这个篇章最成功的部分是，当西部牛仔以为自己蛮牛冲锋式决斗击倒了对手后，被突然一击的高炮射击打死。如果是正经美国片，这里肯定不科学，太克苏鲁（狗头）。这种死法就是欲抑先扬了，通过对个人英雄主义的美军飞行员的充分褒扬，来体现我军防空兵那更加坚韧的战斗意志。
至于路阳导演所展示的关张二兄弟之间的战斗情谊，和防空兵的意志品质，也展示了其自电影《绣春刀》以来的一贯水准。不过，笔者的太太觉得，张飞从炮位上下来，折腾了一番，又折腾回炮位上，然后断了胳膊的人一个人操作了高炮，以剑客一击的形式击败了对手，固然有凛凛侠气，但却稍有不尊重战士之嫌。家里一位长辈曾参与自卫反击作战，打的就是高炮二号位，对这一段很不认同。觉得战士的极限是蹲一个射击窗口，而不是这样一个人凭借信念和意志操炮。
然而这些好的方面说的越多，在某些方面的不当和拧巴，就越让人感觉不适。
首先，整场战斗中上级和政工干部是隐形的。我军有提级指挥、指挥前移的传统。像这样重要的场合，集中了工兵连、配属步兵连、配属高炮连的渡口浮桥，是需要更高层级的军官来协调和指挥的，特别是全师都需要从这个浮桥渡过金刚川，安然的等待下级军官执行命令、等待过河，这是容克军官团的传统，不是我军的传统。再者政工工作是贯穿始终的，即便出于剧情和前线潜伏需要，没有政工宣传，没有政工剧情，至少，应该有个教导员、指导员出现吧？
其次，在影片的展开过程中，剧情前后充满了不符合逻辑的地方。本人消遣时看过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起码证实了笔者一个想法就是起码陈凯歌尔冬升这些大导演同样是讲人物逻辑剧情逻辑的。那么，《金刚川》最后的第四篇章所出现的，志愿军面对美军的狂轰滥炸之下，为了力保浮桥不失，用战士们层层架叠搭建一个浮桥，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弱智剧情。美军对木桥都会采取炮击、空袭等多重手法，为什么面对人桥，B29的航空炸弹就失去威力了？难道真的是精神原子弹？
须知这种叙事是完全的果粉手法，“我死人多所以我牛逼”，“美军看见我们不怕死于是就不敢/不想/不愿意再打我们了”。不怕牺牲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决胜条件之一，是因为不怕牺牲所以我们才能打胜仗而逼迫敌人停战，而不是因为我们不怕死人多、所以美军出于人道主义签了停战协定。笔者的太太形容这一段是“尴尬到窒息，糊弄事儿式的煽情”。
返回去查了查编剧，果然也是管虎大导演，怪不得这么拧巴。管导演管编剧从根子上不认同这件事，导致他缺乏共情，也在意识形态上不赞同，这也就导致了从故事创作到分镜头再到镜头语言呈现，都毫无保留的呈现着管导演那种“既要又要”的拧巴感。
反过来说，管大导演这世界观，也确实只能是一个果粉。就在《八佰》的时候，笔者也始终觉得讲死亡讲牺牲是对的，问题是不能白死。当年国军最脑瘫的地方在于，将士们大量的流血牺牲是白死。如果抽离出牺牲的意义，片面化、绝对化牺牲这一绝对概念，是逻辑错乱。管大导演无论是在《八佰》，还是在《金刚川》，都喜欢绝对化牺牲本身，比如上面这个镜头画面，油画质感，一种西式宗教圣徒献祭的感觉。他们的牺牲就是牺牲，而不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笔者看到这里，其实感觉很不舒服，甚至可以说难受恶心。这就像那种沉迷于京观、浮世绘的人的审美，是异常可怕的。他们与沉溺于人皮艺术的纳粹艺术家，有什么区别？
意识形态立不住是普遍现象
上文是笔者当天看完金刚川的观影体验。但回忆一下十月份观看国的另外两部片子，《夺冠》与《我和我的家乡》，实际上都不同程度上存在有这样的问题，即缺乏认同感造成的意识形态混乱，意识形态混乱之下导致整个故事要么支离破碎，立不起来，要么别别扭扭，难以言表。
先说《夺冠》。
《夺冠》的导演是香港导演陈可辛，算是港岛导演里面不多的几个能把大陆戏拍好的人，但由于本身的世界观价值观背景，可以理解其讲不太好真正的集体主义故事。这部电影其实可以一分为二，一部分是袁伟民担任主教练时的中国女排，另一部分是郎平担任主教练时的中国女排，中间用了陈忠和的2008冲金失败作为衔接。八十年代的故事相对好拍，只需要如实地呈现历史，因为真实的故事本来就足够感人，否则也不会有什么“女排精神”了。（当然像管虎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学的比香港同胞还差的“RedⅡ”那真是奇葩）
