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大唐守捉使
一、
2010年12月17日,一辆牌号为AA9135的奥迪A6缓缓驶进云南省政协大院,两辆破旧的面包车紧随其后。
还没等门口的武警上前询问,88岁的杨维骏已经下车往信访处走去,后面跟着12位失地农民。
他们来自西山区福海社区,在昆明市新任书记仇和强推的“全域城镇化”过程中,村子里的1800亩土地被镇长强征,一些老年人甚至被迫住在柴房猪圈里,前前后后上访了60多次一直没有结果。
而杨维骏在这个大院里更是出名,不是因为前政协副主席的身份,而是官场上“著名刺头”这个名号。
他们先来到六楼的信访办公室,办事人员说处长在八楼。到八楼转了一圈没找着,下来一看,六楼的办公室也空了,只剩下一个烟气还没散尽的烟灰缸。
兜兜转转,中午还没等到处长,一行人只能悻悻离开。
但“政协副主席带领农民公车上访”的故事开始在昆明城传得沸沸扬扬。
第二天,政协老干部处的处长专门跑到杨维骏家里,暗指他不应该乘坐政府配备的公车带农民上访。
憋了一肚子气的杨维骏反问道:“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一些困苦上?”
处长无言以对,但不久杨维骏的司机就接到指令:以后专车只能用在生活上,不能出城也不能到乡下去。
这一年,已经在云南主政七年的省委书记白恩培正为走出西南做着最后的冲刺,省长秦光荣和昆明市委书记仇和都被看作下一任主官的候选人。
也是在这一年,被假释的褚时健在减刑之后不久将刑满释放。
西南边境风云搅动,暗流争涌。
二、
杨维骏出身名门,他的父亲是朱德的结拜兄弟,孙中山的高级参谋杨蓁。
1925年,在孙中山的委任下,杨蓁赴军阀范石生处担任指挥官,率师入桂讨伐叛军。但不多久,杨蓁就在广西被部下刺杀身亡。
刚刚三岁的杨维骏被母亲紧急带到上海躲避追杀,这一待就是十二年,家境中落的他第一次感受到底层人民生活的困苦。
1937年,因为日军占领上海,杨家重新迁回云南。就在两年后,旧中国云南第一大案在街头上演。
在3月17号的下午,已经退隐的范石生在南城脚下正坐着黄包车,被迎面而来的两人连射十三枪,当场身亡。
不久,凶手到警察局自首,正是杨维骏的兄长杨维骞和杨维襄。在《公开告各界书》中,两人痛斥范石生是杀父凶手,这起为父报仇的凶杀案顿时成为街巷谈资。
杨家和范家各持一词,杨蓁到底是谁杀的成了说不清的罗生门。
不过年纪尚轻的杨维骏并没有受到影响,不久考入云南大学政治系。
进入大学的杨维骏比同龄人成熟不少,满揣抱负的他立刻组建起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战争摇旗呐喊。
1945年,毕业之后的杨维骏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在四年之后成功策动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顺利解放云南。
1951年,在云南省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结束之后,29岁的杨维骏被任命为云南省政治协商委员会专职副秘书长,承起父亲衣钵的他前途坦荡。
三、
但杨维骏很快就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场寒冬。
1956年,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托,社会学家费孝通前往云南调研,曾有过师生之谊的杨维骏担任他的调研助理。
在第二年3月24号,费孝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在反右的浪潮下,费孝通被划分为“右派”。
消息传到云南之后,曾经和费孝通关系亲密的杨维骏被要求检举费的反党行为。
但杨维骏义正辞严地拒绝了:“我不知道,我不能瞎编。”
不合作的杨维骏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分子”,开始接受劳动改造。
白天放牛插秧修路,晚上还要接受批斗,刚刚与妻子成婚的杨维骏一度想过触电自杀,了结一生。
关键时候,杨维骏还是靠着马克思恩格斯文选撑了过去:“我觉得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不可能有什么力量阻止人类前进,受挫折是暂时的,不可能永远”。
凭着这股劲,杨维骏撑了20年。
1978年,杨维骏平反,重新担任省政协副主席。
与他一起平反的,还有曾任玉溪人事科长,同样被打成右派二十年的褚时健。
这一年,32岁的白恩培由于踊跃突出,已经担任陕西省延安柴油机厂的革委会副主任。
而28岁的秦光荣从湖南师范学院团委起步,成为零陵地委宣传部的一名干事。
四、
1979年,52岁的褚时健被调往玉溪卷烟厂担任厂长。
仅仅用了八年时间,褚时健就将这个亏损的地方烟厂做到了全行业第一,“红塔山”更是一跃成为烟中王牌。
在当时的云南,全省财政收入的70%来自于烟草行业,而玉溪卷烟厂又贡献了其中的70%,托起了云南财政的半壁江山。
