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3年夏天，被称为“银河战舰”的皇家马德里队第一次来到中国，劳尔、罗纳尔多、齐达内、贝克汉姆这些世界顶级球星随队前行，成为当年足球圈的头等大事。
皇马将在北京和中国“龙之队”踢一场足球商业赛，“龙马之战”一票难求。
按照安排，在比赛前的中午，皇马队将前往故宫参观。但当大家坐着大巴出发的时候，队内头号球星罗纳尔多却偷偷走向了北京饭店门口早已等候的奔驰，往对面的长安俱乐部奔去。
经纪人告诉他，中国有位粉丝想请他吃饭，并且愿意付30万美元。
美滋滋的罗纳尔多刚迈进门，一位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便激动地迎上来摸着他的头，并把一件黄色球衣套在他身上。
不明就里的罗纳尔多正感叹中国人傻钱多，就被一群人簇拥着表演“高球”、“横扫”和“凌空抽射”，远处有五台摄像机正对着自己。
乐呵呵的他被要求举着一只绿色小盒连续摆拍，期间还吃了三颗里面的糖。
拿了30万美元走人的罗纳尔多并不知道，这只印着人头的小盒子正是即将火遍中国的广西金嗓子喉片，而这些声称私人收藏的照片不久将在中国电视台轮番播出，成为金嗓子的绝佳代言。
而那位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正是金嗓子的老板江佩珍，57岁的她早已经打好了算盘。
也是在这一年，比江佩珍小一岁的陶华碧接到了国家商标局的最终裁定，成为中国唯一的正宗“老干妈”。
两位50后网红在这一刻携手出道。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江佩珍成了老赖，陶华碧隐忧浮现。
在八十年代，柳州市糖果二厂是中国糖果行业当之无愧的扛把子，而它的领头人就是年纪不大的江佩珍。
1959年，由于母亲早逝，为了缓解家里压力，刚满13岁的江佩珍来到柳州糖果二厂干学徒。
生性要强的她从包糖工做起，生产标兵、组长、班长、车间主任一步步往上升，在18岁的时候成为主管全面工作的副厂长。
1979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下，中国开始走向世界。也正是在这一年，年轻有想法的江佩珍正式被任命为二厂掌舵人，此时的她不过33岁。
一上任，江佩珍就带着厂里的技术人员前往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学习先进技术，并引进了最先进的糖果生产线。很快，糖果二厂就造出了中国第一颗果酱夹心糖和花生巧克力，并迅速拿下了世界上最难生产的酒心巧克力。
在当时，能送上一颗二厂的巧克力，是追女孩的最佳武器，比今天的德芙要丝滑得多。
1988年，柳州糖果二厂的产量接近2万吨，产值9700万，各项指标都是全国同行业第一。
但江佩珍很快就察觉到了危机，市场上冒牌货的大量涌现和原材料价格的迅速上升，加上“吃糖不利健康”观念的流行，二厂的销量急剧下降。
1993年1月份，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在柳州举行企业家座谈会，江佩珍“大倒苦水”，朱总理没说什么，只给她点了一条路：搞高科技产品。
半年之后，急于寻找出路的江佩珍带着厂里仅剩的7万元来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在听完这位非常接地气的厂长的想法之后，华师大的生物学教授王耀发决定把自己研究的治疗慢性咽炎的润喉糖配方送给江佩珍，并且不收一分钱。
得到了宝的江佩珍立马上线生产，并取了一个同样接地气的名字：金嗓子喉宝。
在新项目上马之前，深知制药和制糖果不同的江佩珍叫人砸烂了二厂的所有制糖工具，全部送到废品厂。
她告诉工人们：“我们做糖果30年了，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我们改做药了，要用先进的设备、良好的生产环境重新做好这个企业。不破釜沉舟，大家就看不到决心。”
