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把毛泽东写成爽文男主角 | 新潮沉思录

文 | 孔鲤

网络上很多人嘴上说着不要抗日神剧，但遇到要分析问题时就不自觉开始个人英雄主义，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这种唯心主义错误到处能看到，本文主要针对的是在日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热中出现的这种唯心主义。

大概是跟大量屠龙文与教员文同步出现的，很多人对毛泽东的认知停留在「我不是针对谁，而是说在座的各位……」上，仿佛遵义会议以前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一个个都不中用，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得对，而唯一需要改变的，只是毛泽东的工作方式。

朱德第一个就会表示不同意，紧接着还有周恩来、王稼祥……

日前有一篇文章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诚然，《长征前后的毛泽东，完全是两个人》是一篇好文章，文字诙谐幽默，而且对党史与军史的了解比较细致，描写了毛泽东从「八月失败」到四渡赤水这七年间的变化，其中涉及到了「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通道会议、遵义会议与四渡赤水这六个事件。文末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式讨论以及对毛泽东诗词的立意看法，我是比较赞同的。

但由于该篇文章对其它一些细节的忽略，造成了部分读者对那段历史的唯心主义错误理解。因此我将以这篇有代表性的文章为例，就文中提到的六个事件进一步说明。在描述过程中，我尽可能使用第一手的文献，以免在传达过程中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在叙述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时刻牢记：将惨烈而又悲壮的革命史简化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史，这本身是犯了唯心主义错误的。

一 「八月失败」

1928年6月，当时朱毛红军刚刚会师一个多月，湖南省委就派杜修经来下达命令，要求朱毛会师后成立的红四军向湘南进军。但湘南有向成杰、许克祥吴尚等许多实力强劲的敌军，贸然进军失败的可能性极大。虽然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意见，但最终红军还是大队冒进湘南，从而造成了井冈山斗争的八月失败。最终红军主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开展新的根据地。

粗糙地看，这可以笼统地将错误原因归结为「左」倾思想，但如果深究细节，我们依然能看出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来。

我们先看那篇文章里是怎么描述的：「对于湖南省委的命令，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可能毛泽东的倔脾气犯了，态度极其强硬，说话的口气也不好，让杜修经觉得此人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于是，陈毅被推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和朱德一起指挥28团、29团西进湘南，毛泽东以党代表的身份指挥其他部队。」

这段话是用来展现毛泽东个性的，相比于其他的对实际情况的情况，这是对毛泽东这个人的描写，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之一，但遗憾的是，从历史来看，这段话是错误的。

首先，省委来的杜修经并没有不同意毛泽东。

虽然省委下达了这样的通知，但当时的情况是不仅毛泽东本人，整个边界特委和新四军军委都不理解，也因此在1928年6月30日永新县的商会楼中，召开了一场有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联席的会议，总共二十多人。在会议上杜修经先转达了省委的6月26日下达的指示信，并且解释了省委决定要向湘南发展的理由。

显然湖南省委认为湖南局势发展就能迅猛向全国发展的想法是过高估计了革命形势和自己的力量。在杜修经表达了意思后，第一个表达异议的人并不是毛泽东，而是朱德。

在朱德提出了反对意见后，陈毅、王尔琢等人也纷纷表态，表示红四军主力如果去了湘南，那么留在这里的几百条枪根本没有能力保护边界，根据地将会受到灭顶之灾，所以四军主力不能去湘南，而是要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政权。

看见没有？面对这样的形势，能看清楚的从来都不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大家都是从枪林弹雨里打出来的。毛泽东也没有真的像文中说的那样：「他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事，都透露着一种蜜汁自信。虽然嘴上不说，心里想的估计是：『我不是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如果说作者是为了艺术效果那可以理解，但如果确实这样认为，那就未免大错特错了。

