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当局“立法院”上演全武行，2017年
作者：陈畅/李健华
编辑：李墨天/戴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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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网友演示用爱发电操作流程
进入70年代，石油危机冲击下台当局提出了基础设施的“十大建设计划”，同时开始推进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第二次进口替代时期”， 兴建了铁路电气化、核能发电厂、高雄化工等项目，解决了发展瓶颈。从1951年到1985年，台湾地区跻身亚洲四小龙，GDP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0%，外汇储备一度仅次于日本。
在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展现了为西方世界侧目的经济增速，甚至一度被冠以“东亚奇迹”，各路研究浩如烟海，影响因素纷繁复杂，但本质上依然可以归结为一点：在相对平稳的内外部环境中，制度、劳动力和资本三大要素红利轮番上阵，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完成产业升级。
一方面，“耕者有其田”背后实现了劳动力在农业与工业二者间的部门转移。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转移的大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开始发力密集劳动加工进口原料和半成品，凭借更廉价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但最关键的角色是，制定产业政策、大力投资教育的强势政府。
繁荣的出口贸易带来了充沛的税收与外汇，同一时期，台湾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人才回流，许多华裔工程师从美国顶级公司和高校回到宝岛参与经济建设。
在此基础上，台湾向全球高科技领域发起了挑战，开启了日后被大陆官员们反复钻研学习的“产业升级”。
豪赌：电子产业
1913年出生的山东人孙运璿毕业于哈工大电机工程系，年轻时最大的愿望是当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后来国民党败退，孙运璿颇受重用，官至台湾当局“交通部”部长、“经济部”部长与“行政部门院长”，一度被列为小蒋的接班人。
“十大建设计划”期间，孙运璿作为关键人物操盘了桃园机场、台中港、南北高速公路的布局，将深受石油危机影响的台湾经济从0.6%的冰点增速，提升至1976年的11.5%。
石油危机后，东亚国家“技术自立”的呼声越来越高，眼见韩国从60年代还在模仿、消化、引进外国技术到70年代已经搭建出完善的独立研发体制，孙运璿大手一挥，提议效仿韩国建立“科技研究院”。
台湾地区科学园区分布及开发情况
1974年2月，孙运璿与一位台湾政界高层，以及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研究室主任潘文渊三人相聚于台北一家豆浆店，经过短短一小时的交流讨论，孙运璿就做出决定：把半导体产业作为台湾此后发展的重心。就这样，整个台湾的产业升级，被这一场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对话给彻底改变。
6年后，新竹科学园区设立，后来被誉为台湾的“硅谷”。同一年，作为台湾半导体人才的摇篮，台湾工研院出资5亿新台币建立联华电子，成为台湾首座4英寸晶圆制造公司。
又过了两年，孙运璿邀请远在美国的张忠谋回来担任工研院院长一职，后者在德州仪器当了十多年三号首长，禁不住一把手的诱惑回了台湾。
1987年，56岁的张忠谋决定再野一把，成立台积电。也是在这一年，台塑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抵押了房子买下了硅谷的一家小公司，更名为为威盛电子。一时间，大大小小的电子企业不断涌现，随着一张张“拼图”的连接，台湾电子产业的版图变得逐渐清晰明朗。
台积电在晶圆代工领域的起步，得益于美日芯片之争。当时，美国存储芯片行业被日本人揍得无法自理，只好发力CPU等逻辑芯片。
不同于存储芯片强一体化的要求，逻辑芯片可以将设计、生产环节分工，这就为台积电带来了机会。1988年，英特尔送来第一笔大单，并对200多道工艺进行了指导，可谓资金扶上马，技术送一程。
身为台湾晶园代工的鼻祖，彼时的联电尚可与台积电平起平坐，可随着台积电在自主芯片制程研发上的突飞猛进，1995年联电决定放弃自有品牌，完全转型为纯晶园代工企业，准备与台积电一搏。两强相争下，以代工为中心的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如一石激起的涟漪般向外扩散。
