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如何破局？ | 新潮沉思录

由弗洛伊德之死引起的动乱已经在美国持续一个多月了。这场由短视频在移动互联网病毒式传播激起的民愤从而引起的闹剧，起因只是美国社会生活中一个日常的剖面，如果不是新冠大流行对全社会抗压能力的毁灭性打击，在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低人权社会”里，受害人佛洛伊德最多也不过像近几年同样遭受了无妄之灾的那些黑人受害者——譬如2018年在家里被误入的白人女警杀害的会计师jean一样，在几篇媒体的报道之后迅速的被人遗忘。

幸运或不幸的是，随着参与大选的各路力量介入，以及民众在失业和疫情的双重压力下的恐惧，死去的佛洛伊德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引发了一场席卷全美的社会动乱。这场动乱的反复冲击如同污水池里飞奔的摩托艇，把美国光鲜亮丽的外衣下丑恶的、错乱的、血腥的那一面，通过新的媒体手段，暴露在全世界面前，美国梦、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等等过去的符号，被种族主义、制度性歧视、泛滥的暴力和手段与目的倒置的政治所替代。

更有趣的地方在于，不同于过去打砸抢式的发泄，越来越多的黑人，无论是精英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以及底层，都不约而同的对现状产生了思考和表达。在5月底的一段视频里，街头演讲的黑人女性将问题的核心直指美国建国的原罪，而著名脱口秀主持人特雷弗·诺亚甚至在脱口秀中暗示黑人打砸抢完全是正义的，是美国社会契约被白人践踏的结果——这实际上已经在拷问美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了。而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反倒不是这些更有洞察力和煽动性的言论，而是在路边一段30秒的对话，社会底层的老中青三代黑人的对话：

一个45岁黑人的男子对另一个男人说：“没有人会来保护我们，我们必须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必须站出来！”

31岁黑人男子回他：“你看看他，他才16岁，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你们继续打砸抢烧，军队会开枪，他会被杀死。”

45岁黑人男子：“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应该反抗到底，我准备死在这里。”

31岁的黑人男子把16岁的黑人少年拉到了一边对他说：“你现在看到的一切，可能在10年后，也就是你26岁的时候还会发生。10年后，你也会处于我们这种境地，所以你现在的任务，是想到更好的办法。“

这段对话几乎涵盖了黑人面临的困境，制度性的暴力压迫，找不到出路的迷茫，以及看不到未来的轮回。一如100多年前的中国，每个人都感觉活得无比艰辛，压迫、穷困和死亡无处不在，痛苦的不是惧怕为未来献祭，而是根本就找不到未来。

大量的研究表明，黑人无论是受教育、就业还是财富积累，在“种族”层面上呈现着整体性的衰落，虽然美国黑人本质上是被政治定义形成的“种族”，而非由血缘和文化自然形成的种族，但这种作为一整个阶层的生存困境却切实存在。在rap、体育和贩毒犯罪之外，黑人缺乏上升途径，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缺乏一种共同的、被大多数黑人所知晓、所认同的、不依赖于突变和天赋的方法论。

有人嘲笑中国人是“做题家”，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还认同秩序，只要还需要技术官僚和工程师，那么中国人这套一代吃苦——二代上学——三代中产的方法论，就始终有效。即使是在美国新麦卡锡主义抬头的当下，中国移民依然能靠着这手安身立命的本事，在匪帮丛林里博得一个出身，而美国黑人，连更基本的途径都缺失，这种方法论的缺失，使美国黑人长期以来都陷于在社会底层重复的怪圈。

抗争与失败，美国黑人构建方法论的历史

事实上美国黑人在不同时期一直在尝试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下构建共同的生活方式，只是结果令人唏嘘。

20世纪初，一位富有的黑人企业家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建设了一个40英亩的住宅区，并吸引了大量的黑人前来生活和工作，作为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他号召俄州黑人前来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很多富有的黑人聚集到这里：企业家、律师、社会活动家等等来到这里，到20年代末，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极富活力的城镇，号称“黑人的华尔街”，在黑人聚集的俄州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声望。但好景不长，21年一个黑人男青年被指控性侵白人女性，白人暴徒冲击法院要求交人被警长拒绝后，对格林伍德区进行了一场大屠杀。