1994年,风头正盛的褚时健被评为“中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烟草大王”的名号响彻全国。
但就在同一年,72岁的杨维骏将一封针对褚时健的实名举报信交到了时任云南省委副书记令狐安的手里。
此时的杨维骏刚刚从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卸任一年,本该退居二线的他依然“活跃”在最前面。
根据群众的反映,褚时健麾下的红塔山香烟出厂价和市场价相差一倍,烟厂和省内高官的子女合作,暗中倒卖,从而赚取巨额利润。
此时的褚时健正是云南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举报信石沉大海。
但杨维骏没有放弃,他自己按着线索调查,最后将一封举报材料送到中纪委手里。
1999年,褚时健因为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云南高院判处无期徒刑。
世纪之交的云南官场,专门监督高官的杨维骏开始掀起阵阵波澜。
五、
2001年10月份,白恩培从青海调任云南省省委书记。
此时的云南在全国GDP排名中已经连续两年垫底,55岁的白恩培身负重望。
在春节团拜会和老干部座谈会上,放低身段的白恩培向每一位老干部问候,并且详细询问云南发展建议。
看着眼前认真记着笔记的白恩培,杨维骏本以为他是务实派,但时间很快证明白恩培是一位激进派。
上任不久,白恩培开始推行“大昆明”战略,按照他的规划,昆明应当大拆大建,重新设计,形成“一湖四片”和“一主四辅”的格局。
在他的推进下,昆明大批村庄被拆,滇池旁边的成片农田被毁,征地多达2万亩。有的片区每亩土地市场价400万,但是到村民手里只有12万,农民上访事件络绎不绝。
这股大建之风很快扩展到其它市区,大玉溪,大楚雄这些口号纷纷响起,整个云南成了一片大工地。
杨维骏这才明白,这位喊着“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书记求的只是成绩。
他开始给白恩培写信,并公开撰文批评云南盲目开发建设。在每年两次的老干部座谈会上,言辞激烈的杨维骏更是多次让白恩培下不来台。
从此之后,党内和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开始分开进行,而杨维骏的发言也总是被安排到最后一位,等轮到他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
不过杨维骏也有办法,每次会议他都做两手准备,先拟好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成书面材料,没办法发言就把书面材料放到每人的桌前。
此时的云南官员都知道,一把手并不待见这位“不识相”的老干部。
六、
就在白恩培大拆大建之时,远在江苏的仇和也在“高歌猛进”。
早在1996年担任沭阳县委书记时,仇和的火爆出位就已经赫赫有名。在上任书记的当天晚上,仇和只身夜巡城区,结果不多久就在路边踩到四坨大便。
第二天,全县5000多名机关干部就被喊去当清洁工,打扫城区。
在治安问题上,仇和更是雷厉风行。在全县政法系统的大会上,仇和激动地表示“治安的问题是警匪一家”,不服气的公安局局长马上顶撞:“这是对我们公安局的侮辱,你要收回这句话,挽回影响。”
两人当众吵了起来。最后,公安局局长被撤职,沭阳一夜之间调动41个派出所长异地轮岗,权力格局天翻地覆。
只在1997年,仇和督阵下的沭阳县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4656起。
一年之后,沭阳县为了招商引资,给所有教师和机关人员分指标,派任务。强压之下,全县教师集体罢工,这事被央视《焦点访谈》重点报道。
很快,仇和又出台了新规定,只要小偷小摸,必须在电视上公共亮相念检讨书,并取名为“沉重的忏悔”。
虽然争议不断,但是沭阳县的经济突飞猛进,甚至有百姓在门口贴上“求天求地不如仇和,治脏治乱不如治安”的对联来响应这位个性书记。
不久,仇和升任宿迁市市委书记。
从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出售学校,一卖到底的仇和放言:“宿迁515万人民所居住的855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要可以变现的资源或资产,都可以进入市场交易。”
2004年,仇和被《南方周末》评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
七、
2007年,51岁的仇和调任昆明市委书记。
也是在这一年,57岁的秦光荣正式接过云南省省长一职,铁三角正式出道。
上任之初的仇和曾经专门到住在隔壁的杨维骏家征求意见,杨维骏提出要带专家和仇和探讨三个问题:治理滇池污染,建设现代新昆明,转变政府职能。
但深感仇和“纳言善听”的杨维骏左等右等也没盼来他的消息,一句仇书记太忙让杨维骏非常沮丧。
仇和确实很忙。
与白恩培大刀快建不谋而合的仇和更进一步,发动了昆明历史上最大的城中村改造计划,80多个城中村齐齐动工,此时的仇和把宿迁那一套完全搬到了云南。