威盛主的要业务则是计算机主板芯片组，这个领域长期被Intel等巨头把控。为了对抗英特尔，王雪红将公司搬回台湾，经过持续的投入，成功推出了性能优异，价格低廉的芯片组。在上世纪末，全球有70%的电脑主板芯片组印有威盛电子的Logo，巅峰时期一度被称为“台湾英特尔”。
与此同时，广达、仁宝、华硕等台湾电子企业也在主板制造领域迅速崛起，王雪红成立了另一家名为宏达电的公司，也就是后来的HTC。
90年代前后，在经济展露一派新兴气象之际，台湾股市上演了一出5年25倍的指数狂飙和8个月暴跌80%的行为艺术，泡沫破裂的同时也结束了台湾经济近40年的高速增长。
不过，由于彼时台湾地产中投机需求较小，金融机构在股市中的介入程度并不高，让台湾没有就此走向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2002年，台湾当局再度提出“两兆双星”战略，其中“双星”指数字内容与生物科技两大“最具发展潜力的明星产业”，“两兆”则更加具体，即在2006年，让半导体和面板两大优势产业的产值都跨过一兆新台币的大关。
仅仅两年过去，台湾半导体产业总产值（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就达到了1兆1400亿元新台币，成为全岛第一个“兆元产业”，芯片代工、IC封装和IC测试占有率更是位于全球首位。一年后，光电产业产值突破1兆，达到1兆1289亿元新台币。
彼时的台湾，用我们很熟悉的一句话形容，就是“形势一片大好”。
扼杀：两兆陨落
世纪初的台湾电子产业，引以为傲的还不是台积电。
当年的宝岛双星，一个是面板企业友达光电，其利润罕见的超过了业界霸主三星和LG；另一颗星则是从代工起步的DRAM产业，2008年，台企的出货量达到全球1/4。三星一把手李在镕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决定亲自赴台“考察学习”。
接待李在镕的工研院院长对前者的评价是“很客气、认真好学，低头一直做笔记[1]”。李在镕前脚考察完，后脚金融危机爆发，三星开了一个高层内部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叫“Kill Taiwan”的计划。
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就像它的名字一样野心勃勃：先灭台湾DRAM存储芯片，再灭台湾面板，最后灭了富士康和台积电。有台湾媒体问郭台铭怎么看韩国人的“Kill Taiwan”计划，郭台铭义正词严地回应到：真要来了，我就用关公的大刀砍回去。
2009年，危机余波中的日本DRAM企业损失惨重。尔必达董事长跑到台湾，寻求联合抗韩，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马英九起喜出望外，顺势抛出了大整合方案，却遭到了内部的强烈反对，导致投资上畏首畏尾。
三星趁势出手，依靠财阀的背景大肆扩产打价格战。最终尔必达破产，台湾DRAM产业遭到重创，上万亿投资打了水漂，全台人均亏损5万新台币。
紧接着，三星的大刀又砍向了台湾面板产业。金融危机前，台企与三星一度联手操纵面板价格，打算狠宰大陆一把，结果欧美反垄断调查开始后，三星直接跳反举报了台湾同行，四家台湾企业被欧盟罚款194亿新台币，反倒三星混了个污点证人的身份，免于受罚。
“两兆”相继受挫，也暴露了台湾电子产业的脆弱性，其中既受产业特征影响，也受外部依赖过强使然。
不论是DRAM产业还是面板产业，由于产品标准化程度高，用户往往是谁便宜就选谁，反而使其表现出重资本投入的强周期行业特性。这就导致企业必须持续的大规模资本投入，一面抢占最新技术，一面形成规模效应摊低成本来获取价格优势。
看似光鲜前沿的电子产业，赚的却是实实在在的辛苦钱。价格战一触即发，前一天还是牢不可摧的价格联盟，隔夜就上演互相递刀的反叛戏码，对于核心技术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台湾，危机更为强烈。
台湾DRAM产业依赖美国的技术授权起步，在此后20余年时间里却从未摆脱外部依赖。力晶半导体依靠三菱授权得以筹建DRAM生产线、台塑依靠日本充电气技术授权成立南亚科技、茂矽电子与西门子合资设立茂德电子，设备制程却完全由西门子提供。
面板产业同样如此，2006年，全球五大LCD面板厂商中，韩国的三星和LG占据两席，台湾的友达光电和奇美电子占据两席，另一位为日本夏普，但那段时间，LCD面板领域的研发专利中，79%都由韩国企业所创造。
更加可惜的是，股价一度超过诺基亚的HTC，还没等三星出手，就遭遇了美国的专利狙击，业务严重受损。“台湾Intel”威盛电子也在正牌Intel的专利屠刀下奄奄一息。
随着大陆华为、小米、OV等品牌崛起，不肯放下身段做中低端机型的HTC再无翻身仗可打，反倒是抓住大陆市场的华硕、技嘉、微星，在PC领域都如鱼得水。
