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40年：一种高考，四次创新 | 饭统戴老板

2003年6月7日，全国613万名高三学生参加了高考。除了必备的文具和准考证，考生们还需要携带一张“健康证”，才能进入考场。

那年的高考被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赋予了一层特殊意义。绝大多数人在3月甚至4月，才意识到SARS的严重性，学生们的生活也从那时起改变：一些学校整个4月都在关闭状态，直到5月，教育部决定：高考照常从7月7日调整到6月7日进行。此前很多年，高考一直是7月7日开始。

种种偶然共同造就了那场独特的高考，很多考生印象深刻的是数学“车祸”，往常看一眼就能得出答案的选择题，一些考生算了五分钟都没有结果。据说很多学生还没等考试结束，就选择交卷放弃。

在中国，高考从来不是一场普通的考试，而是一次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社会的组织能力的大型演练，从学生、老师、学校，到教育部门、交通部门和公安部门，每个城市的每一个部门，都在48小时里严阵以待。

同样，高考的意义和影响也绝非“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这十四个字能够概括。在国人眼里，它是改变命运的途径、是跨越阶层的通道、是出人头地的门环。时至今日，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寄托。

高三学生在疫情中备战高考

17年后，新的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席卷全球，高考又一次回到中国炎热的七月，无论发生多少故事，它都会和17年前一样，成为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01.重生

1952年，全国首次实行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江西吉安的考点设在白鹭洲中学，也就是文天祥就读过的白鹭洲书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考”。十七岁的欧阳自远用扁担挑着文具和生活用品，从永新县徒步94公里走到吉安，颇有古时秀才赶考的意味——那也是今天的“嫦娥之父”第一次离开家乡。

彼时，赶考“交头卷”的习俗还没有被人们忘记，几门科目考下来，欧阳自远两次交了头卷，顺利考取北京地质学院。之后的几十年，沧海桑田，欧阳自远一路奔跑，成为中国航天领域的知名人物。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

在欧阳自远求学那段时间，新生的高考历经波折。随后十年动荡期间，教育工作几近停摆，高考自然难以独善其身。1966年6月，政府发布通知，规定大学招生“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高考出现重大调整。

随后十年，高校的招生工作主要遵循 “自愿报考，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查”十六字方针，这其中，“领导批准”自然是最硬的指标。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恢复职务，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教育。主持工作不到半个月，邓小平就牵头召开了一场“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座谈会邀请的大多数是科教界名人，其中就包括武汉大学的副教授查全性，他的著作《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堪称电化学的圣经，被无数学生跪啃。

座谈会上，总设计师委婉地批评了一些大学新生文化素质差，提出计划从1978年起恢复高考。感同身受的查全性率先解放思想，把当时的招生制度痛批了一番，随后谏言称，“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事，就不要拖到明年办。”

一句“不要拖到明年”结结实实的打动了邓小平，总设计师当机立断，让坐在旁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追回已经发出的招生文件，重新组织统一考试。后来，教育部的官员们发现印试卷的纸居然不够用，索性紧急抽调了印刷领袖选集第五卷的纸张，才赶在考试前把高考试卷印了出来。

由于时间实在紧迫，考试被硬生生拖到了12月，成了新中国唯一一次冬天举办的高考。十年的停摆也创造了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报考人数570万，录取考生27.3万，录取率只有可怜的4.7%——史上最低。但对于那些曾受到不公平对待的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无异于天降甘霖。

被时代辜负的这一代人，终究获得了另一种方式的补偿：1977到1979年参加高考的近百万学生，后来被称作“新三届”，他们大多有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经历，在参加高考、学成毕业后，或供职政府机关，身居要职，或下海经商，终成巨贾，如今的各行各业，几乎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也正是这个时期，高考被正式赋予“改变命运”的角色。

1984年，这批改变了命运的大学生们，在国庆阅兵时打出“小平您好”的标语。同一年的秋天，一大批年轻学者齐聚莫干山，在山间竹林里思考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中国怎样才能赶上西方？

这批学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都参加过1977年高考，包括后来的财政部长楼继伟、银保监会主席及央行党委书记郭树清、经济学家周其仁。后来，他们中有人参与了国企改制、有人组建了最顶级的国家智库、有人主导了第一家股票交易所的创办。

而在当时，参加莫干山会议的所有学者们都不会预见到中国未来的腾飞，更不用说他们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莫干山会议旧照

从那时起，高考开始承载中国新一代青年们的希望，今天我们的国家和日常生活，依然被那一年的高考深刻影响着。

1977年，从动荡到新生，高考的重启，是制度的创新。

02.沸腾

1992年——高考恢复的15年后，总设计师又定义了一个新的时代，那是一个被“南巡讲话“、”春天的故事“和”下海“定义的风云浪潮。

不过，这些故事的发端却是在1991年春天。那年春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三篇与众不同的评论，作者都是一个化名为“皇甫平“的人。他在文章中警告人们“不要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化”，并且在末尾高呼，”抚今忆昔，历史雄辩的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