为了凑齐700万的启动缺口，江佩珍20天连跑28家银行，但全部被拒绝。走投无路的她在办公室唱《国际歌》为工人们打气。
被激发起斗志的员工很快开始集资，你一千，我两千，江佩珍抱来了家里的黑白彩电，并掏出了所有积蓄15800元。
一个月后，780万凑齐，“金嗓子喉宝”开始生产。为了表达谢意，产品在包装盒的设计上特地印上了王耀发的头像。
凭着这款润喉糖，江佩珍第一年就实现了6000万元的盈利，迅速翻身。
1994年，在国企改革的大潮下，江佩珍申请将柳州糖果二厂变为合作制民营企业，广西金嗓子制药厂正式成立。
但在一年之后，西瓜霜这些同类产品开始涌现，金嗓子喉宝的市场受到挤压。
但江佩珍并不担心，手里有粮的她砸下500万在央视做起了广告，“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开始传遍大江南北。
在广告的强劲推动下，金嗓子迅速占领全国市场，在同类产品中跃居第一，营收突破一个亿。
1998年，改制之后，员工持股的金嗓子有限责任公司跻身全国制药企业100强，并在第二年靠着“改革有力”这块牌子上了当时最火的节目《焦点访谈》。
国家背书，广告加持，尝到宣传甜头的江佩珍风光无限。
也就在这一年，刚刚挂牌“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不久的陶华碧在贵州强势崛起，树大招风的她很快又陷入到一场官司之中。
1975年，28岁的贵州姑娘陶华碧遭遇到人生第一次重创。在勘探队工作的丈夫因病去世，膝下还有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
为了养家，陶华碧南下广州打工，没上过一天学的她只能在工地上做活。
为了在工地上扎下根，陶华碧比任何人都拼命，20斤的铁锤她一天要抡够10个小时，出了名的不要命。
但身体不是铁打的，42岁这年，因为重度劳累的缘故，已经扛不动沙包的陶华碧不得不回到家乡。
1989年，为了谋生，陶华碧用省吃俭用攒下的一点钱，自己捡来砖头和瓦片，在贵阳龙洞堡的一条街边搭起了一间不足十平的小屋，取名“实惠餐厅“，专卖冷面和凉粉。
物美价廉，分量又足，临近学校的小店很快打响了名号，客源不断。
看到有穷学生没钱吃饭，陶华碧就把他们拉进来，端上一碗凉粉，要么赊账，要么直接免单。
学生们感念她的举动，就称呼她一声“老干妈”。久而久之，大家都跟着叫了起来。
五年之后，由于城市规划，龙洞堡成了主干道，临近高速的实惠餐厅成了一批长途司机的歇脚地。
为了客人们吃得更有味，陶华碧特意调了豆豉麻辣酱来拌凉粉。不仅不收费，还经常给上路的司机揣上一罐，鲜香又提神。
很快，老干妈的麻辣酱在龙洞堡一带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有人专程跑过来买。
陶华碧的的凉粉生意越来越差，麻辣酱倒是做多少都不够卖。再往旁边的摊子一看，十多家凉粉店用来佐餐的都是陶华碧的麻辣酱。
1996年，看到商机的陶华碧关掉了餐厅，租借来南明区云关村委会的两间屋子，办起了麻辣酱加工厂，招牌就是“老干妈”。
为了表示对产品的信心，陶华碧将自己的头像印在包装纸上：如果谁吃了辣酱有问题，看到照片就可以找到我！
这一年，虚岁五十的陶华碧正式出圈，麻辣酱一姐的位置指日而待。
创业之初的陶华碧手里只有四十个工人，说是加工厂，其实就是一个手工作坊，没有机器流水线，全部的工艺都是手工操作。
剁辣椒呛眼睛，工人们不愿上前，陶华碧就自己上手，两双手上的指甲全部钙化。
吃住都在厂里的她下了生产线，就自己背着编织袋跑到各个商店和食堂宣传。人家不愿收，她就说可以试销，卖得好收钱，卖不出去全部退货。
不过一周时间，商店的老板们纷纷跟她紧急要货，新的订单源源不断，有的商家甚至跑到工厂门口蹲点一晚，就为抢到头批货。
一年之后，陶华碧正式挂牌“贵阳老干妈风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直指全国。
