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之外说“八百” | 猛哥

首先开宗明义：

 

从电影艺术讲，《八百》总体尚可，在及格线上，若干场面出彩，但依旧没有摆脱“怂人觉醒＋照片＋遗书”的套路，煽情过度，前后脱节。

 

如果您有闲有钱，可看。但不看，也无甚遗憾。如果您是历史控，甭看，闹心。

 

好，接下来，就扯些闲篇。

 

 

1

                   

 

湖北有个县叫通城。

 

通城，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在早前，但凡多省交界，治理多脱缰，如有群山，尤易啸聚，向来是反对者的温床。

 

1927年8月，罗荣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组织鄂南暴动，建立了黄袍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中共通城县委和通城县苏维埃政府。

 

通城暴动造就了一位共和国元帅（罗荣桓），一位开国上将（黄永胜）。

 

很多年后，罗荣桓回忆说：“‘马日事变’后，鄂南暴动，有些党的骨干逃出来了，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城市里存在不住的也跑到军队来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学生。党代表有我一个，我是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我搞的通城暴动，当时就是气愤，不服气，搞了几百支枪。”（《罗元帅对古田会议的回忆》）

 

通城暴动后，罗荣桓率农民自卫军开赴湘赣边，参加秋收起义，再之后就上了井冈山，成为毛泽东的战友。

 

罗荣桓是最早逝世的元帅，毛泽东亲自参加追悼会，撰《七律·吊罗荣桓同志》，其中有一句“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足见罗在毛心中的地位。

 

罗荣桓跟随毛泽东在江西苏区浴血奋战时，通城县苏维埃主席万顺富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他有个儿子叫万连卿，受乃父影响，加入了儿童团。

 

1934年, 万顺富为掩护部队撤退，肩膀中弹被捕，惨遭杀害。

 

那年万连卿14岁，无依无靠，被时任通城县县长的贾廷申保了下来，并收做干儿子。之后将他送到湖北保安团通城县保安大队当了警察。

 

 

2

 

 

当万连卿穿上警服时，250公里之外的庐山，国民党军官训练团第二期毕业了。

 

其中有一人操客家语，仪表堂堂，他叫谢晋元。

 

谢晋元，生于广东梅州，少时家贫，但上进，考入中山大学，1925年在声援“五卅运动”的游行中，目睹周恩来组织的黄埔军校学生示威活动，深受震动，毅然投笔从戎，入黄埔军校四期。

 

谢晋元特别崇拜周公，“周主任为人师表，乃做人的楷模也”，深受影响。

 

黄埔军校在大陆共办了23期，最牛逼的是第一期和第四期。

 

其中，黄埔军校四期毕业人数比前三期加一起还要多，代表人物有林彪、张灵甫、谢晋元、胡琏、李弥、刘玉章、赖传湘、高魁元、文强、洪水、唐天际、郭天民、曾中生、刘志丹、伍中豪、邱维达、段德昌……

 

十几年后，林彪一人就把一众学长和同窗们都挑翻了。

 

不过，当黄埔军校四期生参加北伐战争后，林彪只是一个见习排长，谢晋元却屡立战功，升为副营长。

 

再之后，两人命运分野。

 

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在红军队伍中迅速崛起，谢晋元则被调入十九路军，随军驻扎上海。

 

十九路军很彪悍，领头人是蔡廷锴和蒋光鼐，敢打硬仗。“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上海虎视眈眈，十九路军严阵以待。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6000人分三路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蒋介石想以外交谈判解决战事，十九路军被迫从上海撤下，调到福建剿共。

 

蔡廷锴等人不愿与红军作战，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遭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士兵大都收编进中央军。

 

但谢晋元依旧被重用，选入庐山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进入中央军88师。

 

 

3

 

 

1938年武汉会战前，蒋介石亲掌的中央军有三个王牌师，清一水的德式装备，分别是87师、88师、36师。

 