这些话如今听来或许有些空洞，但在当时，全国媒体都在猛烈抨击“右的错误”。只是皇甫平在接下来的文章里说，“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果然，文章发出来，北京的《当代思潮》立刻撰文回击：“改革开放就可以不问姓资姓社吗？”

这场争论随即变成了舆论场的隔空交锋，先是《求是》发了篇《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光明日报》一字不少全文转载，宣传部门也不甘落伍，来了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没过多久，另一方后来居上——《解放日报》的党委书记周瑞金去了北京，成了《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当时，刚刚经历过价格闯关的中国走向了十字路口，加之前苏联解体带来的冲击，社会舆论充斥着“和平演变”的论调和姓资姓社的争论，各项经济数据停滞不前，彷徨中的中国应该走向何处，急需决策层拍板定调。

之后的事情人们再熟悉不过，1992年春天，88岁的总设计师来到深圳，用四川乡音发表了一番讲话。擅长搞大新闻的香港记者显然不会错过对岸的风吹草动，《大公报》一针见血画出了重点：“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

南巡讲话结束后，两个里程碑式的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出台，紧接着十四大召开，“市场经济”被写进党章，直接引爆了下海经商的热潮。

深圳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后来，泰康人寿创始人陈东升把体制内官员的下海总结为，“用计划经济的余威，抢占市场经济的滩头”。不过，挽起袖子跑步杀向市场经济的还有大批知识分子：复旦教授郭广昌、北大青年教师俞敏洪、河南舞阳钢铁厂车间主任许家印，都在那年投入商海大潮。后来，这一批人有了一个集体头衔——九二派。

同一时间，高考也迎来了一系列改革，比如高校招生并轨、“3+X”试点以及大规模的高校扩招。尽管在整个90年代，人们依然将高考视为出人头地的唯一路径，但伴随着经济的繁荣与更大层面的改革开放，高考身上“改变命运”的成色慢慢消退，获得成功的渠道逐渐多元。

清华大学教授李强曾将建国后中产阶级的形成渠道分成三类：教育渠道、专业技术渠道和市场渠道，如果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考大学、学技术、做生意。

彼时，西方世界将中国视作下一个苏联，但中国却迎来了新的繁荣。一句“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一批砸烂铁饭碗的下海官员，是经历阵痛的中国焕发的勃勃生机。

1992年，从停滞到前进，提出适合中国特色的发展观念，高考改变命运的成色慢慢消退，这是思想的创新。

03.危机

2003年，令考生们焦头烂额的不光有SARS，还有震惊全国的“数学惨案”。

四川南充市高三学生杨某，由于之前摸底考试成绩不理想，高考两天前，潜入县教育局办公大楼，切断报警电源，从保密室偷走了语文卷、英语卷、文科数学卷、理科数学卷、文科综合卷、理科综合卷各一份。

随后，采用全国卷的省份全部紧急替换成了难度飙升的备用B卷。后来网友戏称，杨某就是那年“数学惨案”的罪魁祸首。

残酷、措手不及，很多人在长达两个小时的煎熬之后，走出数学考场就哭了。一位差点通过奥数被保送到大学的考生说：“这是仅次于奥数难度的试卷。”在数学全国平均得分50分的映衬之下，那年的高考也被称之为“史上第二难的高考”。

在2003年之前，高考时间一直被定格在7月7日，那时，很多偏远地区的学校甚至还没装上风扇，高考期间酷热难耐。舆论交锋之下，教育部决定从2003年开始，将高考日期固定安排在每年的6月7日至9日。

第一批面对高考提前的学生，内心的忐忑可想而知，更不用提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高三学生的计划。《北京晚报》曾联合搜狐网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希望高考推迟的人占到56%。

当时，学生们获取外部信息的渠道远不如现在发达，主要是靠班主任传达，以及同学之间聊天，有关高考日期的传言一时甚嚣尘上。

但到了5月5日，教育部正式宣布，高考会在6月7日正常开始。对613万考生来说，当如期高考的消息传来，既是当头棒喝，又是一种解脱。而对决策层和全国各个城市的管理者来说，疫情中的高考，也是一场对危机应对能力的考验。

在北京，为了减少人员聚集与交叉感染，填报志愿被史无前例的调整到了考试成绩公布之后进行，由原来的5月15日、16日两天调整到6月27日、28日两天。考场也由原计划的3200个猛增到4800个，每个考场的考生人数由30人下调到20人。所有考点还设置了3个备用考场，用来接收有异常症状的考生。

2003年高考，北京一处考点

而早在5月底，各个省市就轮番开展了高考防SARS演练，从全副武装的防治疫情专用车、到烈日下被防护服裹得严严实实的防疫人员、再到遍布大街小巷的排查室，整个国家在不到两个月里，完成了一次为高考准备的紧急动员。