但问题就出在更贴近我们现在的当代部分。首先是2008年郎平率美国队击败中国队，赛后缺乏理智的球迷大肆辱骂郎平“卖国贼”（口型），这个场景的出现最核心的意义是对民族主义的批判。“（电影里）几分钟前郎平还为中国队、为中国争取了荣誉，是国家英雄，下一秒就突然变成卖国贼”。这里并非是给郎平的内心冲突戏做铺垫，因为没必要。参与创造老女排“五连冠”辉煌的郎平，内心深处无疑是骄傲且热爱的，根本不需要球迷骂她卖国贼来激发斗志。
另外是对朱婷人物的刻画。朱婷为什么打球？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父母。但这样的目标很显然是存在上限的，片中朱婷一度没有进步就是如此。后来郎平训斥朱婷，让朱婷想明白，“你是为了你自己打球，不是为了成为第二个我”。但另一方面，在里约奥运会备战周期里，郎平又让女排的姑娘们到当年的场馆找感觉，找目标和信心，但是当代国家队为什么打球却还是“羞答答、欲拒还迎”地说不清楚。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直接互动，根本没交代。这就是本片在立意上所短缺的问题，讲不好“个人梦想和集体梦想有机统一的中国梦”。这样的问题实际上还存在于动画电影《姜子牙》中，其导演过度纠结于“电车悖论”就是明证。
甚至从更深的一个层次来看，电影本身是否定集体主义的，是否定过去的。整个电影的时间叙事是线性递进的，世界是不断发展的，从禁锢式的集体主义发展到“更人性、更多元”的“自由现代社会”这样一种世界观。当女排成绩下滑时，剧中出现了“要求加强管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知和改进措施。其实这里隐含的，就是影片导演本人将官僚主义、集体主义和禁锢主义混为一谈。官僚主义从本位和自我方便出发，以简单粗暴的禁锢模式进行管理，这和集体主义并不是一回事，然而导演本人其实并不清楚。
再谈《我和我的家乡》。
这部电影是继《我和我的祖国》之后的又一部单元制影片。某种程度上来说，影片采取单元制的方式，是为了降低难度进行投机取巧的一种方式。笔者对“规模”这一概念进行过深入的解读。实际上，电影也是同样的道理。规模越大，越鸿篇巨制，越容易出错。那么，为了规避风险，我就不拍一部规模完整的电影，我改成竞赛短片那种形式，是不是更安全呢？当然如此。
去年看《我和我的祖国》的时候，笔者认为评价最高也是相对争议最少的应该是黄渤主演的《前夜》（升旗）和张译主演的《相遇》。这恐怕是因为这两部分的背景故事全国上下有着比较一致的认知，导演本人不可能当然也不敢有什么奇怪的理解。而其他部分，则要百花齐放得多了。
而《家乡》则面对地是更大的现实困难。本片想烘托的主旨是新时代下包括党员在内的先锋模范们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种种先进事迹。但由于主创人员本身对脱贫攻坚实际上接近一无所知，即他们除了了解“脱贫攻坚”这四个字外，剩下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因此展现出来的，是五个单元剧，每部单元剧本身充满了导演自身擅长的特色和包袱，如徐峥的囧式搞笑情境，开心麻花们所擅长的麻花式笑料包袱，邓超的贫嘴和王宝强的傻料。用抖包袱和煽情，回避挖掘更深层次的意义和主旨。
看着这部电影，笔者本身看出了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因为好像不是在看献礼片，而是在看“葛大爷”（北京好人）、看“囧系列”（最后一课）、“唐人街探案”（UFO）、“分手大师or恶棍天使”（回乡）以及开心麻花的系列剧（神笔马亮）。这是因为主创者本人的风格已经成为了这道快餐上最深最重的烙印，而缺乏对脱贫攻坚、对乡村振兴本身理解的创作者们，巧妙地回避了回答问题。特别是第五单元“神笔马亮”这一部分，由于对脱贫攻坚缺乏共情，马丽所饰演的秋霞在最后的升华部分缺乏基础、毫无逻辑的进行了连续跳跃，硬生生地连拔高度，看得人鸡皮疙瘩直冒，这样的“主旋律”，无疑是“冒泡了”，只能起到反作用。