87师首任师长张治中，88师首任师长俞济时，都是国民党大佬。

 

抗战后，87师师长王敬久，88师师长孙元良，皆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却背地里互扎刀子，蒋介石为方便节制，在两师各抽部分人马，并为36师，师长为宋希濂，还是黄埔军校一期生。

 

尽管87师和88师的前身都是蒋介石的警卫团，但相较之下，88师最拽，盖因孙元良深受蒋介石器重。

 

孙元良尽管毕业于黄埔军校，从参加北伐战争开始就贪生怕死，冒领军功，可一路高升，全凭一张脸。

 

原来蒋介石选择将领的标准循自曾国藩，注重外貌和谈吐。概而言之就是能说会道的帅哥。

 

孙元良有多帅呢？黄埔军校开学时，他被选为仪仗队成员，出门迎接孙中山。

 

如果觉得还很抽象，那就看看他儿子秦汉（艺名），能把颜值巅峰期的林青霞迷得不要不要的，魅力堪堪。

 

秦汉泡妞，撩完就跑，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让林青霞20年的青春喂了狗，跟他爹一个德行。

 

孙元良打仗也是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只要战况不妙，他就跑得没影儿。

 

打完淞沪会战，88师还有残部6000人，南京会战中，被安排坚守雨花台，战斗惨烈，孙元良想跑，被宋希濂的36师（担任督战队）持枪截停。

 

接下来孙元良的去向就是一个谜了。

 

宋希濂特看不上他的这个同学，在回忆文章中说，日军攻陷南京后，孙元良躲进一家妓院，认老鸨为干妈，待风声稳定，乔装打扮出城，躲过一劫。

 

此说存疑，日军占领南京期间，烧杀淫掠，孙元良藏身在红灯区，岂不是自投罗网？

 

另有一说来自原88师军械处主任葛天，他著有《我所知道的孙元良》，说孙元良能够躲避日军屠杀，是靠一个叫卢则文的同学，“卢则文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使馆工作，孙元良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的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进公使馆，连他的卫士亦不知，恐怕这个可耻的消息被别人知道”，后来“他化装成一个马车夫，通过下关离开南京到了苏北的韩德勤部，然后转到汉口。”

 

《淮海战役史料汇编2》有一则关于孙元良的记载，颇为有趣：“个性敏捷、骄傲自负，作战勇敢，指挥果断，但其平庸。统驭部下爱用手法， 以封建关系团结四川部队，爱用逢迎下流之辈，其处事极为精细，在蒋匪反动集团中颇具声望。属蒋嫡何应钦派，与何及顾祝同历史较深，为孙震之侄，生活奢侈，讲求享受， 贪污，爱铺张，特好女色。身材高大，无明显特征。”

 

由此可见，无论是同学，同僚，还是对手，都看不上孙元良。

 

摊上人品如此猥琐的师长，88师的结局可想而知。当南京会战结束后，6000残部仅剩不到500人，虽重建，但再也不是王牌主力。

 

孙元良照旧风生水起，凭借叔叔孙震的关系，另谋要职，最后一路跑到台湾，娶娇妻、开工厂，活了103岁，顶着最后一个抗日名将的头衔离世。

 

管虎拍摄《八百》之前，还专门去台湾找秦汉，让他讲讲其父英勇抗战的细节。

 

呵呵。

 

 

4

 

 

淞沪会战，国军70万PK日军20万，结果伤亡27万人，丢了上海。

 

此战，87师伤亡15000人，四次补充兵源；88师只剩下6000人，五次补充兵源；36师保存完好，但在一年后的武汉会战中打没了。

 

此后，国军德械师退出历史舞台。

 

客观讲，淞沪战争前中期，88师还是很硬气的，坚守闸北，死磕日军。无奈，淞沪战争是蒋介石亲自指挥，最终打得稀巴烂，惨烈至极。

 