在朱德、陈毅、王尔琢等人发言后，毛泽东开始了。

毛泽东和旁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可以条理清晰地表达出意思，还能进一步拔高自身行为的意义。于是就在毛泽东洋洋洒洒的表达中，杜修经和袁德生同意了会议的最早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深入各县工作，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7月4日，毛泽东写下了《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这是党内第一次下级公然抵制上级省委决定的报告。作为一个深受古典哲学影响的人，毛泽东在文中先表达了按照流程研究了省委来信，并且表达了杜修经同志同意了看法，与此同时，还提出省委好几次的态度变化让工作不好做。这些都聊完后，毛泽东含蓄地表达了不能去湘南以及要开展根据地的原因，同时担心省委批评自己保守，又抢先辩解了一通，最后落笔在全国高潮上，表达了依旧是支持全国高潮的。

可以说，毛泽东在书写报告时，非常讲究策略的，并不是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牛气冲冲，丝毫不顾及他人看法。在阅读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们能清晰感受到一个下级的小心翼翼。——他并没有认为其他人都是那啥。

无论从《毛泽东年谱》《朱德年谱》《毛泽东传》《朱德传》，还是从《龙开富同志的回忆》《贺敏学同志的回忆》看，杜修经都是同意毛泽东的看法的。此外，杜修经不仅表示了同意，而且在他的《八月失败》回忆中看，在开会之前他就已经认为省委的决定不合时宜了，并非文章说的「杜修经觉得此人（毛泽东）又臭又硬，实在不能一起工作」那样。

大量的细节在行文中被忽视了，而忽视就意味着历史的主要矛盾与叙述对象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这类教员文的重点往往是毛泽东一个人坚持己见，但大家都不同意，然后大家都失败了。从整体上看确实如此，但从我们上面列举的史料看，这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大家都清楚这样做可能会失败，并且会议已经完成了这样的决定。

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八月失败」的结局呢？

这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也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

个人英雄主义史往往会将历史的目光放在一些重要人物身上，而忽略掉对历史本质的探讨。历史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说历史唯物主义克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无产阶级仅仅看成一个受苦受难的阶级，而把历史进步和社会更替的希望寄托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局限？

「八月失败」这件事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恰恰能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接着往下谈。

就在毛泽东写报告的当天，7月4日，吴尚带着两个师冲入了宁冈，紧接着宁冈告急。于是毛泽东立刻让已经安心在乡下巡视工作的杜修经跟随朱德和陈毅，火速去解围。

7月13日，红二十八、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敌人立刻撤退回茶陵。

宁冈之围解决了。

但变故已经发生了。

7月12日晚上，就在湘南宜章农民组成的红二十九团来到湖南酃县时，这些从1928年初就离家的农民，突然思乡情切，再加上得知了当时省委的指示信，于是一个个表现出了狂热的样子，私下召开士兵委员会，在攻克酃县后的13日当天晚上，便私下决定回湘南。

7月14日，朱德、陈毅和王尔琢看到这样的情况，都想把队伍拉回宁冈，但红二十九团听到要回宁冈，士气立马低落了起来，军心涣散。眼见就要酿成大问题，朱德和陈毅开会，商议是否就此去往湘南，他们要求部队等一天时间，由杜修经立刻赶回宁冈，让毛泽东来做定夺。

但毛泽东当时不在宁冈，人在永新。虽然毛泽东让江华把信送了出去，但事出紧急，最终红二十九团还是忍不住开拔。朱德和陈毅眼见形势危急，为了避免大队分裂，决定让红二十八团也一同前往。

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八月失败」就此发生。

在这样一段对历史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在那时，很多人都是可以被说服的，包括充当了「反派」的杜修经，但问题的根本不是出现在这些人身上，而是出现在省委不调查研究就教条地下指令上，出现在基层官兵小生产意识浓厚而缺乏组织性上。

这是根本原因。至于高级领导人之间的矛盾，那并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本末倒置，那必然会变成简简单单的个人英雄主义。

而我们之所以认为毛泽东具有领袖气质，不在于他的看法是唯一正确的，很多人都有过相同看法，甚至在其它问题比如军队要不要上山，徐向前、聂洪钧、吴光浩也都提出过，又比如第五次反「围剿」中周恩来也表达过更切实际的打法。但为什么其他人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成功了呢？