6月7日，613万学生带着健康证进入考场，与这场考试背后的千万名医生、警察和教师一起度过了屏息凝神的48个小时。医生跟着老师一起监考的景象，也成了足以载入高考史册的一幕。

当这场紧急动员伴随疫情一起结束，更大层面的改革也随之起步：政府拉开轰轰烈烈的医改大幕，全面健全和完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尤其是农村地区公共卫生体系。事实上，多数行业的改革路线，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塑造出来的。

随后几年里，承袭“三明模式”的药品费用改革迅速在全国铺开；医保领域的改革更是势如破竹，95%的国民被纳入医保，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出比例不断下降，成为SARS之后新医改实打实的成绩。医改中最难啃的公立医院体系，也在今年的新冠肺炎防控战中得到了检验。

今年，在各省支援湖北的大调兵中，全国各地的公立医院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甚至出现了“东齐鲁、西华西，北协和、南湘雅”四大公立医院会师的景象。几百只医疗队和4万多名医护人员中，大部分都来自军方和公立医院。如今疫情防控的稳定局面，有无数医护人员的付出，也有用难以量化的代价换来的经验和教训。

出征湖北的宁夏医疗队

SARS那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最终没有对中国的高考形成冲击，却推动中国建立了全世界独有公共医疗卫生体系。

2003年，从无措到从容，最终迎来了体系的创新。

04.变革

17年后，新冠疫情肆虐。为了应对疫情，学校纷纷停课，孩子们再次回到家中学习。

17年前，SARS横行，中国教育电视台曾开设临时电视频道，专门面向停课在家的学生播放“空中课堂”，受限于当时的网络普及，学生们只能通过有线电视学习。

如今，随着全国网络“村村通”工程、5G、智能手机等“新基建”普及，在线教育开始发挥集束式效应。“云课堂”助力孩子们停课不停学。

1月24日（大年三十），疫情之下，中国用户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平台作业帮迅疾启动“春季加油站”计划，大年初一即上线，为延期开学的全国中小学生提供免费课。

作业帮直播课初中语文老师黄婧玉困守北京，无法回武汉照顾独居的奶奶，为了备课，每天只睡4个小时。

作业帮的老师黄靖玉在直播

她在课上讲杜甫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安史之乱后，唐都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为了加深学生们的记忆，她讲到为了抗击疫情，人们都宅在家里，实际上外面春光已至，草木已经开始生长了，也是另一种“城春草木深”。“只不过与唐朝不同的是，如今时代不一样了，很多有志之士冲上抗疫前线，所以我们也要有信心。”

疫情期间，作业帮免费直播课开始报名后，3100万学生先后涌入。

高考延期后，作业帮直播课面向高三学生，推出“高考加油站”，课程涵盖高三所有科目，不限名额完全免费，课程将提供高三重难点知识讲解，解题大招讲解以及备考建议。除此之外，还邀请了资深高考专家为高三学生提供高考政策解读、考前心理辅导、高考志愿填报等公益课程。

在互联网、技术、智能手机的三重助力下，中国这个人口大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几亿学生迅疾完成了从线下学习向线上学习的迁移。

伴随这种迁移的，是优质教育资源的迅速下沉。

今年4月9日，85岁的“嫦娥之父”欧阳自远在作业帮直播课进行了一场特殊的直播。这场直播，距离他参加高考，已经过去了68年。在名为《改造火星梦》的直播课堂中，满头银发的欧阳自远院士讲述了中国的火星航天计划。疫情之下，全国2000多万中小学生通过作业帮直播课平台，足不出户上了这特殊的一课。

欧阳自远院士在作业帮给孩子们上直播课

68年，沧海桑田。

可以预见的是，在线教育绝不会只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是为长久以来教育资源不均衡的现象提供了清晰的解决方案。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在线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的基本模式，未来也必将成为公立教育的有机补充。

从当年的SARS到今天，再次面对全球性危机的中国人多了一份底气，包括在线教育在内的“新基建”检验了中国正在推行的底层创新能力。它们和芯片、基站一样构成了中国的软实力。

如果说高考代表了民族精神的一个切面，那么以作业帮直播课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无疑是对“新基建”的一种朴素诠释。

站在更广阔的层面，每一次危机、每一次阵痛，都考验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深层创新与发动变革的能力。

2020，从17年前的迎难而上，到如今的科学应对，是科技的创新。

05.尾声

43年前，高考让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明白，命运可以通过努力改变。

高考不单单是教育问题，也是个人命运与奋斗的问题，还是国家人才与创新的问题、社会制度与经济的问题。它影响了国家精英的产生、影响了决策权力的分配、影响了商业与社会的运转。它所改变的，又岂止历史洪流中那些起落浮沉的命运？

17年后，高考重新回到7月7日，它激发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往日旧事的回忆，也是对未来的信念与投票。

这也是中国不断前进的原始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