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电影《八佰》去年上映受阻,当时讨论很多,最近又被放行,其间的各种原因和理由,值得玩味。
随着电影上映,这几天看了很多的讨论,各种说法都有。当此变幻之世,我的看法是,不管怎么样,在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大义还是要有的。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就如茨冈女神微博上写的一段话:
看八佰,想起郭汝瑰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伤亡惨重,在敌机狂轰滥炸中给上司草就遗书: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革。他日抗战胜利,你作为抗日名将,乘舰过吴淞口时,如有波涛如山,那就是我来见你了……
02
想起来齐邦媛的《巨流河》。
“溯长江远赴川西,一九四三春风远矣。此生,我再未见他一面。”
这本书在彼时彼地的台湾怀念黑水白山追忆过往岁月,绝非有目的性的写作,在文学视角的选择上,是写普通人人生的断裂感。悲欢离合和命运无常撑起了故事的框架。以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关于爱情与牺牲,追忆与伤逝。
“二十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那是一个我引以为荣,真正存在过的,最有骨气的中国”。
里面有一封张大飞写来的信: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归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该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充满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能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给我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这八年来家书是我唯一可以寄出的信件。她代妈妈给我写的回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的女孩儿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从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出了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我们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向着我所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么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么会答应呢?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又怎么能照顾她呢?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告诉她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没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了婚。
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说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张大飞 1945年
这是我在小说里读到的信,最打动人的一封。
如果说还有一封,是金宇澄《繁花》里的那封信。姝华写给沪生的绝交信:
“人已经相隔千里,燕衔不去,雁飞不到,愁满天涯…我们不必再联系了,年纪越长,越觉得孤独,是正常的,独立出生,独立去死。人和人,无法相通,人间的佳恶情态,已经不值一笑,人生是一次荒凉的旅行。我就写到这里,此信不必回了。”
后来沪生和姝华重逢,火车站里,姝华披头散发,手拎人造革旅行袋,棉大衣像咸菜,身上一股恶臭。她还是读诗,光辉啊/跌烂于平地的人/没入怒涛的人/火蛾一样烧死的人/一切逝去的人。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儿女,都有自己的呢喃。
03
因为游学活动把最后一站放在了庐山,有人在微信上给我发来有关庐山的一段文字:
1937年庐山会议其实不是为了七七事变胜利召开的,这个会议筹划很久了,重点是想研究下接下来的教育和其他民生相关的工作,这也是为啥叫了一堆学术大佬上山。
不过既然上山了,七七事变又爆发了,那大家就一起商量下该怎么办吧。
会议上整体的气氛是抗战到底,除了胡适他们几个。胡适更过分的是找到蒋委员长,说日本人不就是要东北吗,给他们不就是了,和平要紧。
蒋介石就跟看神经病一样看着胡适,要不是不能发飙,蒋介石早就脱下鞋抽胡适嘴巴子了(蒋的侍从室的人经常被他脱下鞋打)。胡适还跟蒋说,日本经济扛不住了,咱们再退几步,说不定日本人就不打了。
蒋介石更加崩溃了。拜托,日本近一半的财政投了军事,国家工业的60%是军事工业,他们就是要打仗才能不内爆,你把东北给了他们,他们马上就要华北,到时候他们要北京和蒙古你给不给?要山东怎么办?是不是把孔庙也挂个日语牌子?
多说一句,蒋一直都需要胡适的支持,所以对胡适一直客客气气,但私下里无限鄙视胡适,骂胡适的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在给蒋经国的信中说,说胡适无道义,无人格,大蠹贼。
庐山是个适合开会的地方。但开会的艺术,值得琢磨。历史上同样有两次庐山会议,但后来的庐山会议,显然更值得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