因为一个真正的领袖，是要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坚定乐观主义精神，坚定信念，第一个站起来，带着所有沮丧和觉得失败的人站起来，顶着巨大的压力，审时度势，走向胜利。

这样的精神，是其他人所不能具备的。因此陈毅才会在知道去湘南可能要出事时，在信里给毛泽东说：「润之若在，必能阻止部队南行，无论胜败，都会回来的。」

所以在这样的矛盾下，我们才会看到，等红军最终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去往赣南闽西时，党内出现了一次大争议，并且随之产生了古田决议。

二 古田会议

我们依然从教员文入手。

文章中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要求党管一切，万事都要讲政治。朱德等军人不同意，红军是党的军队没错，但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啊？而且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要不然军队算什么？朱德的意思，军人也要有话语权。到底谁说的对，就要争一争了。毛泽东脾气倔口气硬，说话一点都不给人留情面，一口咬定我说得对你们都要听我的，可是说了半天发现没人支持，气的差点骂娘。朱德等军人势大力强，反正就是不支持毛泽东，你能如何？」

去年上映的电影《古田军号》也表现的是这一点。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分析了根本矛盾后，这里自然就会意识到，这场争论压根不是朱毛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根本上是党组织和红军军队关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本质上是由农民和游民这样的小生产者组成的旧式军队改造成现代组织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过程中的矛盾。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三湾改编也好，朱毛会师后的「八月失败」也好，本质上都是这个问题在「作祟」，无论人换了几茬，地方换了几拨，本质没有变化。

萧克在总结「八月失败」时就说得很清楚：「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克服农民意识。」

你看，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阅读一下《毛选》，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毛泽东这些话背后，其实都是烈士们的壮烈牺牲。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农民群众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是愿意积极地参加革命战争，并愿意使战争得到彻底胜利的。他们是革命战争的主力军；然而他们的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业群众则具有无政府思想），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战争的正确的领导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时代，中国革命战争的领导责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在这种时候，任何的革命战争如果没有或违背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社会各阶层和各种政治集团中，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最有组织性，而且也最能虚心地接受世界上先进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经验而用之于自己的事业。因此，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矛盾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转化之前，它一定会爆发。这是唯物主义交给我们的。所以当很多人把这个归结为毛泽东对朱德等人的斗争是错误的，事实上这是必然爆发的，没有毛泽东和朱德，也会有其他人，那个时候没有爆发的话他们失败了，那以后也会爆发的。事物的发展是一步步的，不能一蹴而就的。

可以说，朱德在古田会议前后的认识上的确是存在一定问题的。但这种问题绝不是像文中说的「朱德等军人不同意……军队的主要任务是打仗，搞什么虚头八脑的根据地，党不能管的太多，毛泽东也不能管的太多」那样。这样的表达不仅是不顾历史，也和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刘安恭、林彪的想法是一致的。刘、林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认为这只是一场朱毛的夺权之争，并没有深入思考。

那朱德实际上是怎么样的呢？

朱德在1929年5月23日，也就是在让毛泽东离开前委的红军七大整一个月前，写下了这有一篇文章：《加强红军对于政治的认识》。

可以看到，朱德在这篇文章里，并没有排斥对红军进行政治工作，而政治工作由谁来做呢？当然是党了。所以在这个前提上，朱毛实际上是没有大的分歧的。

那么大分歧在什么地方？

大分歧其实出现在基层。

《朱德传》里是这么写的：「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后的一段时间内，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作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这年四月前委召开的于都会议后，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

而正如我们前文所说的，基层士兵基本上是小生产者，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远见，有自私自利的毛病。就好比「八月失败」一样，朱德虽然知道不能打湘南，可是面对那样的情况，朱德最终还是妥协。这次的情况也是一样。