淞沪会战结束后，蒋介石曾在开封军事会议上说明战略意图，“我们此次为什么要在上海作战呢？就是要打破敌人的战略，使他们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集中兵力侵略我们华北。”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和金融中心，对于保卫南京和江浙都有重要意义。蒋介石亲自审定的《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即说，“该战区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

 

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没问题，但蒋介石并不想认真打，而是寄希望于国际调停。

 

1937年10月30日，国联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蒋介石希望"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并促使英、美允俄参战"。

 

龙云回忆，一次宴会上，汪精卫问蒋介石：“这次中日战争发生在北方，怎么上海也打起来了？如此岂不成了两个战场，我们的兵力够使用吗？”蒋回答：“在北方打仗，国际上是不大注意的；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引起国际注意。”因此蒋介石判断，“国军如能在上海多保卫一二个月，将可引起国际方面的干涉和支援，因而应不惜牺牲，尽力固守上海。”

 

唐生智后来说蒋介石亲口跟他讲，“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

 

李宗仁在回忆录里也说，淞沪战役完全是“对国际局势判断的错误。在蒋先生想来，上海是一个国际都市，欧美人在此投下大量资金，如在上海和敌人全力血战一番，不特可以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

 

为等待调停，蒋介石先后三次下令停战，都无结果，但他并未放弃，还通过英国记者，对外表示，“国际间对于现时中日两国不宣而战之战争，有干涉之必要……此种国际干涉，非完全为中国，实为谋国际整个之安全。”

 

无奈英美诸国根本不care，蒋介石只得通过不断扩大战事，以求获得列强关注。

 

日本明白蒋介石的企图，东京总参谋部制定了“十月攻势”的作战计划，要赶在10月30日之前结束上海的战斗。

 

日本出动了四艘航空母舰，3000架战机，军舰火力可辐射整个上海，国军只能充作人肉靶子。

 

即使“一天损失一个师”，蒋介石也准备耗到国联开会。

 

1937年10月25日，大场阵地形势急转直下。日军若占领大场，国军即有被夹击歼灭的危险。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命令全线后撤。

 

但为了给外国人留下中国军队仍在苏州河北岸坚持抗战的印象，蒋介石决定留88师孙元良部在闸北继续作战，把一连一排一班分散，守备闸北的坚固建筑物和郊区大小村庄，并与游击结合，尽量争取时间，唤起国际社会的同情。

 

孙元良多么鸡贼，他对战区司令官顾祝同说，留下一个师是炮灰，留下一个团也是炮灰，但效果相同，都表示有华军坚守苏州河北岸抗战。既然都是炮灰，不如留下一团。

 

顾祝同被说服了。

 

于是，孙元良决定以88师师部所在的四行仓库为固守据点。可就这样，他还玩阴的，实际上只留下一个营，即88师262旅524团1营，让524团团附谢晋元去指挥。

 

1937年10月26日，谢晋元率524团1营进驻四行仓库。

 

 

5

 

 

陈诚后来总结淞沪会战，认为最大的教训乃是“战略殉于政略”，“这次战争战略受政略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

 

战事如棋，蒋介石是执棋人，88师524团1营的官兵们就是一颗颗棋子，在四行仓库进行一场“表演”。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这就像塞纳河上正在进行凡尔登战役，而巴黎右岸尽收眼底却在保持中立；或者葛底斯堡战役的战火在哈莱姆区燃烧，而曼哈顿其他地区却在冷眼观战。”

 

无奈蒋介石还是剃头担子一头热。

 

彼时88师524团1营就是个空架子。故而，524团在撤出闸北之前把新近从湖北开来正在南翔待命的湖北省保安第5团全员补入。

 

湖北保安第五团是1937年在鄂南各县保安队基础上所组建，并于同年8月从湖北调往上海，参加淞沪会战。

 

据统计，88师524团1营官兵中湖北人占了80％，其中通城人150个，蒲圻（今赤壁）人22个。

 

