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面间谍”的情爱江湖 | 万小刀

1939年5月，28岁的湖北青年袁殊，因炸日本军火库有功，获戴笠奖金20万，并被破格召至香港，参加军统骨干会议。

会议结束，戴笠密会袁殊，给了他一个新任务：暗杀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

军统头子戴笠

袁殊回到上海，立即着手策划，亲自画了地形图，派人从76号魔窟后面的菜地挖地道，准备将汪伪特工总部整个炸掉。

不料，计划实施一半，袁殊忽然被人出卖。

李士群和袁殊是老同事，得知他竟要炸自己，大怒，将其扣押在76号，拿出罪证，逼他反水，但袁殊不为所动。李士群气到发抖，扔给他一张纸。

袁殊一看，日本宪兵司令部通知，上有四个大字：“就地处置”。

命悬一线，生死存亡之际，袁殊闭上眼睛：28年的曲折遭遇，就像放电影一般，在眼前飞速掠过。

一、

1911年春天，袁殊在湖北蕲春出生，此地隶属黄冈，和林彪也算老乡。

袁殊的父亲袁晓岚，是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他热衷排满，给儿子取名袁学易。

袁家没落后，袁母贾氏曾带孩子回娘家生活。

1920年，贾氏因父母去世，携两子赴上海投奔丈夫袁晓岚。不料，时任国民党驻沪机关要职的袁晓岚，却因与女学生姘居而冷落贾氏母子。

可怜母子三人，流落在上海浦东，以贾氏教棚户区工人认字为生。兄弟俩小小年纪，也不得不当街卖油条、擦皮鞋补贴家用，尝遍了人间疾苦。

两年后，11岁的袁学易费尽心机，才进了印刷厂当学徒，不用再风吹日晒。

到了1925年，袁晓岚忽然记起来自己还有两个儿子，遂托友人将儿子们介绍进上海立达学园，免费入读。

在立达学园，袁殊遇到了袁绍先和夏丏尊、丰子恺等主张个性解放的老师，在老师影响下，对“无命令，无服从，无制裁的无政府社会”产生向往。

不久，“五卅”运动爆发，年仅14岁的袁学易参加了罢课大游行，改名袁殊。

1927年，16岁的袁殊参加北伐军，受其父袁晓岚之友、国民革命军江南别动军司令胡抱一提携，加入国民党。

16岁的袁殊

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北伐半途而废，袁殊也脱离部队，辗转到高长虹兴办的《狂飙》社出版部工作。

在这里，袁殊和一批进步文学青年一起，追求光明的同时，爱上了新闻和文艺。

《狂飙》社解散后，17岁的袁殊和女友马景星一起，于1928年东渡日本求学。

马景星父亲是上海南汇有名的大地主，家里很有钱。有了女友的资助，袁殊才得以在日本学新闻，马景星学西洋画。

1930年，19岁的袁殊回国后找工作不利，在马景星资助下创办《文艺新闻》周刊，夏衍、楼适夷等协助其工作。

受夏衍等“左联”派影响，袁殊也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并萌发了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1931年夏，袁殊与同是左翼文化总同盟（以下简称“文总”）常委的朱镜我在一个会议上相遇，返回时结伴而行，袁殊看四下无人，就问朱镜我自己能不能加入“前卫”？

袁殊口中的“前卫”，即“秘密前卫组织”，当时的中共中央特科。

朱镜我是“文总”的常委，也是“左联”负责人之一，他看了看袁殊，不置可否地回答说：“这要看你个人的具体情况，以及周围人对你的评价。”

袁殊听明白了。这事说白了，就是要看表现。

后来，袁殊就与冯雪峰配合，在自己办的《文艺新闻》上，披露了“左联五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被害真相，终于引起了“前卫”注意。

1931年10月，20岁的袁殊跟随“文总”负责人潘梓年，在上海静安寺一家白俄开的咖啡馆里，见到了潘梓年的堂弟，潘汉年。

潘汉年当时25岁，就已出任“前卫”，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科科长，袁殊对其早有耳闻，非常倾慕。

此时，正值“前卫”前负责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叛变，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潘汉年急需重建情报关系网，正在积极物色人才。

