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加迪(Bugatti),世界顶级跑车。旗下那款威龙,中国大陆的落地价在4000万左右。
尹喜地是中国第一辆布加迪威龙的所有者。事实上,布加迪,尹喜地有好几辆,至于其他豪车,更是不胜枚举。由于每一辆车的车牌都以“JC”开头,因此尹喜地也被叫做“精彩哥”。
尹喜地的父亲是重庆首富、重庆力帆的创始人尹明善。力帆从摩托车起家,随后进入汽车、足球、地产,再进入新能源汽车。力帆只生产低端车,最有名的是曾提出“汽车论斤卖”。
算下来力帆要卖掉1000辆汽车才够尹喜地买一辆布加迪。
尹明善1938年出生,从整个中国历史里穿行而过。20岁,因为“资本主义倾向”的言论入狱,坐了20年牢。40岁,当英语老师、靠编辑图书的赚到了第一桶金。赶上一个匮乏的中国,从做发动机、摩托车起家,当上工商商会会长、重庆政协副主席,著名的“红顶商人”。
力帆因为拖欠一笔56.3万的货款,被告上法庭,最终走向破产重组。
衣公子打听了一下,50万,大概也就布加迪做一次保养的钱。当然,开过跑车的都知道超跑很费轮胎,如果要换轮胎,50万还不够了。
精彩纷呈的公子,大起大落的首富,4000万豪车的轰鸣和50万货款的诉讼,交织在一起,就是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
重庆力帆的坍塌,如一块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其中最醒目的一块,是新能源汽车骗补。
尹明善曾经说过,傻瓜才不抓住现在的机会搞新能源汽车。
在工信部的处罚决定中,力帆申报补贴的新能源汽车中,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共计2395辆,涉及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14亿元。不仅不补,工信部直接取消了力帆乘用车2016年申请补助的资格。
在工信部2016年的调查中,93家新能源车企中有共有72家涉嫌骗补,问题车辆总数76374辆,涉及补贴总金额92.707亿元,平均每辆车骗补12万。这还仅仅是涉及中央财政的部分。
翻一翻中汽协的官方数据,201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一共才33万辆,也就是说,每四辆车就有一辆骗补。
比如,当初中央财政给6-8米纯电动中巴车补贴标准为30万元/辆,地方往往会1:1再补30万,也就是说一辆车可以获得补贴60万元。
骗补的方式简单粗暴,首先把车价人为定高,索要高额补贴。由于质量差、价格高,根本卖不掉,怎么办?不用担心,方法有很多,比如虚构销售,没完工先上牌,违规办理行驶证,再或者自己成立一家租赁公司,买自己的车,车辆尽管闲置,但是补贴落袋为安。
由于电动汽车已经被披上了振兴中国工业的大旗。我们往往觉得,一定是个别卑劣的个人在钻空子,而行业大方向是好的。就像国产电视剧中,二把手可能是心术不正的坏人,但是一把手肯定大义凛然、心向红旗。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可以看到上海嘉定区法院的一则判决书。被告人项某在担任上海新能源汽车数据中心综合部主管期间,利用负责审核新能源车企新车型数据接入符合性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受贿。
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写着,向项某赠送现金、购物卡的包括奇瑞、比亚迪、广汽、上汽、北汽、吉利、长城、东风特汽专用车、宇通客车、金龙等知名大企业的员工。
2016-2018年,正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最疯狂的两年。
补贴的大方向是“退坡”,但是每次都阻力重重。在中国工业“弯道超车”的美丽说辞之下,是另一个不能说的秘密:补贴高,骗补严重,企业依赖补贴胜过依靠创新,自主品牌的新能源汽车技术差性能低、大量闲置。
“哪里有补贴,哪里就有骗补”,新能源汽车的剧情正在半导体行业重演一遍。
2014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超过石油,并成为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随后,《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出台,1380 亿元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俗称“大基金”)问世。
”中兴事件”之后,举国造芯。“华为危机”之后,更是高潮再高潮。
大基金两期的规模都是千亿级别,算上在地方和资本市场撬动的投资规模,应该已经超过一万亿。
根据国际半导体设备与材料产业协会(SEMI)的报告,2017-2020年,全球共投产半导体晶圆厂62座,其中26座在中国,占比42%。
南京德科玛,投资30亿美元的晶圆厂项目,沦为欠薪、欠款、欠税的“三欠公司”,7月申请破产。
成都格芯,投资100亿美元的晶圆厂项目,搁置了19个月之后正式停业,最后的74名员工拿了N+1补偿。
德淮半导体,投资120亿元建设的明星项目,立志于“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欠薪和停摆,目前的主要精力在应付涉及腐败的调查。
武汉弘芯,总投资1280亿元,锁定14纳米以及7纳米以下先进逻辑芯片和系统集成。2018、2019连续两年入选“湖北省重大项目”。先是因拖欠工程款,3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被查封。紧接着,公众发现持股90%的大股东实缴资本为0。
写到这里,本可以戛然而止。但是单单控诉“有坏人”,会让人意犹未尽;想要深入分析一番,又不敢。
剑就不要拔出来了。用剑鞘,点到为止地说一说——产业_政策。
林毅夫,是产业_政策的支持者。最核心的观点是,尽管大多数政策都失败了,但是尚未见不用产业_政策而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
产业_政策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往近了说,2009年十大产业振兴计划后果是严重的产能过剩。
为什么都失败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比如衣公子以前的文章也常提到,40年代IBM在发明计算机之后大胆预言全世界只需要六台计算机就足够了;90年代的比尔盖茨不看好互联网;21世纪“登月第一人”阿姆斯特朗认定SpaceX回收火箭的方案是个蠢主意。
你看,连耕耘在产业第一线的专业人士人都无法预测未来,更何况高高在上的庙堂乎?