电影《八百》中把开赴上海的湖北兵刻画为一群不知为何而战的游兵散勇，真相如何呢？

 

田际钿，湖北蒲圻人，曾参加过四行仓库保卫战，他后来对当年赴上海参战时的回忆道：

 

开拔的这一天，武汉各界市民在汉口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欢送我团上抗日前线，武汉行营副主任兼中训团教育长、卫戍总司令陈诚亲临大会讲话，勉励我们英勇抗日，保卫国土。会后，陈诚送了我们一面团旗，写有“湖北保安五团”字样。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我们全体官兵雄纠纠地通过市区到大智门火车站上火车。火车载着保安团的热血青年赶往上海，准备参战。经过七天七夜夜行昼伏的长途跋涉，保安团到达上海南翔，等候调遣。9月湖北保安团以补充的形式编入各旅和团，直接上战场杀敌。

 

听听，这掷地有声的讲述。

 

面临日寇入侵，家园沦丧，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电影《八百》中，却把湖北兵刻画为怂货软包，令人作呕。

 

且不提是否尊重历史，单论艺术，这种桥段也是导演想象力贫瘠的表现。

 

湖北保安五团补充进88师524团1营后，万连卿被谢晋元留在身边，担任勤务兵，直到谢晋元后来遇害。

 

 

6

 

 

实事求是地说，放在整个淞沪会战的背景下观照，四行仓库保卫战并不出彩，只有零星小规模战斗。

 

而“宝山守卫战”中，姚子青率600壮士死守孤城、抵抗日军七昼夜，那才是惊天地泣鬼神。（详情可看电影《捍卫者》，比《八百》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四行仓库保卫战之所以更出名，一是背靠租界，打给外国人看，借助外媒扩散；二是同名电影反复夸大宣传。

 

1938年，国军还在节节败退，为提振军心，应云卫导演了《八百壮士》。

 

1972年，日本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台湾当局很愤怒，1975年推出了新版《八百壮士》，林青霞主演。主要情节照搬1938年版《八百壮士》，只是把孙元良塑造为一个“战神”，简直无所不能，即使跑路，姿势也很帅，不知他观影完毕，老脸是否一红。

 

实际上，从1937年10月26日二十四时进入四行仓库，到10月31日凌晨二时完全退出仓库进入租界，88师524团1营官兵在四行仓库中坚持了98小时。

 

根据88师524团1营营长杨瑞符撰写的《孤军奋斗四日记》一文，以及杨景深编，杨瑞符校的《八百好汉死守闸北》一书，期间激战不多，唯有一次。

 

10月28日黎明前夕，有二十余名头顶钢板的日军士兵爬至仓库墙角挖洞，企图用炸药炸毁仓库外墙，在此关键时刻，二排四班副班长陈树生往身上捆绑了好几颗手榴弹，拉了导火索，从五楼窗口纵身跃入墙角的日军士兵中，二十多名日军全部炸死或震死，陈树生壮烈牺牲。

 

电影《八百》中渲染了这个场面，十分感人，也是仅二的好镜头，另一个是古惑仔“刀子”舍命送电话线。

 

据学者研究，四行仓库保卫战中孤军击毙日军的数量应该在100人左右。

 

那么当时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国军人数究竟有多少？八百人的数字又是从何而来？

 

按照杨瑞符在《孤军奋斗四日记》的描述，八百壮士的说法是在28日晚伤员送出后，外界才得知的。但事实是，早在当晚伤员运出仓库前，报纸上就已经称四行孤军为八百壮士或八百孤军了。

 

10月28日的《申报》《新闻报》《大公报》《中央日报》都采用了中央社的报道：

 

