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猫骑士
首尔市长朴元淳近日突然自杀,在韩国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文总统上台以来,以坚持斗争几十年的民权斗士为人设,又携为好友卢武铉复仇的大义名分,这几年在反对财阀和国内右翼势力,谋求民主化进程方面干的风生水起,今年年初应对新冠疫情得当,借着这股东风又在接下来的大选中大获全胜,声望如日中天。却没承想作为其左膀右臂的首尔市长朴元淳突然自杀,矛头直指长期对下属的性骚扰。
朴元淳1975考入首尔大学法学系。但因为参与反政府游行被抓入狱,当年被首尔大学开除学籍。出狱后,1979年入读檀国大学史学系,中途到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攻读国际法。1980年通过韩国司法考试(司法领域公务员考试性质的考试)入读司法研修院,1982年获分配至大邱地方检察厅任检察官,但因拒绝参加死刑执行程序,入职6个月后就辞职。去职之后,以民权律师的身份与韩国当局斗争,坚持为弱势群体发声,不但在女性权力的保护上卓有成绩,还直接推动了国民生活最低保障运动、司法改革运动等致力于韩国社会进步的活动。
2011年以无政党派候选人当选首尔市长并连任三届,其人能力出众,又与文在寅相识近40年,政治观点投合,社会实践一致,两人私交甚笃,更有传闻说他计划参与2022年韩国大选,被外界认为是文在寅政治路线的继承人。这样一位社会精英在7月9日突然离家出走,10日被发现已在附近公园死亡,目前,首尔警方已认定自杀,并表示不对尸体进行解剖。韩国首尔市政府15日召开发布会表示,将成立民官联合调查团,彻查真相,防止受害人二次受害。
事情刚刚爆发,根据通常韩国政坛表现出来的波诡,大量的矛头直指反文势力的阴谋,毕竟朴市长在疫情期间对华态度友好,而且跟文总统一路打拼而来,能力道德确实少有挑剔,以美国和韩国国内右翼势力无下限的做派,阴谋论并不显得多么突兀;
但随着事情推移,越来越多的信息披露,执政的共同民主党也开始道歉,另一边的观点越来越占了上风,认为朴自杀一事跟所谓阴谋论并无关系,只是性骚扰丑闻的压力导致。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也都有失偏颇。
以华为的251事件做个类比,一种观点认为251是某些敌对媒体借坡下驴打击华为,对立观点认为251就是华为资本恶臭的表现,谈不上什么敌对势力。但实事求是讲,美匪围剿华为全力打压是不是现实?是,国内敌对势力舆论联动是不是现实?也是;华为店大欺客,搞资本暴政是不是现实?是,和当地司法官僚势力共同迫害劳动者是不是事实?也是。
这本身就是一码归一码,一个民族企业搞得好,硬气,并不影响它的资本属性起作用压迫劳动者,一个劳动者被迫害,也并不影响这件事成为敌对势力的抓手来搞舆论战。即使到最后这位251事件的受害者在微博自曝恨国党和工贼,也不应该抹杀他作为一个劳动者所受到的不公正。
具体到韩国这场风波,文在寅有担当有手段,一以贯之的进步诉求是不是现实?是,韩国政坛政治生态恶劣,法西斯右翼手段卑劣残暴是不是事实?是,韩国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压迫是不是现实?也是,这三者并非互斥选项,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实事求是的的态度,那就落入了身份政治的下乘,而看不到事件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今天我们只说被视为韩国政坛左翼阵营的朴元淳性侵背后的韩国社会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革命运动中的集权化导致的“男尊左翼”的问题,有其道理,但把问题归结到从当年反朴正熙——全斗焕政权的民主化运动时期遗留下来的父权制政治文化遗毒,归结到革命党作风,这就有失偏颇了,难道在朝鲜左翼运动之前,在近代左派运动之前,性骚扰这些行为就不存在吗?
显然不是,更何况大部分左翼运动的团体,包括集权程度更甚的暴力革命的团体,都鲜有韩国这样严重的性歧视问题,不说中国,就是隔壁的日本,也与韩国相差甚远。从普遍的情况来看,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是父权社会形成以来的普遍现象,本质上是由暴力为基础的阶级问题,而在韩国,这主要是由社会传统造成的结构性悲剧。
朝鲜半岛自古就有森严的等级制度,自高丽王朝以降确立的两班制度,成为朝鲜千年来政治传统的主体,朝堂分文武两班,下面又有搞技术的中人阶层,再往下还有农民贱役等等,是一个制度化的等级社会,两班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典型的种姓制。近代朝鲜半岛自甲午之后便被日本统治,日本一无搞社会改革的动力——封建法西斯如何革命?二无搞社会改革的能力——日本社会等级森严的程度与朝鲜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二战结束后南北分治,北方在政治斗争中清洗了中苏两派,成了金家天下,南边因为朝鲜战争也来不起扫除传统——当然美国也无此意愿,为了解燃眉之急,任用日本法西斯遗留的人事体制迅速组成军政府进行独裁统治,之后财阀崛起,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不公正。从朝鲜近代的历史沿革来看,这种源自传统的等级制度几乎是被南北双方同时接纳,而且又恰好符合特殊时期社会治理的需求。记得志愿军归国干部就有吐槽,说朝鲜人民军根本不搞官兵平等,跟旧军队没啥两样。直到现在,两国的社会结构和传统并无变化。
在任何一个父系社会,即使有良好的制度和文化保证,对女性歧视也总是存在的,而女性往往处于歧视链的底层。在韩国这样的社会更是不用多说,各种反映韩国家庭生活的艺术作品,无论如何粉饰,那种无节制的男权也到处可见。对女性的歧视又以性压迫和暴力为集中体现,早年集中爆出的韩国女艺人赴日援交,近两年李胜利案,各种女艺人莫名其妙的自杀案等等,韩国男性的家暴更是闻名世。,可以说,韩国男性对女性的性歧视已经是形成了一种群体无意识,是社会性的pua现象。耸人听闻的N号房事件就是这种群体无意识的直接体现,参与的人数之多,行为之恶劣,令人咂舌。其中更折射出整个社会的男性心态,觉得这种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视女性为无物,自然不会觉得加害有心理愧疚,和印度如出一辙。