从事后的细节看，完全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行为。白人暴徒甚至出动了飞机，摧毁了超过35个街区，这个由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构筑的城镇，被种族暴力彻底摧毁，这就是著名的“格林伍德大屠杀”事件，当然在美国习惯性地称之为“种族骚乱”。这种事件并不孤立，两年后又发生了在佛罗里达州又发生了“罗斯伍德大屠杀”，也是一个黑人的小镇被种族暴力完全摧毁。“在屋里发现一只蟑螂，就说明屋里有一堆蟑螂”，显而易见的这只是二十世纪初美国白人种族主义对黑人系统性的暴力压迫的冰山一角。

但抗争从未停止，随着美国南部在30-50年代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黑人在政治权利、工作、收入等各个方面都开展了长期的斗争，著名的牧师和社会活动家马丁路德金主张非暴力的方式来提升黑人地位，消灭贫困，另一位现在鲜有提及的活动家马尔科姆X则主张用伊斯兰教团结底层黑人，通过暴力方式维护权益，黑豹党则以殖民地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为纲领，团结黑人进行斗争。当然最终的结局我们都知道，马丁路德金和马尔科姆x被暗杀，黑豹党被取缔，领导人或被杀或被抓，在这之后，更多的黑人精英放弃了组织底层的努力，通过皈依美国白人社会的方式寻求自我实现，黑人作为一个族群开展的反抗运动彻底失败了。

这是一个悲壮但又略显讽刺的过程，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韦伯认为是新教价值观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乃至生活方式的构建，WASP们也以此标榜自己的生活方式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但当黑人去尝试以融入这种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形式去构建自己的现代社会时，遭受的却是无耻的种族暴力，而非价值观认同带来的善意。

某种意义上，这种虚伪是认识美国社会的钥匙，同时也是美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在社会生活中用虚假的价值观至上来掩盖由暴力和种族主义维系的真实秩序，在政治生活中用政治化的口号去掩盖去政治化的目的。如果说黑人真的形成了什么样的共同认同，那么只能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对种族主义的警惕，对白人操纵政治议题的厌恶。但归根结底，这种认同是不具有建设性的，就像中年黑人男子所要表达的那样：我们知道他们在骗我们，我们不想再继续上他们的当，但我们并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也就是方法论困境深层次反映的问题。

如果说基于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构建是一种谎言，那么谎言的另一面就是真实吗？黑人需要的方法论的构建，是不是就必然建立在不受约束的暴力和种族主义之上？时至今日，blm运动以及黑人底层生活中充斥的暴力，实际上已经在实践这样的手段，但结论是显然的，这对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基本没有意义，种族主义使得族群对立更为紧张，而不受约束暴力的受害者往往只是身边的平民，反而给了美国白人种族主义污名化黑人运动的口实：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叙事体系里，黑人的抗争似乎怎么样都是错的。

倒转的视角，共同的方法论该如何构建？

既然无论体系内的哪种方式都走不同，那只能说明，体系本身提供的视角出了问题。种族主义者总是把黑人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归结为人种问题，但在人类历史上，一个族群总是自发或自觉在实践中构建共同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不同于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推断，是一种事实存在的现象。中国人的“修身齐家”，哥萨克人的“沙皇血税”，包括犹太人的发展等等，都表明了这种超地域超文化超种族的现象的普遍性。

美国黑人面临的方法论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族群的马斯洛实现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如何获得安全？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在哪里？我们如何获得尊重？我们如何自我实现？一个遗憾的事实是，在美国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黑人是奴隶阶层而非参与者，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已经失去了历史机遇的群体如何进入现代世界的实践问题。要得到这样的答案，在美国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立国的国家里是找不到的，只有把视角倒转，看看世界的其他地方是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