考虑到公司位置偏远，交通不便，陶华碧包下了每一位员工的吃住，工厂全部解决。
每当有员工出差，她还会煮上几个鸡蛋，亲自到厂门口送行。
但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全国的老干妈都跑了出来，湖南、四川、山西、甘肃，大旗一挥，干妈遍地开花。
包装纸上的人头一个接着一个，整整一支老干妈女子特攻队。
但就在陶华碧成功注册老干妈商标之前，湖南华越公司的“刘湘球老干妈”抢先注册成功。于是，货架上同时出现了两位红底黄字、身着白围裙的老干妈，不知道还以为是姐妹俩。
两个老干妈相争不下，国家商标局最终判定两家公司共同使用老干妈的品牌。
1999年11月，不服气的陶华碧以不正当竞争为由，一纸诉状将华越公司告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两边都不服气，再次上诉。
直到2001年3月，北京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华越公司停止使用老干妈商标，并赔偿陶华碧公司40万元。
两年之后，国家商标局宣布撤销华越公司的“刘湘球老干妈”商标，陶华碧成为了中国唯一正宗老干妈。至此，这场真假老干妈的马拉松诉讼才落下大幕。
伴随着罗纳尔多的凌空抽射，“金嗓子喉片，广西金嗓子”的配音销魂传出，咧着嘴露出一副板牙的罗纳尔多傻呵呵地举着一盒金嗓子喉片。
靠着粗糙的画质和洗脑的广告词，再配上罗纳尔多的形象和知名度，广西金嗓子一夜爆红。
在这一年，赚得盆满钵满的江佩珍在人民大会堂被授予“2003年中国十大经济女性”的称号。
2005年，中国的一家药厂找到罗纳尔多做代言，条件只有一个：先结束和广西金嗓子的合作。
等他看到自己在中国街头小巷里傻憨憨的形象，一头气晕过去的他才明白，两年前的那顿饭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至少损失了上千万的代言费。
更可气的是，他的商业形象也一落千丈。在年度广告评选中，看起来像高仿的罗纳尔多当选为“中国十大最不受欢迎广告代言人”前三名，并失去了许多高端代言。
一怒之下的罗纳尔多将江佩珍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赔偿一千万欧元。
但耐不住天高皇帝远，广西金嗓子一拖再拖，维权成本极高，加上罗纳尔多的职业生涯也在走下坡路，于是双方私下解决，草草了事。
2007年，被迫撤下罗纳尔多广告的江佩珍以1400万的代言费签约了当年的“世界足球先生”卡卡，激动得卡卡直呼“中国妈妈”。
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好儿子”，但依旧是粗放的画风和洗脑的广告语，金嗓子还是那个金嗓子。
2012年，老干妈的产值达到33.7亿元，纳税4.3亿，陶华碧也凭着36亿的身价登上了胡润中国富豪榜。
就在同时，65岁的陶华碧开始把公司放手给儿子李贵山和李妙行，打算退居二线。
不过，在同一年，陶华碧的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在谈及创业经历时，裹着一身大衣的她哽咽着说道：“我是从艰难环境走出来的人，懂得珍惜，知道做什么就要珍惜什么。”
事实上，此时的陶华碧已经担任人大代表四年，因为一直躲着媒体采访，这成为这位“最低调人大代表”面向镜头的不多时刻。
陶华碧回答得很干脆：“上市，融资，这些鬼名堂就是欺骗人家的钱，有钱你就拿，把钱圈了，喊他来入股，到时候把钱吸走，我来还债，才不干呢。你问我要钱，没得，要命一条。我只晓得炒辣椒，只干我会的。”
不管是向农民收购辣椒，还是给经销商发货，陶华碧从来都是货款两清，现金流能跑到十多个亿。
既不差钱，又专注质量的老干妈迅速冲出了国门，还有了专门的译名“LaoGanMa”，一瓶在国内不到十块的辣酱，在美国接近十美元，被誉为全球顶级辣酱。