朱德实际上认为：党指挥枪是争取的，但是要慢慢引导，现在急不得。这个说辞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的，但朱德没有考虑到，这是战争时期，平均主义和极端民主是不会给我们试错的机会，每一次试错都会带来大量同志的牺牲，所以我们没法温水煮青蛙。正如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里说的那样：

「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

至于说朱德想不建立根据地，那更是无稽之谈。古田会议之前，在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就联名发布了《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使闽西革命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事实上这类教员文，往往将中央来人、省委来人乃至于身边人都潜意识设定成毛泽东的「敌人」，似乎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和伟大思想，但正如上文所说，很多想法并不独毛泽东一个人有，大家都会想到，但是在决策时，毛泽东会毅然决然地走下去。这才是重点。

就好比解决古田会议争端的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在信中周恩来极其赞同了毛泽东的想法，为古田会议的召开扫清了党内思想上的障碍。限于篇幅，这封《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我就不展开了，但我们会看到，中央并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那样，一门心思跟毛泽东作对，而是依然会表现出清醒的头脑。

那么到了宁都会议后呢？

是否还是像文中说的那样：「留苏派进入瑞金以后，毛泽东的日子更难过。一方面是留苏派打击国内土派，树立不容置疑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不好相处，属于不能团结的人。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安排到后方做一个没有实权的政府主席，平时只能做做调研，然后怼留苏派：『你们都错了。』嗯，别人都错了，就你对。」

我想作者确实是读过《毛泽东传》的，在贺子珍的回忆中，毛泽东说：「教条主义真害死人！他们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工人、农民，却要指手划脚，到处发号施令。同国民党打仗，怎样才能取胜？农民为什么会革命？他们懂吗？」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属于不能团结的人，也不意味着他是做着没有实权的工作，更不意味着他在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工作中都是在做调研和怼其他人。

在一份残缺的电报里面写道：「我们可以同意现在召回泽东同志与公开批评他的错误观点，批评方法应该说服教育，并继续吸引他参加领导机关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将削弱我们的地位。」从这份电报中，我们看到当时的中央对毛泽东的确是有意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彻底放弃了毛泽东，中央仍旧在积极寻求自身合法性前提下对毛泽东的归属。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宁都会议后的毛泽东，确实做过大量的调研工作，现在留下来的《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乡苏怎样工作？》都是那段时期的产物，但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完全看不到毛泽东对他人工作的指责，事实上《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在中共中央的刊物上刊登了，《长岗乡调查》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为文件下发了。可见中央事实上是认可毛泽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的。

此外，毛泽东还做了大量的军事后勤工作，在工作中他积极与中央配合，没有甩脸子的情况发生。比如由他签署发布的《关于地方武装编制问题的密令》《汀州不能轻易放弃》《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吉安的占领》《地方部队的编制、训练与勤务》《扩大红军》《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等长征以前的文件与文章，就鲜明表现了这一点。

但作者确实在主干上是表达正确的，毛泽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实然是逐渐学会了工作方法。只不过让工作更好进行的，并不完全取决于工作方法，而是客观实际。

长征就是这样一个客观实际。

三 长征

相比于上面提及的「八月失败」、古田会议、宁都会议，长征在党史中算得上很热门的了。但作者或者说很多人依旧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想当然的错误。

就拿通道会议来说，那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么说的：「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准备召开一个会议，商量红军下一步该怎么走。负责军事的李德还是要去找贺龙，毛泽东不同意，敌人的封锁已经很严密了，找贺龙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说完还要问：你们觉得呢？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确实，在党史上这场会议很重要，它意味着与会绝大多数人同意了西进贵州的看法，而反对了李德的看法。这也确实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想法一致的时候，但问题也同样在这里，西进贵州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吗？

或者说这个案例能否用来说明毛泽东学会团结大多数人了呢？

事实上，很多人在研读长征史时，会不自觉地将目光放在红一方面军上，而忽略掉对敌军以及红二、六军团的了解。当李德说要去找贺龙时，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贺龙在哪？

