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去年的某个时候,写过一篇《拥抱》,里面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面对一件事,很多时候,我竭尽全力,也刚刚好够做成,并不能游刃有余,还很狼狈,甚至也没能如愿,心中充满沮丧和忐忑,这样的自己,一点也不潇洒。坐着发呆的我刚刚想象,假若桌子面前坐着这样一个自己,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更真实的自己,这是一个更可爱的自己,一转念,忽然很想绕过桌子,给他一个久久的无言的拥抱。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厌倦了那些所谓的宏大叙事,觉得我对那些东西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反过来,我越来越被那些平凡的小事打动,越来越关注个体生命,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如何活下去。比如,前天的10月12日,是李大夫的生日,他出生于1985年10月12日,今年35岁。
一想到他35岁就死了,而我还能在这个世界上苟活,一方面觉得庆幸,一方面又感叹自己的卑微。
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人,顽强坚韧地活着,虽然如蝼蚁一般,但热气腾腾。面对着这种热气腾腾,我常常感觉到一种惶惑,一种不安,还有一种矫情。我常常问自己,你为什么不能也这样?
是啊,我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呢?还有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我有什么资格,或者说底气,和别人不一样呢?
昨天早上,我走在小区的路上,看到院子里急着上班的人,急着上学的孩子,还有锻炼的老年人,就觉得很有感慨。
然后忍不住在朋友圈写了一段话:
年轻的时候,我曾经以为我会不同凡俗。到头来才发现能活成一个正常的普通人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每每想到这一点,我心里就无限悲哀。
想了想,这话虽然是我说的,但恐怕没有说服力,于是在下面写了这样一行字:by托斯托耶夫斯基。
天知道托斯托耶夫斯基是谁。
02
也是在前面提到的拥抱里,记录了一段黄磊和周迅的故事:
1999年12月31日,《人间四月天》拍完,他和周迅去台湾一个偏远的小镇宣传,那时人也没什么名气,戏也还没火。夜里回程台北的路上,俩人包一辆小面包车,车开啊开,周迅困得不得了,突然车里的广播响起。黄磊记得很清楚,广播说的是,你们知不知道跨越千禧年的时候你跟谁在一起,你将和他一生纠缠不清。
“这时开始倒计时,我才意识到跨年了,八、七、六、五⋯⋯我就看着她,她就冲着我笑,她说咱俩纠缠不清,我说不会吧,咱俩,二、一,我们俩手拉着手,跨了一个千年。我说新年快乐,她说磊哥新年快乐。”
从台湾回来,两个人没有往来,10个月后,他们双双接到了《橘子红了》的剧本。黄磊忽然发现原来纠缠不清是在《橘子红了》里面,而那个半年的纠缠不清像一辈子那么长。
《橘子红了》最后一场戏,俩人诀别,戏里周迅怀着黄磊的孩子,他们那天来得很早,面对面坐着,还没拍,周迅就哭,黄磊也掉眼泪。那场戏拍完黄磊觉得很累,心脏不舒服,他跟周迅说自己去影棚门口抽根烟,周迅跟出来,也抽烟。就在那个门边上,黄磊说,“她站在我旁边,忽然我觉得像过完一辈子,两个人站那儿像过完了一辈子。”
那之后,黄磊只见过周迅很少几面,在明星云集的活动现场。他说周迅总是明星当中王冠上的最璀璨的一颗小珠子。“她一看见我,就喊磊哥磊哥,跑到我这边,有时坐我腿上,有时坐沙发座儿上,坐我旁边。”
黄磊有些高兴,又有些怅怅的,他说起自己喜欢在片场看书,周迅很崇拜,常常找他聊天,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半月谈”,半个月长谈一次。“但是后来这半月谈,半年也不谈,现在快半生都过完了。”
03
手机备忘录里,记录了易伟在微博上分享的一段话,大意是讲如何结束一段关系:
1、无论多么不如意或断离舍,保护自己的元气,爱自己;
2、无论多少客观因素导致不达预期,对外采取自嘲法则,主动承担责任,学艺不精呗,还能如何?不强调人人皆知的客观部分、环境部分、外因部分;
3、在结束任何事情时阳谋是最小的成本。公开、透明的陈述出来,给所有投资方、股东方、员工方、业务合作方,甚至家人。一个版本、一封信、不隐藏任何暗礁、不给信息不对称额外发挥;