首先的问题是，历史上共同体的方法论是如何形成的？以中国为例，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都形成了延续数百甚至上千年的集体方法论，最典型的莫过于“做题家”现象所体现的对教育的重视，国家管理和官僚阶层选拔的需求，使得中国在科举制度成熟后的近千年里，读书成为了一项收益稳定而又路径明确的上升途径，作为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政府又对科举的神圣性做了最大程度的背书，直到1905年，清廷连最基本的暴力都要无法维持的时候，科举制度才成为历史。

另一个例子是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是生活在东欧草原上的游牧民，骁勇善战，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历史上，哥萨克人是一只重要的力量，他们通过向沙皇提供军事义务的方式，来换取相当程度的自治权和劫掠权，而扩张的收益又反过来加固了这种关系，使得哥萨克人也形成了类似的共同认同。而犹太人的发展历史则是在反面印证了共同体的方法论如何形成，因为缺乏捍卫自身的暴力导致犹太人长期面临敌视乃至种族屠杀，缺乏制度保障导致犹太人的财富被劫掠侵吞成为常态，直到以色列建国，这些问题才得以解决，而一个强大的富有影响力的国家，反过来又保障了族群的利益实现。

这些例子勾勒出的是共同体的方法论形成所依赖的前提：暴力的捍卫，制度的保障，稳定的收益。这些要素正是黑人在抗争中遇到的问题的解答，如果黑人有足以抵抗种族主义的暴力，“格林伍德大屠杀”那样的惨剧就不会实现，如果有能够约束种族主义的制度，那么进行建设的成果便可以保障，如果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复制并获得可预期的收益，那么必然可以作为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进行推广，而不必依赖于突变或天赋。

其次，一个共同体在失去了历史机遇的情况下，如何进入现代世界？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进入现代世界的实践，就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三句话所要表达的内容那样，就是一个共同体不断试错的过程，太平天国尝试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清政府尝试了购买工业化和君主立宪政体的实践，北洋政府、国民政府都进行政治解决的探索，而各路精英提供了实业救国、媒体救国、学医救国等等这样那样的具体的实践，最终这些所有的错误带来的经验和教训，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答案：如果我们要过上好日子，需要独立的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军队，需要基础教育和工业化建设，为了构建这样一个体系，需要人人平等与集体主义结合的社会制度，简而言之，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另一个必须提到的国家是古巴，在被种族主义霸权环绕的世界里，如何成功构建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答案就是参与。古巴的革命充满了拉丁文化中偶然、戏剧而又英雄主义的情结，但革命的过程则是各种族共同参与的历史进程，黑人、拉丁族裔、混血、以及华人。特别是华人，在19世纪中期开始至古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百年里，一直是革命的中坚力量，这也是今天古巴华裔能够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拉美地区赢得尊重的基础。

在60年代建国至今的岁月里，古巴政府始终保持着参与国际事务的热情，在拉美、非洲为驱逐白人殖民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被严重封锁的情况下，尽可能的实现了基础教育和分配的公平性，并在全社会尽可能的驱除种族主义的影响。这不是仅仅由宣称的制度价值决定的，更是一种共同体的实践的结果，参与国家的诞生，参与社会的建构，也是一个族群建立共同的方法论的方式。

未来在哪里？

行文至此，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美国黑人作为一个族群，已经永久失去了在美国体制内构建某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论的历史机遇，除非这个巨型种族监狱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彻底崩塌。但换个角度讲，对于反对种族歧视的认同来说，国界并不应该成为障碍，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在所有反对美国种族主义的地方，都潜藏着未来的希望，既然建设不再可行，破坏未尝不是一种办法，继续加大族群撕裂，持续的动摇美国的价值观，为了非洲黑人主权国家的发展提供支持，都是让这个种族监狱崩塌的手段，不破不立。

在更深层次的问题上，美国黑人的困境，也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大多数国家所面临的困境，对于种族主义立国的美国来说，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本身也是种族主义价值观的投射，每一个在美国的种族主义光谱中被歧视的国家和民族，和被白人种族主义者威胁着的黑人小镇有什么区别呢？而依附着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黑人小镇，和当前的国际体系下自以为闷声发财但实际上立于危墙之下的某些国家又有什么区别呢？

种族主义者砸烂你的小镇，同样也只需要制造一个借口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