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新潮沉思录

最近沉思录转发了一篇隔壁孔鲤的文章《别把毛泽东写成爽文男主角》，随后隔壁通吃岛岛主也跟进写了一篇，两篇文章里，对一些出于种种原因用唯心主义个人英雄史观看待毛主席个人、经历以及毛泽东思想的现象进行了分析。笔者也借着这个事情再聊一聊三种人群中的“左翼幼稚病”的问题，说起来这已经是笔者第三次在沉思录上聊这个问题了。（另两篇见《共产主义者与共产主义厨》和《再论共产主义厨》）

第一种人是投机者。笔者至今还记得某个最近被开除党籍的知名人士在其如日中天之时在某新媒体平台上讲过这样一个段子：某抗美援朝老兵在得知当初是朝鲜“侵略”韩国在先的所谓“历史真相”之后，默默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前往了灯塔般闪耀的山巅之城。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南朝鲜当时是个屑政权，类比一下中国的话当时南朝鲜的情况相当于溥仪的伪满政府被“联合国”承认为合法政府。虽然北朝鲜在这些年争议颇多，但只要真正对那段历史有所研究的人，就必然不会将北朝鲜统一朝鲜的解放性质战争污蔑为“入侵”。

显然，那个最近被开除党籍的知名人士不太可能有闲心下功夫阅读正经的学术著作的，说到底真正有文化的人怎么会获得一个“大炮”的外号呢？放黑屁的人从古至今都有很多，一般人放黑屁也就被当做傻X对待，过去也就过去了，一些身份特殊的人放黑屁就非常麻烦了，最近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就是隔壁的金发大统领。同样，在《北京日报》发布的相关通告中，该知名人士的一条违纪便是身为党员（外加红色后代），“公开发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丑化党和国家形象，歪曲党史、军史”。因为其作为知名地产商（前浪、先富起来的人）+红色后代的特殊身份，直接导致其因为阶级变动（从工人贵族转化为资产阶级）一类的原因而放的种种黑屁，变成了“内幕人士”公开体制黑历史的揭秘表达，这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是常见现象。

这种“揭秘”和西方社会在大众传媒渠道对共产主义进行抹黑的冷战手段是同步同调的。笔者在沉思录的出道作就引用了乔姆斯基的看法，即在大众传媒上，充斥着一类“看到光明”的专家。这些“看到光明”的专家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一种曾身负罪过但愿意悔改的变节者。

这样的“变节者”在革命热潮褪去的后三十年里是屡见不鲜，甚至可以说是多如牛毛的，像斯大林之后的苏共中央就可以认为基本上被这样的“变节者”给垄断了，最多是程度在慢慢加深罢了。这类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伟大领袖马恩列毛斯还活着的时候，是伟大领袖的好同志、好朋友、好学生，谁敢说伟大领袖一点坏话谁就是和他们过不去。

像笔者在上面提到的某知名人士就是一个例子。该知名人士，在某个社会运动中是“身先士卒”的，但是他在日后却变成了“反思”这一运动的急先锋，绝口不提自己在这个复杂的革命运动中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又或者自己扮演的角色到底对那个运动造成了多坏的影响。我们能看到的是，以该知名人士为首的一批人，以“反思急先锋”的身份，一改过去对伟大领袖的狂热，把所有的罪恶都甩在了伟大领袖的身上，把一个复杂的政治运动简化为道德主义上的批判与“反省”。当这种道德主义上的反省与批判，遇上了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与抹黑，革命万马齐喑的时代便来临了。

第二种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往往是第一种人的延伸和依附，帮第一种人把“反思"更精美的包装出来。

北大的李杨老师在其著作《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中以巴金为例，将这种“专家”或者“知识分子”界对革命的忏悔与西方民粹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李杨老师引用了朱学勤老师的看法，认为这种以忏悔作为主要特征的民粹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追溯到卢梭那一代人对城市的痛恨和对田园牧歌的推崇。

这种痛恨和推崇再经过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根据本土经验的改造加工之后，就变成了一种对农村、对抽象概念“人民”的无限认同，具体来说就是刻意的认为自身这种城市有闲阶级的生活是堕落腐朽的，而小农人口因为其劳动人民的属性则“最卑贱者最高贵”。毋庸置疑，这样的逻辑广泛的存在于上个世纪和本世纪的嬉皮士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

笔者在观察这些年新近出现的教员狂热现象当中，发现这样一个逻辑常常出现：“以前误解了教员,现在XXXXXX”，这样的逻辑与巴金等人的“忏悔”逻辑其实是很相像的。假若巴金在建国后的一系列动作（比如积极投身声讨胡风、反右斗争）是他的赎罪，那么笔者认为目前不少人因为发觉以前对毛主席误解太深，所以现在要反过来把毛主席当成网文男主角也属于自己的赎罪。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赎罪“”初期有助于扭转过去几十年里对“左”的无端污蔑，但无助于进一步，也就是无助于超越革命先辈的理论与路线的。