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北。距离通道三百里。

这个客观事实不假，但我们看问题要运动着看。红二、六军团是怎么到那的？

答案是西进贵州去的。

就在通道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红六军团同样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没有北上找贺龙会师，而是同样选择了西进贵州，也同样路过了通道，然后再在贵州与贺龙的红三军（后改名红二军团）会师。这时我们发现，红六军团的路线和中央红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而这一点是被通道会议与会者所知晓的。

这时我们再来看看红军长征在这段时间里的来往电报——

1934年12月14日通道会议才开，而朱德和中革军委当时已经做好了要西进贵州的准备。

关于通道会议的这个说法，金冲及在《中央红军在贵州的若干重大问题》里有更详细的解读，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里不再展开。

换言之，所谓的通道转兵其实是客观条件下的必然。而这个客观条件，才是让大多数人最终认同毛泽东的根本原因。

不能再死人了。

而真正在遵义会议以前被大家熟知的会议是什么呢？

是黎平会议。

无论是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还是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都更鲜明地表达出在黎平会议上，大家采取了毛泽东的看法，建立新的战略根据地，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那么广为人知的一渡赤水呢？

就像上文说的那样，我们不仅要了解红二、六军团的走向，我们还要知道国民党军在那个时期的动静。事实上一渡赤水在最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四渡赤水的计划，我们抛开中央发布的那些电报，看一看国民党中央发的电报和报告就能知道。

毛泽东是时时刻刻根据国民党军的新情况变化的，换言之，不教条，不死板，不硬拼，随时根据敌人的变化而变化，在每时每刻的高度集中的精神下，完成了四渡赤水出奇兵的决胜。

这不是简简单单在开局时就想好，谁也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走。

站在很多年后的视角看，四渡赤水出奇兵。站在那时的视角看，四渡赤水是1935年01月19日到1935年03月22日的六十二天，别小看这两个月，没有几个人能在连续两个月不休息的折腾中不消极，更何况对那时的那些红军来说，这是无意义的来回瞎折腾。所以情绪当然就来了，等不及的士兵开始再一次质疑毛泽东是不是能够成为负责人。——这是会理会议的文件记录。

我们为什么要读原件？为什么要重走一遍这些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明白任何一件事都是有因果的，才能明白任何情绪都不是没来由的。只有理解了情绪，才能理解情绪推动下的事情。每个人都有情绪。下级官兵有的是小情绪，小情绪是要尽可能克服的；但作为一个领袖，毛泽东有的只能是大情绪，毛泽东必须只能拥有大情绪。

不要指望毛泽东是万能的，毛泽东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否则遵义会议上就知道要去陕甘宁了，甚至于和四方面军会师也是要等到泸定会议才能确定下来。但毛泽东能尽量让自己没有小情绪，所以很快，所谓的战略转移，所谓的西征，统统名字都没了。在刘伯承彝海结盟时，陆定一写了一句话，后来出现在朱德发布的布告中。那是1935年05月，距离从于都出发已经过去了八个月。

在这漫长的八个月里，死了很多人，逃了不少人，留下来的人见证了这个词的诞生：红军万里长征。

毛泽东很喜欢这个词，因为这个词是结果性的。毛泽东带着这支队伍，也带着这个词，继续走了一年多，最后才来到陕北。然后毛泽东点了一把火，在熊熊火焰中，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于是这把火烧得更加旺盛。

参考资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六） 省委文件（1928）》、《红军长征（二） 历史文献（1934—1936）》《遵义会议文献》、《国民党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中央部分）》、毛泽东《毛泽东文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军事文选》、朱德《朱德军事文选》、周恩来《周恩来军事文选》、金冲及《毛泽东传》《朱德传》《周恩来传》、《陈毅传》编写组《陈毅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刘树发《陈毅年谱》、李烈《贺龙年谱》、《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 回忆史料（1927—1930）》、萧克《萧克回忆录》、杜修经《八月失败》、贺敏学《贺敏学同志的回忆》、龙开富《龙开富同志的回忆》、金冲及《星火的启示：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