面对价格问题，陶华碧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赚中国人的钱，我要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赚外国人的钱。”
2015年，68岁的陶华碧成为贵州省首富。巧的是，身家也是68亿。
就在陶华碧铁了心不上市的关头，69岁的江佩珍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2015年7月15日，广西金嗓子在香港挂牌上市，江佩珍更是贡献出了最霸气外漏的敲钟姿势，迈出大跨，冲冠一发。
上市当年，金嗓子的净利润达到1.54亿元，市值超过60亿。
不久，可能觉得自己形象更佳或者也想一炮而红的江佩珍撤掉了包装上王耀发教授的头像，改成了自己的美照。
看着业绩飘红，想再添一把火的江佩珍趁热打铁，推出了新产品“金嗓子草本植物饮料”，总经销商为北京启丰食品公司。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深谙营销之道的江佩珍瞄准了即将上映的《蒙面唱将猜猜猜》和《盖世音雄》两档综艺节目。
根据合同，金嗓子公司将向节目支付总价8000万元的广告费，并且和收视率挂钩。
2016年，在节目播出之后，金嗓子需要向两档节目背后的星空华文公司支付5076万元。
但江佩珍拒绝了，理由是签订合同的是经销商启丰食品公司而不是广西金嗓子公司，所以这份合同不能生效。
此时的江佩珍脑子里想的恐怕只有十三年前的罗纳尔多。原来，白嫖也可以干两次。
此时的广西金嗓子已经脚陷危局，不仅新推出的草本饮料亏损严重，而且香港的股价也一路下跌，整个公司还是只能啃金嗓子喉片这一个盈利点。
不过，就在这一年，董事长江佩珍的年薪由364万涨到了563万，而她的儿子则从133万涨到了351万。
2019年，看着母子俩吃吃喝喝还不还钱，一怒之下的星空华文公司将广西金嗓子告上了法庭。
法院判定金嗓子应当偿还星空华文广告费及利息5194万元，但江佩珍非常沉得住气，就是拖着不还。
不久，73岁的江佩珍被认定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从此之后不能乘坐飞机、轮船二等以上舱位，不能在星级以上的宾馆进行高消费，并被限制出境。
从2015年开始，广西金嗓子的净利润分别为1.55亿元、1.03亿元、0.63亿元、1.02亿元、1.68亿元，偿还5000万还是绰绰有余。
更何况，上市五年来，金嗓子的宣传推广费用分别是2.55亿元、3.19亿元、3.05亿元、2.9亿元、3.08亿元。
大头都压在宣传上的金嗓子，产品研发的无力肉眼可见。
在推出的草本饮料、金嗓子月饼和金嗓子肠宝相继惨淡收场后，公司90%的利润还是压在金嗓子喉片这棵摇钱树上，而在桂林三金这些企业的迎头赶进下，江佩珍的一姐位置已经摇摇欲坠。
产品不给力，股市也不安生。2015年，刚上市的金嗓子市值一度超过50亿港元，现在足足跌了八成，只剩11亿港元。
2019年，老干妈拍摄了视频广告“拧开干妈”，年轻版的陶华碧跳着热舞，一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开始打广告的老干妈正在往年轻人的市场进军，但争议也随之而来。
在李贵山接班之后，老干妈辣酱的原料由原先的贵州辣椒改用了价格更便宜的河南辣椒，不少人惊呼味道已经大不如前。
厂房起火，员工偷窃商业机密另起炉灶，开始涉足酒店房地产行业，改朝换代之后的老干妈也不再太平。
江佩珍和陶华碧，看起来走的路是一样的，却又走出了不一样的结果，只是因为在一些分叉路口作了不同的选择。
江佩珍是否还会记起当年的柳州糖果二厂，是否还会想起无偿送给她配方的王耀发教授？这才是她起步的基石，聪明和算计只是欲望的虚妄身影，拖着人走向深水一潭。
陶华碧没有忘记初心，但怎么把这份初心注入到企业的基因里，这是老干妈的困局和关键。
大浪淘沙，守住根本才是正道，永远不要忘记自己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