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破产之日 | 新潮沉思录

文 | wzz

前阵笔者在沉思录发表了两篇文章，《垄断与破产，资本主义的宿命》和《大萧条到滞胀，赤字不能拯救资本主义》。在这两篇文章中，笔者梳理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主要尝试说明的是，不论经济正在增长、停滞还是萎缩，只要存在利润，就都有“因有效需求不足而造成商品滞销和经济萎缩”的趋势。而为了修复需求缺口，就需要进行出口和财政赤字扩张，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能所有国家对外贸易都是顺差的，总有国家只能依靠财政赤字扩张来修复需求缺口，最终造成财政的崩溃。

现实之中，卷入越战的美国曾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状态，贸易顺差逐渐减小，经济增长疲软，政府赤字不断攀升，货币超发以至于金本位无法维持。在1969年-1982年间，美国的实际GDP平均增长速度只有2.9%，但通货膨胀率高企，滞涨经济运行状态被称为“滞涨”。到了里根执政时期，其提高利率和减税的“紧缩”政策反而带来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这一现象与我们一般的认知恰好相反，也经常被奉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们用来攻讦凯恩斯主义。但更大的问题在于，采行全套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国家或地区，从拉丁美洲，到日本、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再到亚洲四小龙和亚洲四小虎，全都遭遇过严重的经济危机。这些危机的作用甚至一直延续至今，唯有美国基业长青。

美国获利别国遭殃，这场零和游戏是如何实现的？

增长与衰退的秘密

在出口和投资之外，是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经济停滞是一种常态吗？什么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种合理的猜想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应该简单归结于出口或者财政赤字扩张，另有一种强大的、相对隐性的、同时不总能起作用的动力，在滞胀时期较少起作用，在里根执政时期及其后较多起作用，以至于逆转了财政的影响，在财政扩张时期令经济缓慢增长，在提高利率/减税的“紧缩”时期则令经济迅速增长。那么，这种力量到底是什么？

“什么造成了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个易于回答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生产的扩大是每种商品生产数量的商品种类的增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是每种商品数量的增加，又有两种因素，分别是生产力提高导致的劳动时间减少（即单个劳动力在相同时间内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和生产该产品的劳动力的增加。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会导致商品价值的减少，因而以货币计价的总产值并不会提高。个别的生产者希望以相同的工人制造更多的产品，以更低廉的价格排挤掉其他生产者，排挤掉整个企业的工人。或者是以更少的工人维持相同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以提高利润，并排挤掉本企业的个别工人，这两种情况可以同时存在。在这些种情况下，劳动者投入劳动而产生的增加值并不会提高（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是一切商品价值的尺度）。

而在产业逐渐进入成熟期，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时，个别生产者既希望获得更多利润，也在“不能维持原有利润”的压力胁迫下，不断进行投入，使原有产业以零敲碎打的形式发生技术进步，排挤出工人而不是产生新的业态，工人失业则会使社会有效需求减少。

此时因技术进步造成的购买力的不足反而可能使生产减少，这就产生了技术进步与社会需要出现背离的现象 。在大量产业进入成熟期之后，我们往往能看到这些产业互相影响，共同使社会总有效需求降低，多个产业一起走向衰退。

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力的增加，一方面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发生，在业态和商品一定时，经济增速往往是仅和人口增速相匹配的，如二战后的婴儿潮就可使需求和生产大规模增长。另一方面，从产业生命周期来看，通过投入更多劳动力来实现同种商品生产数量的增加，也往往发生在这一产业的成长期，也就是新的产业、新的业态和新的产品出现不久后。

“对同种商品投入更多劳动力”和“创造新的商品种类”这两种使生产扩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统一的，也是真的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在新行业发展初期，旺盛的需求促使企业雇佣更多工人、建立更多产线的方式快速扩张，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新行业往往是技术垄断的，商品价格高于价值，雇佣更多的员工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或者有凭借市场规模获得更大利润的预期），即使以相对较高的薪水招聘也无妨，因而能够创造大量的高薪岗位。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些新的产业要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提供的产品有大量的需求。历史上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汽车产业、代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计算机产业和其后的互联网产业皆是如此，全社会都有意愿拿出一部分购买力来购买他们的产品，无论这个愿望是出于主观愿望还是形势所迫。

