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MC事件背后的AIDS疾控危局 | 新潮沉思录

最近，成都市MC浴室这一事件把大家的目光都带向了男同性恋人群这一长期游离于主流视野之外的特殊群体，也引发了人们对当地疾控工作的担忧。今天沉思录请两位疾控工作者聊聊。本文讨论范围仅限aids疾控现状本身，不涉及群体价值评判。由于相关原因，一些最新数据无法太详细。

在研究领域，“男同“的确切称呼为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MSM），具体又可细分为男性同性兼异性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and women, MSMW)和单纯男同性恋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only, MSMO)。由于男男性行为人群往往具有性伴情况复杂或多性伴、无保护性行为较为普遍等特点，其艾滋病的感染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于这一人群艾滋感染的现状，早在2009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就曾表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尤其是同性性行为，它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

当前，艾滋病已经成为我国乃至全世界所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根据UNAIDS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球现存活艾滋病感染者为3800万，2019年新发感染人数为170万。在我国，截至2019年10月，我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95.8万例；1-10个月，全国进行了2.3亿人次艾滋病检测，新诊断发现艾滋病感染者13.1万，其中，异性性传播占73.7%，男性同性性传播占23.0%，性传播持续为最主要传播途径。考虑到男性同性人群在人口中所占比例非常少，可见传播比例之高。

在艾滋病传播扩散的当前，自2013年起，全国每年新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HIV/AIDS）中，超过20%为同性传播，在部分省市，这一比例可以达到50%-60%。而据估计，中国处于性活跃期男同性恋数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人群的2-4%，由此也可以看到，艾滋病疫情在男同人群中的快速进展。

UNAIDS的数据显示，男男同性性行为人群感染HIV的风险要高于一般人群，达普通男性人群的27倍。而部分MSM人群迫于传统社会观念以及传宗接代的现实压力而选择结婚生子，部分性取向为双性恋和异性恋的MSM，也会同女性发生性行为。据相关调查，由于大量男同目前仍未出柜，很多男同性恋即便结婚了，也仍与同性伴侣保持着男男性关系。在2006年举行的一次全国61个城市的调查中，男同性恋的性活动也纳入了调查范围。调查显示40%—74%的男同性恋都会和女性发生性关系，艾滋病的传播存在进一步向普通人群蔓延的风险。

早在1993年，北京就曾发现男同把艾滋病感染给妻子的案例。已确证的患者是否能在性行为中做好保护措施，目前尚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手段，主要仍依靠个人的道德约束，大部分地区对于是否将结果告知配偶也无强制要求。对于恶意传播，取证困难，婚内、婚外传播的现象难以杜绝。如果说过去男同性恋结婚，同妻受到的只是生活中不幸婚姻的折磨，那么现在患病率不断上升的艾滋病则已成为她们生命的潜在威胁。

由于男性的性活跃期比较长，因此在同性恋社交圈中，小到几岁的小学生，大到6070多岁的老人，年龄跨度也非常广。目前从调查结果看存在低龄化和老龄化两极发展的趋势。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近5年我国15岁-24岁青年学生HIV感染者年均增长率已经达到35%。

根据《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31%的大学生发生过插入式性行为，首次性行为的平均年龄在18-19周岁之间，发生过性行为的大学生中平均性伴侣人数达3.14人，每次性行为都采取避孕方法的大学生只有56.98%，可以看到多性伴、无保护性行为等艾滋病感染的危险因素并不少见。

当前，我国青年学生艾滋病疫情以性传播为主，主要是通过男性同性间性行为进行传播。中国艾滋病疫情监测数据显示，自２００８ 年以来，每年报告身份为学生的病例数中，小于１5岁的学生感染人数基本稳定在210～250例，且绝大多数都属于母婴传播感染。15岁及以上的学生HIV 感染人数逐年稳步快速上升，相较于２００８ 年的５２７ 例，近五年新报告的学生病例数基本维持在3000余例，2015年上半年新报告学生ＨIV感染人数比2014年同期上升了３５％。2014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新报告学生HIV 感染人数超过100例的达到13个省份。

2020年1-6月新诊断的学生HIV感染者中，77％为大专院校的学生，98％为男生；从传播途径来看，主要为性接触传播，其中男男性传播占81％，异性性传播占17％。考虑到患者可能因担心隐私而隐瞒身份，学生疫情也存在被低估的可能。某省市近五年报告的15-24岁患者中，仅20%-40%自称职业为学生，这与这些省份的教育现状并不完全相符。

在某高校的一次社会实践中，一位学生志愿者对高校学生发生首次男男性行为的时间进行了调查，短短数周即调查了百余人，其中近16%发生在高中，约3%发生在初中。与此相对，学校及社会的干预和宣教工作却未能及时跟进。对学生（也包括低龄学生）的性教育，现在并不是一个需要商讨的问题，而是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报告》中，对5万多名大学生性知识题调查的平均得分只有4.16分（满分9分）。目前，多数地区的性教育开展情况尚不够系统和充分，学校灌输式的教育对减少高危行为的作用有限，家长和老师们则仍在纠结性教育是否会使得性行为更早发生。

当前，艾滋病诊疗手段的进展日新月异，原来的“超级绝症”已变为一种可以长期存活的慢性疾病，就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但不同的是，艾滋病是一种传染病，如果不采取适当的预防手段便会传染给其他人。目前中国仍有接近30%的感染者未被发现，这些隐蔽的感染者因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疾病一直处在进展状态，预后令人担心；同时，这些未知感染者也可能成为传染源继续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中，提到了三个90%的要求，即感染者和病人经诊断知晓自身感染状况的比例达90%以上，抗病毒治疗比例达90%以上，抗病毒治疗成功率达90%以上。如能实现，就能达到70%以上HIV/AIDS的病毒水平下降，传播风险也会降低。

就实际而言，难度最大的莫过于第一个90%。目前，疾控等部门采取了很多干预手段及措施来提高对“隐形感染者”的发现能力，比如同伴动员、自愿咨询检测门诊（VCT）、一站式服务和绿色转诊通道等，来鼓励高危人群早检测、早发现、早治疗，改善预后，降低传播。但是，疾控并非强力部门，当前的一系列干预措施也并不具有强制性，“知行分离”的现象屡见不鲜。此外，还存在部分MSM人群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毒后故意传播艾滋病毒的情况。近几年新报告病例的晚发现（发现时已进展至艾滋病期）比例居高不下，对高危人群及其亚人群的干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艾滋病的威胁日益严峻的今天，MSM人群活跃的高危性活动是艾滋病传播途径的重要一环（特别是MSM人群中的已婚人群，是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扩散的桥梁之一）。

正如同新冠疫情的防治工作一样，我们也应当充分认识到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古往今来，传染病的防治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艾滋病患者的数量年年攀升，但相关部门不可能无限制的投入资源。

当前，MSM志愿者等各类社会组织已经积极参与其中，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教育部门的积极支持，重视低龄人群的性健康教育，鼓励学校、家庭和学生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治；我们也希望得到公安系统的支持，对吸毒者等高危人群开展深入、有效的干预。简而言之，唯有引入社会各界力量，不断强化政府主导、多部门协作的机制，同时，采取更多针对性的措施，才能推动艾滋病防治形势迈向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