闸北我军虽已于昨晨拂晓前大部安全撤退，但此非谓闸北已全无我军踪迹，盖我八十八师一营以上之忠勇将士八百余人，由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尚在烈焰笼罩敌军四围中，以其最后一滴血，与最后一颗弹，向敌军索取应付之代价，正演出一幕惊天地泣鬼神可永垂青史而不朽之壮烈剧戏也。

 

再综合《大美晚报》、《字林西报》、《大陆报》、《密勒氏评论报》关于孤军人数的报道，

 

中文报纸的口径相对统一，大多是采用中央社27日电文中的800人这个数字（来自中央社记者冯有真），而外文报纸从最少的40人到最多的500人（来自记者现场目测估算）。

 

再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记载，并比较《新加坡路中国士兵拘禁营拘禁兵力实况清单》，10月31日进入孤军营中的实际人数为355人。

 

因此：孤军在四行仓库保卫战伊始总人数为420人，在战斗中牺牲或送出治疗43人。10月30日12点撤退前清点人数为377人。在撤退过程中有一定人员伤亡，未受伤而直接进入孤军营的人数为355人。

 

 

7

 

 

三个版本的电影都大书特书杨惠敏渡河献旗。这同样是一个夸大的东东。

 

“我忠勇将士，高揭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国旗，压倒四周之太阳旗，发扬我大中华民族之浩然正气，与国家无尚光辉，此八百忠勇壮士之壮烈义举，已博得全沪中外人士无限之钦敬，并引起最热烈之注意”（《八百壮士安然无恙，我壮士高揭国旗》，《申报》，1937年10月29日第2版）。

 

经《申报》等报刊杂志的宣传，杨惠敏成了一位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并受到宋美龄、张治中等政要的接见。

 

这自然是为了振奋人心。不过即便在当时，对于献旗的经过，也是众说纷纭。

 

据杨惠敏自述：

 

1937年8月初她高中毕业不久，在糖果公司任职，此时工厂停工，她便加入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团，参与难民服务。10月26日晚，她进入苏州河北岸租界，在与英军士兵的对话中，惊讶地发现还有一批中国军队死守四行仓库，并得知他们需要粮食、弹药和擦枪油。27日她再次过桥，“把事先抄好的市商会电话号码包好，丢进四行仓库，叫他们直接打电话向市商会求援”。

 

收到孤军电话后，商会会长王晓籁亲自邀请她一同送物资。在随后的庆功会上，她提出四行仓库上应该悬挂一面象征民族精神的国旗，王晓籁非常赞同，“立即拿起电话，定制了一面十二尺见方的国旗，酒席还未散，那方美丽严庄的国旗已送来了。”她自告奋勇，接受了向孤军送国旗的任务，将国旗裹在内衣外面，再套上制服，入夜后冒着生命危险潜入四行仓库。

 

“谢晋元团附、上官志标副团长、杨瑞符营长，还有好几个高级军官，早已在窗口迎接我。我脱下外衣，将浸透了汗水的国旗呈献在他们面前时，朦胧的灯光下，这一群捍卫祖国的英雄，都激动得流下泪来了！……（谢晋元）他立即吩咐部下准备升旗，因为屋顶没有旗杆，临时用两根竹竿扎成旗杆。这时东方已现鱼肚白，曙色曦微中，平台上稀落的站了一二十个人，都庄重的举手向国旗敬礼，没有音乐，没有排场，但是那神圣而肃穆的气氛，单调而悲壮的场面，却是感人至深的，我一辈子永远也不会忘记。”

 

杨惠敏回忆录中将献旗经过描绘地栩栩如生，但综合曹志功《杨惠敏渡河献旗之真相》、叶春年《给四行孤军送旗的经过》及白广荣《究竟是谁给四行孤军送旗》等文，四行仓库献旗的真相大致如下：

 

10月27日晚上，杨惠敏至新垃圾桥向孤军喊话，在得到孤军要求一面国旗的回复后，当晚将一面尺寸较小的国旗送至仓库。

 