有意思的是，为了保障供给和统战的需要，国务院相关部委曾在金融危机后的2009年，组织大陆彩电厂商主动赴台采购面板，表达了“大陆优先采购台湾面板”的善意，意向金额高达44亿美元。但善意换来的，却是前文中台韩厂商联手提价。
随后，商务部一边调查韩台厂商的价格操纵行为，并在2013年给出了处罚；一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液晶面板行业扶持政策，最终结出硕果。如今的台湾面板企业，已经彻底沦为三流，昔日台湾“面板五虎”之一的华映光电，在去年以破产告终。
而在DRAM领域，美国与韩国的三星、海力士、镁光，合计占据市场近95%的份额，几乎已经没有台湾企业什么事了。
金融危机后，全球电子产业巨头开始谋划摆脱高成本的日韩供应商，同一时期，国务院主导的中国电子产业振兴计划出台，天量财政扶持呼之欲出，大陆电子产业开始承接产业链转移，迎来历史性拐点。
两岸：我中有你
2018年7月4日早晨，200多名来自台湾嘉义、屏东、台南和云林等地农民，坐着大巴浩浩荡荡北上到台北。先是在“立法院”集合，一路高喊“民进党不倒，农产品价格不会好”口号，最后走到“行政院”门前怒砸凤梨，表达愤怒。
与此同时，帮农民卖水果成为竞选的重要筹码。那会儿风头正盛的高雄市长候选人韩国瑜，高举“货出去（大陆市场），人进来（大陆游客），高雄发大财！”竞选大旗，承诺为绝望中的农民杀出一条生路。
农产品滞销一直是台湾老大难问题。1982年，台湾香蕉产能过剩，台当局情急之下大腿一拍，直接把20万箱总共320万斤的香蕉送到军方“内部消化”。
直到2005年，大陆宣布给予台湾15种水果零关税地位，问题才有所缓解。2011年马英九时期，台湾水果再次滞销，海协会副会长郑立中亲赴台湾，洽谈采购水果数量和金额，首批采购200到300公吨，解了了燃眉之急。
两岸高层在台湾农产品上的你来我往，很大程度上也给大陆网民留下了“台湾经济依赖大陆”的印象。事实也确实如此，只不过不是仅有55万就业人口的农业，而是塑料橡胶、化工、医疗设备等台湾传统优势产业。
2018年，台湾地区光学、医疗设备对大陆的出口占到产品出口总额的59.1%，位列第一，化工、陶瓷玻璃、塑料橡胶分别以46%、44.1%、33.6%的比重紧随其后。
但另一方面，大陆其实对台湾也有一定程度的进口依赖，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基地，台湾在2018年贡献了大陆高达31%的集成电路进口额，大陆是台湾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今年的台积电“断供”事件，更是给大陆的半导体产业上了真金白银的一课。
如今，大陆在经贸方面已经拥有台湾关联的四重身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顺差来源地、最大对外投资地。两岸在经贸上的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蔡省长上台后，曾祭出过一个“新南向”政策，旨在拉拢东南亚和澳洲诸国，摆脱台湾经贸过于依赖中国大陆单一市场局面。但几年下来，被视为样板工程的“中油”印尼与印度项目接连搁浅，台湾地区对东南亚的投资增长，甚至还不如马英九时期[9]。
东南亚投资不利，台当局又开始鼓励台商进军中南美洲，蔡省长一度表态说，“即使不投资，当观光客也可以。”
唯一取得成绩的是旅游方面，今年1到8月，“新南向”国家赴台游客达到41.3万人次，增长显著。但要知道，2015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创下418万人次峰值记录，占当年台湾入境旅游总人数40%。光是大陆游客就为台湾创造的72.3亿美元外汇，就能占到台湾GDP2%。
一年后蔡省长当选，大陆游客便骤减至350万人次。去年7月，文旅部宣布暂停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至于原因，文旅部的解释也称得上言简意赅：鉴于当前两岸关系。
事实上，“新南向”政策之所以有一个“新”字，是因为这种老套路在李登辉和阿扁时期都提出过，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上半年，东南亚占台湾总出口15.8%，还不如两年前的17%。反倒是大陆占台湾总出口比重上升至42.3%，创下十年新高。
真是应了那句“个人的努力，历史的进程”。
尾声：台湾未来
1989年底，王永庆秘密访问大陆，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亲自接见。王永庆顺势向邓公提出，在厦门海沧兴建大型炼油与石化厂，计划投资70亿美元。邓小平当即拍板，在海沧划拨出1万公顷土地支持引进台塑，并在漳州另外准备5000公顷土地作为预备。
会面结束，总设计师高兴地说：“如果台湾能来两三个王永庆，那两岸的事情就好办了[8]！”
王永庆与邓小平
出于保密的需要，大陆方面将这一项目命名为“901工程”，上下高度重视。朱相为顺利推动海沧计划，一度准备把各省已经开建的十四个轻油裂解厂项目停掉，全力为台塑让路。