不仅如此，这种源自民粹主义的狂热，在革命退潮后，是非常容易变成下一次革命的阻碍的。还是以巴金为例，李杨老师指出，巴金在77年后对那次革命运动的忏悔中，遣词造句依然带有那个运动的鲜明特点。在一般的解读中，这个时候的忏悔与五六十年代以及更早的忏悔是不同的：既不同于早期对自己身为有闲阶级的嬉皮士痛恨，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受迫”于政治压力的自我批评，是一种“真正”的忏悔。

这种真正的“忏悔”则在其他同样复杂（如果不是更加复杂）的政治变动中被利用，被拓展，被传播，最终变成了明里暗里对马克思主义的全盘否定。用保罗·德曼的说法就是，这种忏悔其实是一种开脱和辩解以及逃避责任，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性虐，无论是巴金还是卢梭都能在这种忏悔中获得快感。

说到快感，又不能不提到和SM以及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极度相关的福柯。巴金、福柯以及卢梭，地域不同时代不同的这三人似乎在“快感”的概念上获得了联系，而这种联系似乎和这三人的家庭问题、具体来说则是这三人似乎都有所谓的“Daddy Issue”。巴金在他的自传中有过自己的父亲是个对他人用刑、搞屈打成招的典型旧时代官僚的描写，其祖父更是在其父亲早亡后尽显封建大家长的本色。联系其在《灭亡》以及《家》中所表现出对封建大家庭的厌恶，我们应该可以认为，巴金对“革命”的热切，对旧时代的厌恶很大程度上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这种“恶意”所转化成的愤怒，宣泄出去的同时也造成了“父亲”这一角色在巴金成长历程当中的缺位，笔者甚至认为，这种缺位的补足正是通过对革命的憧憬来完成的。因此，即便“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一不知道谁弄出来抹黑郭沫若的玩意是谎言，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一代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对奇迹般带领一支谁也不看好的队伍逆转乾坤的教员没有一点“父辈”意义上的感情，想来也是不够客观的。

至于深受“五月风暴”影响的福柯，以及那一代的知识分子与西方青年们，是否和曾经在“毛主席已经和尼克松握手了”中失却父辈的道路的日本青年共享同一种空洞呢？

上面我们聊了以某知名人士为代表的投机者和以巴金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下面再说说第三种，在“左翼幼稚病"中更广泛的，更有代表的性的小资产阶级群体。这里不用笔者再献丑论述，可以直接照搬列宁的的经典论述。

列宁认为，小资阶级在参加革命活动时往往会比无产阶级表现的更加热衷，“小私有者，小业主这一类型社会阶层，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受到压迫，生活往往急剧地、迅速地恶化，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转向极端的革命性，而不能表现出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性。”

“这种革命性动摇不定，华而不实，它的特性是很快会转为俯首听命、消沉颓丧、耽于幻想，甚至转为‘疯狂地’醉心于这种或那种资产阶级的‘时髦’思潮。””他们害怕困难，缺乏革命的坚韧性，从主观愿望出发，忽视无产阶级革命必需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不善于克服困难，企图依靠革命的激情摆脱困难”。

这种思潮在当时的产物之一就是无政府主义。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的互联网上，如无政府主义之类的”‘时髦’思潮“依然大有市场。如果读者们了解现在以知乎为代表的中文互联网键政群体一些圈子里的现状，你会发现在一个世纪之后列宁的论断仍然精准。

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说这些呢？这几年流行的屠龙文叙事，本来在起初只是做为一种表达手法和意象，然而就像《别把毛泽东写成爽文男主角》中提到的，这种叙事被大规模使用之后已经开始有把革命变成一种简单的，关于正义与邪恶的热血叙事，世界的逻辑被简化成了”有条恶龙“，”屠龙少年出来砍死恶龙“，这个世界观的黑化版本就是“曾经的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等等。

对于曾经在我国互联网上被一些人污名化多年的毛教员，这样的叙事在拨乱反正上显然是有用的。但这只是第一步，当我们要认真思考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逻辑和快感里，更不能把革命进行浪漫化想像。对于教员的憧憬应当是对过去一些事情的拨乱反正，但不应当成为小生产者做题家对父辈的路径依赖。

（有人看出来这图是什么梗吗，这和作者的下篇文章有关）

玄处曾经在《做蛋糕和分蛋糕》一文里引用过列宁的“两个照旧”，这一论述可谓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部分具体分析"这一精髓。“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不光揭示了革命的普遍规律，也体现了革命过程的曲折性。

革命不是少年屠龙，振臂一呼就能改天换地，也不是请客吃饭，文质彬彬光鲜体面。这是个要在泥地里打滚，血水里摔跤的行为，要有极大的觉悟。要警惕对革命这一概念的一切美好化幻想。就像上面写到的，在革命热潮褪去后，这样的”美好化幻想“成为“反攻倒算”的工具的历史比比皆是。继续革命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需要承认革命并不总是成功，甚至是经常失败的，承认革命会失败，恰恰是为了获得长久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