10月28日上午，市商会接到谢晋元来电，要求提供新国旗。晚10点至11点，载有用麻袋包装的物资和大国旗的卡车从商会会址开出，前往四行仓库。

 

10月29日，四行仓库升起两面大国旗，并将杨惠敏所献的小国旗悬挂于窗口。

 

故而，杨惠敏献旗是事实，乘车进入四行仓库，绝非渡河。

 

如果说，1930年代，为配合大局，她说谎尚情有可原。可到1970年代，尘埃落定，还言之凿凿，就别有用心了。

 

杨惠敏后来与影星胡蝶搅合在一起，被戴笠无端羁押多年，险些丧命，与她张扬的性格不无关系。

 

 

8

 

 

历史可以打扮，但真相往往充满血色。

 

1938年版《八百壮士》结尾在升国旗处戛然而止。

 

1975年版《八百壮士》结尾是谢晋元骑上一匹战马，带着整整齐齐的队伍奔向远方，并回首对夫人说，此行要“去南京，去全国的任何地方，为牺牲在上海的弟兄报仇！” 

 

2020年版《八百》结尾是在漫天雪花中，谢晋元高喊口号，带领士兵们慢镜头冲桥。

 

第一版如此结尾，系因导演还不知道“八百壮士”的终极结局。

 

第二版如此结尾，系因导演明知“八百壮士”结局，但非要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自欺欺人。

 

第三版如此结尾，就搞不懂导演所思所想了。倒是有一点可以请教，1937年10月的上海会下鹅毛大雪吗？

 

“八百壮士”足够伟大，完全不用如此强行且拙劣地煽情。

 

那么，真实的冲桥场景如何呢？

 

那是1937年10月30日深夜，88师524团1营官兵撤退，排长杨养正受命担任掩护任务。

 

当时，日军坦克已经封锁了退路，为了干掉敌人的坦克，杨养正从一个战士手中接过一支轻机枪，对准坦克猛力扫射，就在此时，敌人的炸弹落进砖瓦房爆炸，一块弹片正好射到他的左眼。副排长见状，立即和士兵一起将杨养正架起来，撤到租界医院，医生为他换上了义眼。

 

作为最后一个“八百壮士”，杨养正于2010年12月16日去世，享年96岁。

 

管虎自称筹备《八百》十年，原计划2019年上演，那就是2009年开始打磨剧本，难道不知道去拜访一下杨养正？

 

他却偏偏跑到台湾去跟秦汉打听“逃跑将军”的英雄事迹。

 

呵呵。

 

 

9

 

 

杨养正尽管后半辈子坎坎坷坷，但得以颐养天年。可他的团长和他的团却是一曲悲歌。

 

奉命撤退后，“八百壮士”被公共租界工部局解除武装，被软禁于胶州路拘留营四年。

 

1941年，谢晋元被日伪收买的叛兵杀害。同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拘留营，先后将330余名孤军官兵押到月浦、龙华做苦力，1942年4月，又转移至老虎桥俘虏营（原江苏第一模范监狱）。

 

有一次12名士兵越狱，跑到南京中华门时被日军抓住，全被当场残忍刺死。

 

后来，由于战事趋紧，需征用大量劳力，同时也为了不让孤军团结在一起，日军把“八百壮士”分成六批送到各地去作苦工。

 

第一批大约100人，被押到杭州西兴镇养马，其中15名又被调到上饶，后顺利脱逃。（另一说100多人被送到南京东郊孝陵卫日军战地士官学校做工，之后逃掉了近70人。）

 

第二批36人，被运到新不列颠岛的腊保尔港当苦工，后来仅10余人回到故土。

 

第三批87人，被押往芜湖裕溪口，一年后只剩29人，外逃，一部分人加入新四军，一部分北上，仅杨养正等4人抵重庆。

 

第四批约70人，被抽到日军1629部队做工，后外逃，其中大部分人参加了游击队，仅9人辗转到重庆。

 

