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摊经济中的城市与基层 | 新潮沉思录

最近，一道解禁令让摆摊突然火了一把。对全面放开摆摊这种做法，赞成者视为有烟火气，嘲讽者视为何不食肉糜。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放开摆摊，刺激受疫情影响而有些萧条的市面，并试图给失业人群一条新的出路，从长远上更方便群众生活，其初衷甚好，但全面放开摆摊，目前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就业问题

摆摊的核心是什么呢，它属于勤行，勤行的特点又是什么，看上去低门槛，走进去发现到处是门道。在摆摊这个行当上，低门槛是以技术，经验，体力三者的高要求来弥补的。对摆摊长期的禁而不绝本身就使得这个行当远不像一些人想的那么宽松，摆摊其实早就是一个半饱和的行业而不绝什么新处女地。

至于低门槛本身，更意味着这个行当的高竞争。要说一个门外汉，真的能通过摆摊走上发家致富，那概率确实不大，更适合有基本生活保障的赋闲人员或想赚外块的人。想通过摆摊试图去维持生活，做这么累的营生，首先要有早起贪黑风吹日晒赚辛苦钱的觉悟。

实际上，随着网络购物的兴起，人们对便宜商品的需求被网络解决之后，最常见管理上也最繁重的摊贩往往是和饮食有关的营生，尤其是小吃餐饮。网络上很多摆摊致富的神话都产生于早点摊小吃摊，小餐饮做的好确实可以解决生计问题，但这行的辛苦投入远非外人所能想象，称之为透支生命换取财富也不为过。其风光的背后，是一种幸存者效应，餐饮业的特点就是高人员更新率，失败者才是主力，而成功者实际上寥寥无几。

也许，这个政策的出台更像是一种鼓励生产自救的临时措施，可能存在这样一种考虑，摆摊作为一种短期职业，用来容纳一部分失业人口，目的在于暂时消解社会的压力，用来争取时间。而摆摊有一个相对优势，它的成本投入小，绝大数人就算失败也不会造成太过巨大的压力。当事人一旦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自身，也就消解了一部分疫情造成的怨气，或者通过摆摊的艰辛对就业的期望值明显降低，说不定对其他行当还起到某种促就业的目的。

二次疫情隐忧

今年经济形势不好，解决就业问题确实是当务之急。不过很无奈的是，从时机上说，现在恐怕不是放开摆摊的好时机。一直严防死守的北京最近被病毒以一种普通人事前没想过的方式侵入，全球疫情增长数量在昨天又创下单日新高，现阶段二次疫情的发生是很大概率的事件。当前，各地区都在不影响正常生活秩序的情况尽量压低社会的流动性，一但有一些苗头，各地重新收紧政策，限制摊贩和人流聚集不可避免。即使地方管理上有所松动，摊贩也要对二次疫情造成的人流减少和人们有意识地减少接触做好心理准备。当然，与时俱进，新时代的摊贩，以直播线上销售为主顺便搞情景剧，倒是不失为一个新方向。

城市管理难题

虽然最近因为国家层面的声音让地摊经济话题十分火爆，不过单纯的一个命令就能在短时间内让行政体系如臂使指这是做不到的，尤其是涉及摆摊这种经过长期博弈后，在基层已经事实存在稳定态的问题。可以断言，这条解禁令除了创造几个热点和社会新闻里的几条非现实创富神话，在短期内很难落到实处。要使一道政令落实很困难，而不落实是很容易的。除了像首都这样直接表示自己是例外的情况，大部分地区也自有办法架空消解。最简单的办法不外乎就是拖字诀，这种增加实际工作量，打破长期平衡又不产生明显收益的命令，很难让基层自发去落实配套措施，而只要具体的措施不出台，那么一线单位就完全可以以尚无具体措施来维持原有的管理模式，直接使解禁令落空。

目前放开摆摊的尚方宝剑是在文明城市中不再考核这一项，从而给基层实现某种松绑。这其实很有点掩耳盗铃的味道。文明城市确实是很多地方禁绝摊贩的大杀器和直接动机，但即使不再在文明城市考核里涉及摆摊影响市容的部分，摆摊实际上还是会影响市容的。摊贩又不是蜗牛，不可能带走一切，摆摊就一定会带来垃圾，会带来占道对交通的妨碍和人流的短时集中，尤其是在一些热门地段，这都给城市管理造成了直接影响。这就不可能使基层真的去放任摆摊这种行为，其成本和收益是不成正比的。

当然，对摆摊一禁了之肯定是不合理的，实际上以前在基层对摊贩一般是剿抚并重。显然，固定摊点和流动摊点在管理上的难度是不同的。除了搞阶段性的集中打击，这几年各地对摊贩的处理一般是致力于引导他们集中和固定化管理起来。

即使是这样，流动摆摊这种情形在大部分地区其实还是存在的，它是一个长期博弈的后果。这种博弈本身就是基层有限的管理能力和摊贩长期斗争的平衡。对基层来说限制允不允许自由摆摊的瓶颈在自身有限的管理能力上，而不在政策上，不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就很难让摆摊真的放开。

基层现实

当然，对放开摆摊的担忧，从更深层次来说是基层现实管理水平，管理能力的无奈。就像之前说的，矫枉过正和一刀切，本质上是一种节约精力的做法。如果一定要形容目前在第一线城市管理执法的状况，恐怕很有点像据点里的鬼子。真正的有效管理就在上班的几个小时，而且也只能集中在有效的几个重点街区。

过去包括城管在内，在网络上的名誉是不太好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城市第一线的管理者面对的最复杂的环境，使得很多时候不能不强硬起来。当然，野蛮执法是不对的，现在执法队伍肯定是更文明了，但并不代表执法手段更有效。目前人少事多，办公室人员多，一线人员少，正式工少，临时工多的情况依然是实际存在的。

现阶段一线执法的困难，除了人力的不足还有条文的缺失。队伍配置很难满足执法的最低需要，就不得不采取集中式的整顿，这又难免一阵风式运动的弊端。而在长期执法中，一线单位对自由裁量权的掌握，管理者的业务水平也很难达到实际要求，你指望担当主力的大量编外人员有什么实际业务水平？更重要的还有舆情的敏感，实际上在舆论上，大多数基层部门都处于一种弱势状态，无能也无力去应对舆情。这都使很多城市管理部门始终倾向于一刀切的做法，至少能说长痛不如短痛，快刀斩乱麻不失为一种最低成本管理。

其实摊贩本身也是一处江湖，它也难免带有一种基层的隐忧。那就是黑与恶是非常容易在这种群体里滋生的，一方面独立的小商贩天然是弱势的软柿子，一方面积少成多其中总体的收益又是一块肥肉。更不用说摊贩之间其中存在的位置，客源，货源的彼此争夺，使其自身就能产生某种灰色的需求。这些都给基层治理增加了困难。

我们恐怕要不得不承认这点，即使经过扫黑除恶运动的打击，在基层很多地区，通过村，社区，宗族等组织，以能人，乡贤等形式，基层依然存在着明显的权力替代构成。而这些群体不可避免的要在基层滋生，对他们的持续压制是一项长期的整顿工作，而在大部分地区是做不到根除，最终只是形成一种相对的平衡关系。

总的看，现阶段放开摆摊，对基层来说确实是个难题，难免要一拖了之。但放开摆摊本身所反应的也不过是基层收缩后面临的深层次问题的一个表现。我们很难指望这些问题能获得全面的解决，但在看不到的阴影里，如何使城市正常维持下去，使平衡的长期走向趋向于有利于基层管理的增强，这恐怕就有待于技术的进步和城镇化带来的基层结构离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