反过来，这也就形成了新兴行业劳动者充裕的购买力：福特工厂的工人是其他轻工业品、农产品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硅谷和上地软件园的程序员也是汽车（在硅谷甚至可以是单座私人飞机）、建筑业和高端服务业（在中国往往是伪•中产在阶级再生产中最需要的教育培训机构）最有力的消费者。他们的消费拉动了传统行业的发展，形成了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新分工格局。

特别要指出的是，互联网产业也带动了快递、外卖等产业的发展，这使得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多了一份选择，间接提高了原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待遇提高，甚至有人发出：“90后宁可送外卖，也不进工厂”的感叹，但我们知道，劳动者待遇的提高，并不是一件坏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产业后备军的作用：“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的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而进行更细分的分工，将各种专业化的工人分隔开来，避免他们互相戕害的过度竞争，以分工合作代替低水平内耗竞争，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

冷战中的美国危机

理论分析之后，回到现实。二战之后重建的投资需求、战后婴儿潮的到来和二战期间部分技术成果转为民用扩大分工，一度使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蓬勃发展。但当技术进步不再带来新的业态而是零敲碎打地将工人排挤在产业之外，需求的缺口和经济停滞早晚会出现，与其说凯恩斯主义造成了“滞”，不如说凯恩斯主义勉强使“衰”稳定为“滞”。

时值冷战，美国已经不是奉行孤立主义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农业国，而是在此基础上，成为了二战之后建立的两大霸权主义体系中，资本主义霸权的代表和具象化的体现，其经济状况不仅受国内的因素影响，也要考虑域外政治经济状态的影响。

两次石油危机代表着美国霸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1973年的第一次危机中，为反对以色列和其背后的欧美帝国主义集团，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将其积沉原油价格从每桶3.011美元提高到10.651美元。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4%，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20%以上。而在1978年，美国霸权在伊朗的触手被霍梅尼斩断，之后又爆发两伊战争，油价进一步飙升至30美元以上。

在石油危机中，原料价格暴涨，造成了综合成本和售价倒挂，致使大量企业亏损减产。如果想要找到一个类似事件，这几年中国钢铁行业的情况其实更为合适。中国钢铁行业快速扩张引起铁矿石价格上升，同时在铁矿石长期协议价格谈判中一度失败，综合成本过高以至于亏损。这和一般的需求不足导致的商品价格下跌，综合成本和售价倒挂引发的亏损是不同的，也是非常特殊的。

而苏联的原油是可自给的，并可向东欧国家出口，油价的上涨提高了苏联和经互会体系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力。面对虚弱的美国，苏联将资源倾斜于军重工业和美国的军备竞赛当中，将整个国家绑在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的战车上，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并1981年举行了浩大的西方-81演习（而轻工业品却更多依赖于经互会体系，农业也在1979、1980和1981连续三年减产）。

美国希望却难以维持霸权的原因一大原因在于美国的政治、军事霸权并没有和经济霸权完全匹配。以1949年北约组织成立和1956中东战争中英法对美苏妥协为代表，美国证明了自己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的集体防务和全球事务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但在经济上，资本主义体系却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原本的全球化进程更进一步，为建立对抗苏东集团的桥头堡，分别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并重新武装日本。在集体防务框架下，德国、日本的国防开支占经济总量比重大大降低，德国自普鲁士军国主义，日本自昭和军国主义以来，两国第一次能够将国家力量投入经济建设，而不是军事扩张。

德日的汽车工业和家用电器产业很大程度上挤压了美国同类企业生存的空间，减小了美国的贸易顺差，甚至在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国际收支逆差，这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综上所述，经济的停滞甚至衰退长期来看是必然发生的，虽然人们常说技术进步可以给资本主义续命，但反过来技术进步的停滞也会使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其他工业国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竞争更是有可能导致美国的产业与就业陷入困境。

美国为了维持低失业率和全球霸权，造成了一定的财政困难和货币超发，但真正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高通胀率其实是由石油危机导致的，因而滞涨整体上其实是一个相对特殊的历史事件，不能将滞涨完全归咎于凯恩斯主义。

新自由主义霸权之始

前有苏联强敌大肆扩张，后有德日盟友狠挖墙脚，但美帝国主义并不会坐以待毙，并最终走出了危机，这就必须要分析里根政府的内外政策。很多人认为里根的紧缩政策解决了滞涨的问题。但实际上，正如滞涨的成因是复杂的一样，里根的成功也是复杂的。与其说里根解决了滞涨的问题，不如说里根强化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以和政治、军事实力相对应，并加强控制着整个世界。