1992年11月6日，中央和台塑就所有投资条件达成一致，选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合作成功，准备与王永庆签署文件。
没想到此举惹怒了李登辉，台当局直截了当地威胁王永庆：假如台塑与大陆签署有关协议，那么“行政院”将停止台塑旗下三家公司的股票交易、冻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高层人员出境。在如此重压下，王永庆被迫放弃签约，海沧计划就此夭折。
1996年台海危机的档口，李登辉更进一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戒急用忍”政策，即在台企对大陆的投资中，凡是高科技的项目、5000万美元以上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
直到2001年，这一政策才被“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所取代，但当时中国大陆面临的局面，是入世谈判落槌，美国枪口转向的“历史性机遇”。
之后的十年，是两岸关系回暖的一段时期，也是两岸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的十年。那个“来两三个王永庆”就能让事情更好办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正如前文所述，对台湾的批评，大多集中在台湾孱弱的基建和三天两头的拉闸限电上；而对台湾的赞扬，则多为生态环境、风土人情和“小确幸”。
但当我们用大陆的基建成果对比台湾时，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是，我们其实在享受与人均GDP不匹配的基础设施，人均GDP与中国相仿的墨西哥、俄罗斯、土耳其和巴西，在中文互联网或多或少都是被嘲讽的对象。“基建狂魔”的称号和北上广深的繁华背后，是几代人的筚路蓝缕。
另一方面，“小确幸”自然也是一种活法，台湾的购买力平价（即PPP）位居四小龙之首，高达5.7万美元。23800新台币（约5500元人民币）的基本薪酬，加之长期处于低位的通胀水平，使得岛内服务业价格非常低廉。大陆游客的各种游记里，“台湾物价低”几乎是共识。
但如果纵观整个台湾经济，会发现“小确幸”的基础，实际上是第一代企业家们打下的基业，能够给社会持续提供税收、福利和就业。但随着台湾在面板、手机等优势行业挨个被击败，互联网和新能源等新兴行业里的全面缺位，“小确幸”能够维持多久，要打一个问号。
2008年10月，王永庆在视察美国公司期间猝然离世，海沧计划的流产成了他的一个遗憾。他晚年陆陆续续捐出30亿人民币，以推动在大陆兴建一万所希望小学，去世前五个月，台塑集团向汶川地震灾区捐赠了1亿元善款。
三年后，王永庆之女王雪红依靠HTC手机一鸣惊人，荣登台湾首富宝座。当年的余承东还不太会发微博，雷军尚属于富士康看不上的小客户。同一年，被台当局列为“重大投资项目”的国光石化遭到大学生抵制，游行的标语上写着“要生蚝，不要石化”。
又过了三年，马云现身企业家台北峰会，对着在场的台湾企业家说：“过去15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领域，出现了15年前从没见过的人，从没见过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台湾这15年，好像没听见过什么新的企业和新的企业家。”
一代不如一代，显然是台湾辉煌与落寞的最好注解。而那些起落浮沉的命运，也终究会在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一代人如是，一座岛亦然。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彼岸如此，此岸亦如此。
参考资料：
[1]《已成四小龙之尾，台湾为经济边缘化焦虑》，环球在线，2006.
[2]《新中枢确立后的盈利和市场——中国台湾篇》，方正证券，2020.
[3]《两次金融危机对韩国与台湾经济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孙喜运，2013.
[4]《中国台湾正利用从大陆学到的快速致富计划来发展台湾滞后的经济》，福布斯，2017.
[5]《新竹科学工业园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分析》，李淑、李卫华，2013.
[6]《台湾往事：台湾经济改革故事，郭岱君》，2015
[7]《遭遇大停电台湾“黑”了 金句“亮”了》，新华社，2017
[8]《筚路蓝缕：王永庆开创石化产业王国之路》，黄德海，2007
[9]《蔡英文“新南向”干啥了？台媒：卖了900美元香蕉》，2019
[10]《文旅部回应暂停赴台个人旅游试点》，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