第五批约200人，被迁到上海，编入日兵营作“使用人”，三年后集体逃亡，辗转抵达重庆。

 

最后一批50人，被押送到西太平洋的新几内亚拉布尔岛做苦工，遭遇最惨，过着非人的苦役生活。

 

此处重点讲讲。

 

二战期间，拉布尔成为日军海空军基地，先后约有1600多位中国军人被送到此地集中营当劳工。

 

田际钿就是拉布尔战俘集中营的幸存者。据他回忆，50名“八百壮士”被送到岛上后被拆散，他们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住岩洞，吃地瓜，生病就等死。

 

日本投降后，只有34名壮士回到上海，14人客死他乡，另有两人，一人被日军殴打致伤，一人精神错乱留在当地治疗。

 

通城人毛炎炳就是34名幸存者之一。辗转回乡后，1950年报名参加志愿军，当时他已经43岁。两年后复员，1975年去世，享年68岁。

 

他还能青史留名，而那些埋在异国他乡的战友却无比凄凉。

 

2008年，一位澳大利亚飞行员在拉布尔附近密林中意外发现有几座墓碑，刻着中文与中国军队标志。有华侨知道后，雇请丛林土著人带路，费尽周折，在一处荒坡蔓草丛间找到了三座中国军人墓碑，其中有两座可辨识碑文。

 

这次意外的发现，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历史。

 

 

9

 

 

饶是那些保全性命于乱世，捱到抗战胜利的壮士们，依旧如浮萍。

 

1945年后，各地幸存孤军纷纷来到上海，可国民党政府口惠而实不至，并无照顾，致使他们流落街头。

 

孤军们的遭遇引起了谢晋元遗孀凌维诚的关心，她四处奔走，最后孤军们得到一个码头，从事搬运，自食其力。无奈僧多粥少，还有一部分孤军改做门卫、车夫、清洁工、铁路警察等。

 

万连卿的遭遇相对较好，经凌维诚介绍到京沪区铁路局警务处当了警长。他1942年从南京孝陵卫集中营逃出，被新四军所救，可坚决要回88师，找到老部队后，赴缅作战，抗战胜利后退伍。

 

1949年后，很多孤军返回家乡务农，少数进入国有单位，他们主要分布在湖北、浙江、四川、上海等地，以湖北最多。

 

但在随后的历次运动中，这些孤军因曾参加国民党军队而受到冲击。

 

杨养正当时是重庆南岸副食品水产公司职工，“文革”中被当成“牛鬼蛇神”、国民党残渣余孽、伪军官拉去游街、批斗、下跪。

 

此后，他刻意隐瞒过往，甚至连孩子们也不知道。

 

2001年，《重庆经济报》一名记者寻访抗战老人，偶遇赵孝芳（杨养正妻子），得知杨养正是抗战老兵后，以《老英雄重唱八百壮士歌》为题做了报道，一个沉默了半个多世纪的抗日英雄才被世人知晓。

 

2005年，为纪念抗战60周年，在上海一家媒体的组织下，杨养正回到了阔别68年的四行仓库，并拜祭谢晋元。

 

谢晋元遇害后，被葬在“孤军营”，但在“文革”中，墓碑遭毁弃，墓地甚至被围以篱笆，据说是为了“不要让‘反动军官’造成恶劣影响”。

 

1983年后，谢晋元之墓迁入宋庆龄公墓。1991年，凌维诚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和丈夫合葬。

 

面对谢晋元的铜像，孱弱的杨养正悲痛难抑。

 

上海媒体这样写道：“杨养正摸着铜像的手，接着又站起来，张开双臂，把铜像紧紧抱在怀里，两行热泪涌出眼眶。”

 

5年后，杨养正去世。

 

 

10

 

 

万连卿就没那么幸运了。

 