首先是原油价格的回调，不得不说里根是幸运的，八十年代北海油田等新的大油田大规模开发促使着油价回调。在八十年代石油增产的背景下，七十年代的战争和高油价促使各个企业增加的石油库存的释放也使油价进一步下跌。里根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的手段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更是趁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的东风。

其次要看到的是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趋势，七十年代中后期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优质的初创企业，我们熟知的苹果公司也是在1976年创立，1980年上市的，美国再次成为技术高地和高端制造业中心。如前文中分析的一样，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光是创造了本行业内的就业，这些稳定就业带来的充足购买力也刺激着汽车、建筑等传统行业和其他服务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美国逐步将朴正熙治下的韩国、苏哈托治下的印尼、蒋经国治下的台湾、港英政府高压统治的香港等军事独裁政权纷纷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将这个体系大大加强，在八十年代又进一步向亚洲四小虎转移产业。一方面是利润的趋使，另一方面意图扶植可以和德日形成平衡的新力量，因而可以将两者分而治之。（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向德日两国挥舞汇率和关税的大棒，日本的资本和劳动力逐渐从制造业挤出，进入服务业和金融业，日本的经济也开始“脱实向虚”。）

美国将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其浅层的影响是造成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留存的中高端制造业利润增厚。新兴产业的发展带来的岗位和这些岗位溢出的购买力又使得失业率不至于过高。但实际上，往往只有产业升级时的产业转移不会显现出过大的负面效果。

从更高层次来看，则是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囊括进来，并将其高度金融化，建立信用扩张——信用收缩的周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繁荣，或者延缓矛盾，最后在全球范围内尽情收割。

1982年到1985年，美元指数持续上升，美元回流，使拉丁美洲遭受重创。拉丁美洲因为长期畸形的福利政策，产业萎靡，债台高筑。在美元回流的背景下，拉丁美洲陷入债务危机和长期衰退之中，而美国则在拉丁美洲的破产浪潮中获得大量资产。

原本的以国家为单位，各国的垄断组织互相对抗的格局发生了改变，在新的全球化秩序中，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主流。而美国，则需要跨国公司以自己作为最大的基地，甚至于整个国家越发的金融化和公司化（实际上从美联储的性质和建立过程来看，这一过程在20世纪初期就已初现端倪），因而美国政府本身也成为了跨国公司们最大的同盟军。

原本对“有效需求不足”影响很大的顺差或者逆差在世界经济当中的影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一效应对以产业资本为主，实体经济需要正常运转，以贸易顺差对抗“有效需求不足”的国家仍然有效。

但对于美国，则大大失效了，美国国内的需求，不再像我们之前分析的，和美国公司的利润相矛盾。恰恰是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攫取利润，瓜分资产，才能为美国人提供大量工作、薪酬和分红，以此形成美国国内的需求。

里根实行减税和提高利率的政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但要注意的是，里根政府并没有削减赤字，反而创造出了空前的财政赤字，同时期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和过剩的流动性也让美股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里根政府推行星球大战计划，进行军事力量的扩张，并刺激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国家破产之日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苏联一方面仍然坚持军备竞赛，另一方面，苏联高层也发生了动摇，一定程 度上走向了自由化的道路，原本就偏向军重工业，常年被军备竞赛绑架，一系列改革更是使经互会体系出现了运转不良和日用品、粮食短缺的问题。

在急功近利和略显失败的改革中，社会矛盾空前激化，苏联最终走向了解体。可以说，这是一个巨型托拉斯在仍然有机会转到正常方向时，高层突然宣布破产清算，而破产清算之后的资产，就是别人案板上的肉了。与此同时，美元的镰刀割下，美元指数的反复波动，加剧了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和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休克。

把视角放在亚洲，也发生了类似的过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接受产业转移而崛起，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亚洲四小虎在宽松周期、产业转移和扩张的过程中，轻工业以及服务业（特别是有投机性质的金融业）快速增长。

之前笔者曾用熵来类比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在这里可以看到，经济增长时，经济的有序结构生长，有效需求和供给之间的缺口很小；在生命体系中，生长发育，生命的扩张也是形成有序/低熵结构的过程。