看袁殊有留日背景，新闻学出身，加上中等身材，其貌不扬，辨识度低，潘汉年觉得这对获取日方情报十分有利，于是将其吸收入党。

袁殊如愿以偿，被秘密安排到中央特科工作，单线联系人：潘汉年助手，王子春。

这时的袁殊，做梦也想不到，日后自己将会成为横跨中共、军统、CC系、日伪乃至青帮等各大势力的，“五面间谍”。

二、

经过训练，很快掌握了情报工作基本技能的袁殊，再次托父亲的朋友胡抱一介绍，投到“暗杀大王”王亚樵门下，主持《公道日报》的工作。

胡抱一是国民党骨干，曾担任孙中山卫士，与王亚樵、戴笠、胡宗南都是结拜兄弟，所以介绍袁殊给王亚樵很容易，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在《公道日报》，袁殊结交了王亚樵手下骨干王铁民、郑抱真、谢扶民等人，为7年后痛击侵华日军埋下了伏笔。

然而没多久，袁殊帮杨尚昆等领导的抗日组织印传单，身份暴露，只能离开。

和王子春商量后，袁殊给在国民党担任要职的表哥贾伯涛写信求援。

贾伯涛是袁殊舅舅贾宝书的大儿子，曾由袁殊父亲袁晓岚推荐到黄埔军校学习，从此成为蒋介石亲信门生，深受重用。

贾伯涛了解到袁殊的情况，很快复信，将他介绍给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

吴醒亚是湖北黄梅人，同是黄冈老乡，曾拿着袁晓岚的亲笔信去找陈立夫谋职，此后成为陈的亲信，由陈力荐，步步高升，出任上海社会局局长。

吴醒亚一看是袁晓岚的儿子，又有贾伯涛举荐，自然不好推辞，很痛快就答应了。

在王子春指示下，刚进上海社会局的袁殊，就写了一份镇压工潮和学运的意见书，得到了吴醒亚认可，当即让他加入其湖北帮特工小组搞情报工作。

为了方便搞情报，袁殊又和吴醒亚要了一个公开身份：新声通讯社记者。

袁殊加入新声通讯社后，发现单位附近有家外论编译社，政治背景是汪精卫的改组派。

经过一番明察暗访，袁殊成功游说吴醒亚，花八百块买下了外论编译社。

明面上看，这是将其收归陈立夫的CC系所用，实际上袁殊因为立功出任外论编译社副社长，相当于将这个机构，牢牢掌握到了中共“前卫”的手里。

外论编译社是一家合法的舆论机构，可以公开搜集各国对中国的评价，这对于已迁入苏区，国际信息和动态相对闭塞的中共中央来说，意义非凡。

初战告捷，袁殊信心百倍，又让黄埔四期毕业生郑庸之办了一份《军人画报》，专门宣传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军官。

蒋介石庐山军官训练团

这些受训军官的照片和文字资料，都被袁殊秘密传送给了反围剿前线的红军。

但是军官们不知道，他们很高兴，于是郑庸之得到高升，加入了贺衷寒等领导的复兴社，担任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宣传部电影股股长。

郑庸之很感谢袁殊，办了个《联合通讯社》，自己出任社长，让袁殊出任副社长。

这个《联合通讯社》，专门报导全国各支部队剿共和削平地方势力的消息，宣传军事胜利和将领们的业绩。于是，国民党军队的种种活动和人事变动，又很及时地通过袁殊传给了组织。

在国民党内部，CC系和复兴社是两个派系，经常争宠邀功。如今手下竟有人渗透到复兴社外围，出任《联合通讯社》副社长，吴醒亚非常赞赏，决定重用袁殊。

在吴醒亚运作下，袁殊顺利当选记者公会执行委员，代表上海社会局控制整个上海新闻界。于是袁殊又开设了记者俱乐部，大量收集情报为中共所用。

1932年，吴醒亚出任陈立夫CC系秘密组织“干社”理事长，安排21岁的袁殊任情报股股长，27岁的李士群任行动股股长，于是，袁李二人成了同事。

谁也没想到，7年以后，袁殊会从军统头子戴笠那里，接到刺杀李士群的密令。

三、

日本占领东三省以后，积极备战，狼子野心，路人皆知。中国人民反日情绪日益高涨，连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都十分冷清。