具体一点来说,行业经常面临技术路线纷争,比如,生态做闭环还是开源?电池用三元锂还是磷酸?这时候,政策支持哪条路线呢?支持错了,那可不得了;如果每条技术路线都支持,不仅浪费,而且扭曲了市场价格,阻碍了优胜劣汰,反而帮了倒忙。
事实上,实现创新唯一的途径是经济试验的自由,而不是将整个行业锁定在预定的路径上。
这和大家的直觉正好相反。不过,你不妨看一看身边,被保护、被扶持的产业中国品牌往往没国际竞争力,最典型的就是汽车,而开放、自由竞争的产业,中国品牌基本都冲出去干翻别人,比如手机、家电。
不过,多年来,林走到哪里都被奉为上宾,而张常感慨去部门“没人理他”。其实,看似争论了30年,其实早就盖棺定论了。
半导体是高度专业分工的行业,开放和拥抱国际分工一定是首选。如果非说,如今国难思良将,那也值得我们思考,半导体需要什么样的支持政策。
产业_政策的概念来自于日本。半导体人常常羡慕日本在50年代的产业_政策,开放市场,但是外来者必须和日本企业合资,并且开放技术。很快,日本不仅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反过来,用价格战把美国货杀得片甲不留。
首先,后来大量翔实的研究显示,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是失败的。迈克尔·波特等人发现,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_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深受产业_政策的严重影响。尤其是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_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等,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
日本有“失去的十年”。大多数失败,不正是依赖过去成功经验的结果吗?
再者,日本“必须合资,必须开放技术”,这一套,已经学过了,但是由于这和国际规则冲突,给国际关系种下恶果。这里的得失,不能展开,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被日本杀得血流成河之后,美国政府牵头成立半导体制造技术联合体(SEMATECH),由仙童+Intel创始人、商业和科技领袖诺伊斯挂帅。经费上联邦政府出一半,企业出一半,研究成果共享。
这个“产业_政策”,有两个影响,第一半导体制造逐渐模块化,生产和设计逐渐分离,催生了Foundry/Fabless的新商业模式,“芯片代工之王”台积电就是因为抓住了这场变革的机会。
第二,促进了基础科学的突破。和日本产业_政策不同,SEMATECH的模式是大企业集中研发,减少浪费,成果共享。美日对抗之后,日本科技不再引领科技变革,而是转为专注细分行业,出“隐形冠军”。但是美国科技界新意不断。
政策制定者,喜欢把林毅夫奉为座上宾,但是连林毅夫也强烈反对ZF对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以及土地市场的干预,因为这些行为严重扭曲了市场价格。即使在林毅夫的说辞中,产业_政策也应该着力在基础科技的投入上。
苹果在1976年推出的I型计算机,是受惠于1960-1970年代美国政府支持的计算机技术的研发成果。21世纪的iPod和iPhone也要感谢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
更简单的说,乔布斯的成功是受惠于基础科技突破带来的成功,而不是因为直接和美国政府合资办企业。
相比于处处开花,到处建厂,妄图复制一个台积电,产业_政策更应该把重点放到个体企业难以做到的烧钱多、耗时长的基础科技研发,比如中国最稀缺的先进光刻机、工业软件、底层IP、电子设计。
光刻机之王ASML现在是印钞机,但是企业创立前二十年,没有赚任何钱,却是典型的碎钞机。——这是需要产业_政策支持的。
而基础软件、工业软件,不怕您笑话,如今根本招不到人,不仅因为相关专业毕业生稀缺,而且还要面对腾讯、阿里、华为工程师程序员百万年薪的竞争——这更是需要产业_政策支持的。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外籍院士、微纳电子科学家马佐平前段时间接受DeepTech深科技采访,提起“恨铁不成钢”的往事。
当时他听说大基金成立,托朋友约到人,建议拿出5%的钱搞基础研究,虽然一时未必有收益,但 10-20 年必能见效。 可对方并未采纳他的建议,而是花钱买公司、建厂子。他透露,“大基金”曾想收购镁光科技(美国最大电脑存储芯片制造商),于是大量购买镁光股票,但引起镁光科技的警惕,最后收购不了了之。
他还担心,部分国内半导体基金的顾问们,常常带有私心,有的又当裁判、又当球员。马佐平说,“明明都失败了,十几年来,出主意的人还是这些人。”
半导体历史上,妄图复制旧模式的尝试都被拖下了水,所有的成功和逆袭都来自基础科技的突破。ARM多惨啊,一直活在英特尔的阴影之下。如果循着英特尔的路径走,只会把自己玩死。
英特尔X86 用的是复杂指令集(CISC),ARM错开,投入精简指令集(RISC)。终于,功耗小,成本低的特点,帮助ARM成为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的大赢家,逆袭英特尔。
这场封锁,首当其冲的是华为。任正非肯定最有发言权。面对困境,任正非提倡的第一点还是开放、合作。
任正非从来没有说要搞一个大陆台积电(熟悉半导体行业规律的人会知道,这也不可能),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加大基础科技地投入。华为那么困难,还是开百万年薪招徕科研新人。
好的产业_政策是去构建一个好的基础设施,往近了说,是投入基础科学。往长远了说,是投资教育,培养人才。往深了说,要做好更底层的基础设施,那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用法律保护知识产权和一切。
中国半导体需要突围的,既有美国的封锁,也有一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