同时要指出的是，这个有序结构是非常脆弱的，一片森林放一把火就能烧光，之后难以恢复，击溃东亚、东南亚经济体系的，也只需要美元的一次回流。冷战结束后，互联网转向民用并迅速发展，资金回流美国。1997年，索罗斯趁势而动，做空泰铢，亚洲金融危机最终爆发。

如果只是国内的经济危机和有效需求不足，央行和政府是可以挽救局面的，但这些国家的危机中，存在着国际收支赤字和企业巨额外币债务的问题。如若不想再也不能获得外方投资，就不能赖掉外债，这些国家就只能接受有类似于“全球央行”地位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拯救。

但IMF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实行的是掠夺性政策，这使问题更加严重化了。他们的逻辑确实成立，这些国家存在巨额外债，应该由政府缩减开支来偿债；国内公司应该接受欧美公司的投资和控制，短期内投资产生外汇盈余，用来偿债；降低劳工待遇，吸引更多产业转移，还是用以偿还外债。但在危机的状况下，政府削减开支，无疑将国家打入更深重的通缩泥潭里，IMF的其他要求也使整个国家成为债务奴隶。

在上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一国范围内，在信贷扩张期，由于货币供应量大增，短时间内需求旺盛，大多数生产者都能赚钱。在危机爆发的时候，短时间内，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在亏损。

但是，利润并非平均的，如果对整个信贷构建的经济周期中利润-时间曲线进行积分（或者加和），从周期总体的角度，总有企业是盈利的，而另有大量企业亏损以致破产。而现在，则是以国家为单位：美国，或者说以华尔街为首的国际资本赚的盆满钵满，被收割的国家经济崩溃破产，沦为债务奴隶。

这些国家的一大问题是服务业快速扩张，服务业当然有其好处，能以较小的成本和对环境较小的影响实现新的分工，经济快速增长。但服务业的问题在于很容易产生泡沫，泡沫是非常脆弱的，作为一种新的也是更高级的分工，服务业泡沫的脆弱性即为服务业在需求衰退和通缩过程中，用于满足高级需求的服务业产品会最先被舍弃。

“我为什么要点外卖或者去餐厅吃饭而不自己做？”“我为什么要出去旅游而不待在家里休息？”如果引申一下，在服务业产品之后被舍弃的是非必须的轻工业品，最后甚至可能唯有农业会在供给制下稳定住（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下，人类社会竟然有退化到农业社会的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从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到九十年代初的日本、独联体国家，再到1997年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我国的东北地区、美国的锈带，都陷入的长期的通缩陷阱，原有的经济结构被破坏后，就难以重新建立一个“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分工结构和高速运转的经济体系。

从美国西海岸硅谷开始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成果，连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成果，主要被美国东海岸的华尔街窃取了，里根推行“紧缩”政策能得到成功，完全是因为新技术革命使分工扩大，经济快速增长，同时也掠夺了其他实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几十年积攒下来的财富。而其他推行类似政策的国家，他们是被掠夺的，坟头草已经有两米高了。

萨米尔·阿明先生也曾指出，苏联解体之后，世界并没有回到冷战之前，如果回到冷战之前，历史的规律又将把我们导向冷战，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意味着一些新的东西。中国的崛起，并不是第二个苏联，经济上更像当时美国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角色，不同之处在于关键领域的国家和集体所有。

至于美国，则超越了英国，成为了世界金融中心（当然，英国仍然是最重要的次级中心），也建立了以跨国公司和金融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新格局。

新自由主义是一个谎言，谎言的背后是一场零和游戏，当然，一开始不少国家都受了益，但这只是在放羊去吃草，最终是要剪羊毛的。1978年到1980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这个零和游戏的开始。对世界来说是美国开始对整个世界进行掠夺，而且17年间从未失手；

对我国来说，1997年是另一个转折点，转折的核心在于，中国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凭借着对经济特别是外汇进行管制，我们没有在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下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毁灭性打击，因而中国成为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的异数。

而这个异数，或者说是BUG在一点一点地让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格局走向崩溃，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经过2001年互联网泡沫崩溃，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最终走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我们会目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或者说，我们已经在目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内爆。

美国拖垮了一个又一个敌人，一次又一次收割整个世界，终于碰上了收割不动的对手，也在2008年割到自己头上了。那么，未来又将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