因为做过国民党警长，上海解放后，他被送到新疆战犯管理所改造。在此期间，妻离子散。直到1979年才得以获释，但无家可归，被政府安排在新疆劳改农场做事。

 

1983年，通城县黄袍望湖大队会计林国贤等人出差到新疆，在小饭馆吃饭，听闻乡音，意外获悉万连卿的真实身份。

 

在林国贤好心劝说下，万连卿回到阔别快50年的老家。乡政府把他安置在乡福利院，照看养鸡场。

 

那时，万连卿的父亲万顺富已作为革命英烈，被乡人所缅怀。

 

2001年，万连卿去世，享年84岁。

 

扳指算来，从1937年至1979年，42年间，万连卿有35年或被羁押，或被流放，或被改造。

 

人世悲苦，莫过于此。

 

假若逃出集中营后，他不执意寻找88师，加入新四军，之后的命运会如何？

 

也许，“八百壮士”的命运从踏进四行仓库时就写就了吧。

 

 

11

 

 

行笔至此，意犹未尽，再续写一节。

 

“八百壮士”的命运无法自己书写，但他们坚守四行仓库之初，每人均留遗书，只可惜现难寻觅。

 

电影《八百》中有念遗书的情节，摘录如下：

 

“玉芝吾妻爱鉴：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国尽忠为宜，让我子孙后代，再不受此屈辱。”

 

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但又经不起推敲，因为抄自胡琏遗书。

 

石牌保卫战中，胡琏任第11师师长，担任石牌要塞守卫任务，陈诚致电询问，有无把握守住。

 

胡涟回答"成功实无把握，成仁确有决心"，便挂断了电话。

 

战斗开始前，胡琏命所有士兵留下遗书，他本人则分别给父亲和妻子各写一封。其中，给妻子的诀别信如下：

 

我今奉命担任石牌要塞守备，原属本分，故我毫无牵挂。

仅亲老家贫，妻少子幼，乡关万里，孤寡无依，稍感戚戚，然亦无可奈何，只好付之命运......

诸子长大成人，仍以当军人为父报仇，为国尽忠为宜。

战争胜利后，留赣抑回陕自择之。

家中能节俭，当可温饱，穷而乐古有明训，你当能体念及之...... 

十余年戎马生涯，负你之处良多，今当诀别，感念至深。

兹留金表一只，自来水笔一支，日记本一册，聊作纪念。

接读此信，亦悲亦勿痛，人生百年，终有一死，死得其所，正宜欢乐。

匆匆谨祝珍重。

 

可是，石牌保卫战发生在1943年5月至6月间。难道淞沪会战的士兵会穿越？

 

号称打磨十年，史料如林，但凡有心，《八百》主创断不至于犯这种错误吧。

 

管虎的意图很明了，遗书有助于展现抗战将士心迹，侧面烘托战况之激烈，但淞沪会战中亦有诸多文思俱佳的遗书，大可引用。

 

比如郭汝瑰的遗书。

 

郭汝瑰在陈诚所属的第14师任参谋长，淞沪会战开始后，14师42旅旅长心存胆怯，郭汝瑰担任代理旅长。

 

战场上，日军用数十架飞机狂轰滥炸， 42旅伤亡惨重，危急关头，郭汝瑰向师长留下遗言：

 

“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目力所及，这是最豪迈的遗书。

 

后，该旅与日军冲杀7天7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郭汝瑰一战成名。

 

《泰晤士报》专门发表社论，称上海的抗战证明中国军队“已从滑稽故事之迷雾中脱颖而出”。

 

诸君如有心，当多读信史，少看神剧神片，方能砥砺人心，勿忘国耻。

 

 

 

 

参考资料：

1．“淞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之真相”，《史学月刊》，胡现岭

2.“四行孤军光与影”，《档案春秋》，苏智良、胡皓磊

3．“上海四行仓库保卫战的“八百壮士”遗骨在海外无人问”，搜狐社区，网友“天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