社会性的群体无意识形成的原因是长期的制度实践和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改造,所以渗透必然是普遍的,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即使是文党这样的韩国社会进步势力,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性骚扰,性歧视,性暴力,在韩国并不会因为女性面对哪个男人而不同。
更深入的说,男性对女性的性歧视,又是一种力比多扭曲释放的体现。力比多是佛洛依德提出的心理学概念,指由性欲外化的“生命能力”,是由本我向超我转变的自我实现的动力。对于男性来讲,这种实现往往和与暴力、支配、创造有关的行为相关联,男性喜爱争斗、渴望暴力,对权力的渴求,对理性的非理性追逐,都是这种力量的体现。从需求的层次来讲,如果不能获得正确的引导,又缺乏合理宽敞的释放渠道,这种力往往就会转向最基本的释放,即纯粹的性欲的释放,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对女性的性歧视和性暴力。
在现实中,往往是缺乏自我实现能力和路径的群体,对女性的性歧视和暴力行为更直接更严重,正所谓“弱者挥刀向更弱者”。从这个角度讲,像韩国这样的社会性群体无意识,根本上是韩国男性力比多被压抑的体现,是韩国社会压力大、竞争过于激烈,缺乏上升空间的表现。现实中,无论是实际移民占比,还是有意移民意向的比例,韩国在发达国家里都是出乎意料的高,与韩国的gdp水平有显著的背离。韩国不少年轻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之为“地狱韩国”。
而男性面临的现实又挤压了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空间,2018年,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36个成员国中,在女性就业方面韩国排在第30位,而在25岁至34岁的女性群体中,该国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最高的。世界经济论坛最近一份关于全球性别差距的报告中,149个国家里韩国排到115位,男女在工资平等和劳动收入方面存在很大差距。经济基础是社会权力的基础,如果连参与的权力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女权的基础。
这种背离背后的原因无外乎严峻的内外压力以及作为美国半殖民地的现实。美国通过财阀企业的触角,以控股的方式把持着韩国经济,榨取韩国经济的剩余价值,而半岛局势长期紧张,与中国对抗愈演愈烈,产业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现实又反过来加剧了这种体制的牢固性。更进一步,又把无从选择的韩国民众牢牢地捆绑在了这辆战车上。这种严酷的社会状态又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社会传统中对女性的歧视和压迫。这个问题兜兜转转,又转回了起点,转回了韩国左翼运动的使命和目的。
以打击右翼势力谋求民主化进程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共同民主党,其党派核心却在女权问题让存在着如此严重的错误,结合半岛历史,这种现象看起来像是一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悖论。但从另一方面讲,在过去几年韩国普遍性的性歧视性暴力性犯罪被曝光之后,即使考虑到反对派借势发难的可能性,受害人对朴元淳的控诉,也侧面证明了女性解放运动在韩国的进步,考虑到与右翼势力联系紧密的李胜利案被告无罪释放的结局,朴元淳的死更是显得富有象征意义。
对于共同民主党和文在寅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从新反思从新开始的契机呢?丑闻很可怕,由丑闻导致的政党危机更可怕。但可怕就不用去面对了吗?同样的问题就像革命中如何面对死亡一样,死亡同样是可怕的事,但革命者又必须正视死亡,教员的《老三篇》,解决的就是革命者如何认识死亡的问题,把死亡升华为牺牲哲学,让革命者了解到牺牲本身形而上的价值,这就是革命的伟大之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韩国人需要自己的《老三篇》,正视韩国社会对女性压迫的现实,重新认识左翼运动的意义,从对社会传统的改造着手,为女性争取就业与经济权力,在这个基础上团结女性,才是对反动势力釜底抽薪的正道,而不是因为惧怕丑闻,把对女性解放的解释权拱手让给“metoo”这样小骂大帮忙的无害化运动,从而导致女权运动走入歧路,反倒加剧两性矛盾解构集体概念,进而掩盖真正的社会矛盾。
韩国在东亚是如此的矛盾和特殊,使得在很多社会问题上都呈现一种社会实验式的极端,其中就包括深重的性压迫所反映的女权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视朴元淳自杀事件所反映的复杂现实,而非因为道德洁癖或是卫道士心态逃避,也是我们需要警醒的问题,就如同笔者在这里谈论女权问题,但也并不是柳下惠一样的人物,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街头看到心仪的女性也忍不住驻足,生活中更不是什么谨言慎行的道学人物,但唯知一点:平等与尊重,才是爱慕的基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对女性参与社会事务尤其是平等的经济权力的捍卫,才是男性处理男女关系的出发点。
从这个意义上讲,舔狗不得好死还真不是调侃,毕竟无论是自我的矮化,还是对女性的过高期望,本质上都是物化。借用圣经中禁果“智慧之果”的哲学内涵,如果说性爱是使人脱离幼年的茧房在动物性上自我圆满的禁果,那么男女之间的平等与尊重,认识到另一半同样为“人”,则是更高一层次的禁果,是人在理性意义上的自我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