4、做好这件事再思考下一局,转局,因为在这一局之前就应该想到的。所以如果重新开始,则应该多阶梯迭代后面的三到四层了。赋予每一层迭代概率和路径成本,做好核心选择,带着希望等待。
5、任何时候都别忘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要表达出来。而且没有弥补一说。
6、你永远无法令所有人满意。支持你的“好人”中间还有不足够懂你的,而懂你本身就很奢侈了。至于“坏人”,指望他们讲好话?也许是妒忌,也许是纯粹无聊,都不值得你花费一秒钟去在乎。你在乎的是当下,做好当下该做的每一步。
7、强者自救,圣者渡人,你我这些不额外聪明的普通人,至少心态上也要是强者。
显然是鸡汤。但对一些人来说,确实是内心的准则。因为我愿意去按照这样的准则去生活,哪怕被人笑话是书呆子,书生气。
04
前天在《听歌的人最无情》里,我贴了一段河森堡谈论曾国藩的话:
我小时候,家里长辈、同学家长或者父辈同事什么的往往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喜欢看曾国藩,仿佛他是很多中年人的偶像。
随着年龄增长,我也渐渐能理解当年那些大人们为什么迷他,因为曾国藩太能让走入社会的人带入自己了。
如果一个人出身寒微,他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出逆天改命,曾家一直到曾国藩父亲那辈,几乎没有过什么叫得出名字的大人物,老爹更是被乡里鄙视,甚至还成为了做人的负面典型,最后怎样?曾国藩不一样成了晚清第一重臣?
如果一个人学业坎坷,他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出苦尽甘来,曾国藩多次参加科举,连个秀才都没考上,甚至还曾经被主考官把考卷挂出来骂,最后怎样?不还是考进社会科学院(翰林院)了吗?
如果一个人仕途不顺,他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出大器晚成,曾国藩当年起兵报国的时候,还没把太平军怎样,自己先被清军一顿羞辱戏耍,和太平军交手后被揍得提不上裤子,以致想自杀而不得,最后怎样?不一样成就不世之功?
如果一个人委屈一生,他能从曾国藩身上看出身后留名,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名誉是多大的折损?之前的荣誉风评几乎扫地荡尽,旧友故知纷纷翻脸割席,最后怎样?不还是得了“文正”这一谥之致美?
很多委屈的、内忍的、、不服气、不甘心的成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都能够从曾国藩的一生中找到自己的安慰和憧憬,因为曾国藩就是清朝那样一个内卷化社会的理想榜样,残酷地管束自己,克制自己,用道德伦理把自己死死箍紧,然后再用这样重压之下塑造的人格去吃苦中苦,为人上人,最终换来世俗意义上的极大成功。
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对曾国藩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像体脂率、血压、发量等指标一样来判断其是否步入中年。
如果你对曾国藩的事迹不感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我觉得这用不着可惜,其实是件好事。
我不是做学问的人,对所谓心学、曾国藩没有潜心研究过,但躬身入局,在尘世上活到今天,看多了了世事沉浮,最大的感悟是,在一个内卷化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从世界到内心,格不动世界,就去格自己的心,然后想实现所谓的内圣外王。其实是很无奈的事。
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求。其实很矫情,也很无奈。
格来格去,格格不入。
05
旧约里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观念意识的东西,很多就是主观的东西。但作为一种生命形式,作为在尘世的一段旅程,生命是什么呢?
我思故我在。
就像沈从文去世后,他的遗孀张兆和在翻检他的遗稿的时候,才感叹地说: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地理解了从文。
也正是基于此,在沈从文的墓碑上,才有了这样的文字: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能理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