2008年,仇和又复制义乌小商品城的模式,投资320个亿修建了占地12000亩的螺蛳湾国际商贸城。
但仇和的大拆大建激起了许多矛盾,暴力拆迁和非法占地事件层出不穷,独断的性格更是引起多方不满。
在螺蛳湾绿化项目中,许多名贵的观赏树木都专程从江苏远道运送而来,更被怀疑是有利益输送。
针对仇和的情况,杨维骏曾多次向省委举报,但是都被白恩培拦了下来。
也是在这一年,杨维骏得到了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的兰坪铅锌矿被四川老板刘汉以10亿人民币的价格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通过银行贷款来控股的方案却遭到了白恩培的拒绝。
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就这样落到了四川黑老大的手里。
眼看着国有资产被贱卖,86岁的杨维骏开始向省内实名举报白恩培,但此时的白恩培已经深耕西南七年,波澜一起就被按死在深水里。
八、
2011年,白恩培转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秦光荣成为新一届省委书记,而自诩“孤独离开”的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
上任后不久,秦光荣就搬离了小区,住进了欧式别墅。此后的五年,杨维骏只见过秦光荣一次。
一年之后,“古滇名城”项目在昆明市上马,以远低于市价的补偿款强征了万亩土地,13个村集体上访维权。
杨维骏多次写信给秦光荣反映问题,但都被无视。此时的他才明白,表面上和气清廉的秦光荣只是白恩培的翻版。
2013年,杨维骏将白恩培在任时期的兰坪铅锌矿案报给《财经》杂志,媒体开始关注和报道。同时,他决定趁着在北京治疗眼疾的机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白恩培。
在杨维骏动身进京之前,听到风声的省里干部专门为他组织了一场会议,劝他收回材料,在北京期间老实看病。
但杨维骏怎么可能听话!
91岁的他揣着退休证和举报材料亲自走到中纪委信访室,一位老干部接待他时激动地说:“我们感激你,代表党组织感激你。”
杨维骏这一访走出了中纪委历史上的三个突破:年纪最大,职位最高,举报完全不为自己。
此刻的云南,已经有人放言要让他永远闭嘴。而旁观的人并不相信杨维骏一人能掀翻云南官场,只是冷眼看着他的笑话。
九、
2014年8月29日,就在杨维骏举报一年后,68岁的白恩培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中纪委带走。
同年的10月14日,64岁的秦光荣被宣布调离云南。而也是在这一天,他力推上马的“古滇名城”项目因为推进中的激烈冲突,造成8人死亡。
第二年,58岁的仇和被免去职务,双开调查。
铁三角已成落幕之势。但打虎成功的杨维骏晚年过得并不安生。
就在白恩培被调查的前夕,一位声称杨维骏女儿的人执意闯入小区,所幸被门卫识破,后来发现杨维骏压根不认识这个人。
不久之后,杨维骏的妻子王婉琦因为呼吸困难到小区医院吸氧,但吸了几口病情反而加重了,检查一看,钢瓶里装着的竟然是二氧化碳。
这些年里,杨维骏的朋友越来越少,邻居越走越远,家人越来越担心。
经常受到威胁的他,神智时清醒时糊涂,总是笼罩在一股被害的惴惴不安中。
面色焦黄,身材干瘦,右眼几近失明的杨维骏早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神采。
2020年6月9日,98岁的杨维骏因为肺炎逝世。而就在四天前,他还在微博上为楚雄的一名律师高声呐喊。
此时的杨维骏,安详地躺在这里。
就像妻子王婉琦说的,他这一生负担太重了,喊不动了,到了歇歇的时候了。
在追悼会上,上百位村民自发地举着遗像站在殡仪馆外,他们都是一大早从楚雄、玉溪赶过来,肃穆之中有抑制不住的嚎啕哭声。
在临走之前,病床上的杨维骏经常问女儿一个问题:“人一生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其实杨维骏的答案就在大哥杨维骞送给他的一首诗里:“政坛千古幻风云,多少丹心照万民。今为正纲违显贵,甘遭坎坷不甘驯。”
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还是坚持,反正我力所能及,看见有人贪,有人欺负老百姓,我就要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我就要举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为了吃好喝好玩好,为老百姓做事我心里很舒畅。多做一点算一点,该说要说,该做要做,人活着就有意义了,有价值了。”
这句话是杨维骏一生最好的注脚,心里有路的他并不孤独。
但杨维骏又很孤独,只能凭一己之力苦苦支撑。这是幸,也是不幸。
英雄和斗士的背后,只是无奈之上的担当。无愧于己,无愧于人。
大潮落下,裸泳者终将出局,清白的人会被时间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