因此，一方面来说《我和我的家乡》是一部成功的献礼片，因为大家看完以后好像一瞬间确实更热爱家乡、热爱祖国一点点了，但从另一部分来说，在新冠疫情肆虐而世界日趋动荡的今天，好像没有你这部片子，事情也同样会发生。那么，这部片子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讲好中国故事
坚持人民立场，讲好中国故事。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今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笔者和太太聊天，就说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笔者的太太觉得，一方面来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侧重点，比如说五六十年代的主旋律电影，许多放在今天仍然是经典，但今天的电影电视剧作品，不可能还按照五六十年代的方式来讲故事，因为“时代变了”，因此要牢牢地挖掘时代本身的特色和内核，突出能够和时代共鸣的特色；另一方面，影视剧本身讲故事要有坚实的内心世界观，因此讲的故事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讲故事的人怎么认识这个故事，这将决定讲故事的人怎么去讲。笔者深以为然。
我有一个在某央媒担任记者和编辑的多年老友。他告诉我，从2018年开始，上面反反复复、多次的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但实事求是地说，这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一方面，当多年来盘根错节的旧关系深植于这个文化艺术范畴里面，看上去掌舵人将舵盘向左打了一下，但经过复杂的传动之后，好像船纹丝不动；另一方面，则如今年的《金刚川》一般。立项只有几个月就要上映献礼，无暇打磨之下，执行者自己也选择了最稳妥的方式，用最大的市场主体（华谊），又不够放心，于是再拉上俩最好的新生代导演郭帆和路阳。于是拼盘式的电影就出现了。其他的电影，银幕效果可能是在一个比较小的区间内波动，而这个就波动幅度特别大了。
某种程度上，笔者也很同情一些叛逆的，敌视我们或者最起码不友善看待我们的华语圈文艺工作者。因为他们会很痛苦。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会越来越痛苦。如果他们还需要吃我们的饭，在我们设定的“中国故事”“人民立场”的背景下跳舞，那就更让他们痛苦。想到这一点，想到他可能比我更痛苦，我觉得其实我释然了很多，哈哈。
我们这些年很喜欢用“XX是中国元年”，这种模式来体现一个转折关系。但其实国产影视剧作品的意识觉醒，可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然而，就像当代中国社会本身的多元一样，影视剧不太可能回到完全是主旋律的年代。特别是考虑到文化艺术作品即便再资本化，也不可能像流水线生产商品那样直接而决定性，主创者个人的情感倾注仍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即便《流浪地球》《红海行动》《战狼Ⅱ》市场大爆，但文化资方在我们观众看来也就是比无动于衷强一点的原因。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画红线，底线比立标杆还要重要吧。毕竟，面对一个可能成功的案例，资方或许是犹犹豫豫的，但面对一个必然失败的案例，资方的态度绝对是坚决的。最起码，现在在艺人的私德管理上，已经表明这样的红线管理是卓有成效的。笔者同样相信，中国故事会越讲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