袁殊却接到了王子春指示，让他坚持出席记者招待会，并设法引起日方注意。

很快，负责接待的日方职员发现，有位年轻记者，手里拿着日文版的《中央公论》读得津津有味，立马报告给日本驻沪领事馆岩井英一。

上海日本领事馆旧址

岩井英一很感兴趣，上前与袁殊交谈，袁殊有留日背景，会日语，两人相谈甚欢，相约“一起吃日本料理”。

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朋友，顺势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

岩井英一为了解国民党内幕，让袁殊给他提供一些不能公开的日中关系的消息，袁殊则要求岩井英一及时提供日本对华政策内幕，“以便写出更好的独家新闻”。

吴醒亚不知这是王子春与袁殊的策划，对其打通了日本领事馆的关系非常满意。

此后，在征得王子春与吴醒亚同意后，袁殊接受了岩井英一每月200元的“交际费”，成为“日本外务省情报人员”。

至此，吴醒亚以为袁殊卧底日方，岩井英一也以为袁殊卧底国民党，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袁殊真正的身份，其实是中共特工。

在“干社”，袁殊拿到了调查科编印的绝密资料《转变》，其中有不少中共叛徒的信息，他将其交给了中共“打狗队”，叛徒被一一处决，起到了很好的震慑效果。

袁殊还获得了“铲共”头目黄永华的藏身处，果断通知“打狗队”将其处决。

为了获取更多情报，袁殊还经杭石君介绍，拜到青帮门下，成为“大”字辈曹幼珊的弟子，与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同属“通”字辈。

多年以后，杜月笙成为青帮大佬，袁殊通过他，搭上了一条更大的船。

四、

1934年底，一直与袁殊单线联系的王子春，忽然失联了。

为了与组织取得联系，袁殊写了一封信，托夏衍交给“前卫”。

但夏衍找了一圈，都没找到“前卫”的人，于是把信交给了蔡叔厚。蔡叔厚的组织关系还在“前卫”，但工作关系，其实已转到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

于是，阴错阳差地，袁殊成了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的情报员，不久就被叛徒出卖，落到了国民党特务的圈套里。

得知袁殊被捕，知道国民党最怕日本人的夏衍，用日文给岩井英一写了一封信。

岩井英一收信后，左思右想，最后用答记者问的形式在报纸上公开表态：

袁殊是日本的朋友，我们相信他是无辜的，日本方面，将会密切关注中国官方对袁殊一案的处理……

与此同时，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也为儿子聘请了律师辩护，并给陈立夫写信求情。

最终，国民党当局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思想”为由，判了袁殊两年零九个月，又以“主动投案自首”为由，减刑一半，转到反省院服刑。

反省院正是CC系的地盘，于是袁殊就像回了娘家一样，舒舒服服地待了8个月。

1936年5月，袁殊出狱后回上海找组织，但上海的党组织经过几次破坏，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安排袁殊再赴日本学习，等国内时局变化再回国。

赴日本学习的袁殊

1937年4月，袁殊奉命回到上海。在杜月笙和邵力子资助下，办起了《时速刊行社》，宣传抗日。

在此期间，他与潘汉年再次取得了联系。

淞沪会战爆发后，国民党战败，撤退前戴笠安排特工潜伏，对日情报人才急缺，这时青帮大佬杜月笙，就向他推荐了同属青帮“通”字辈的袁殊。

戴笠得知袁殊两度留学日本，和日本外务省的岩井英一交好，就将他委任为军统上海区少将独立情报员，每月300元经费，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方面的情报。

此后，袁殊又遇到岩井英一。后者此时已升任日本驻沪副总领事，邀袁殊去外务省做翻译，袁殊正愁拿不到一手情报，于是欣然应允。

袁殊因此掌握了一批在沪和在港的日特汉奸等线索，交给了国共两党。

上海沦陷后，潘汉年于1937年12月中旬撤到香港，走前交代袁殊今后通过八路军驻沪办事处负责人刘少文，与组织联系。

而戴笠在走之前，也给了袁殊新的任务：让他搞一个秘密小组，负责袭扰敌军后方，镇压汉奸！

五、

26岁的袁殊，找到在编《公道日报》时结交的王亚樵手下王铁民等人，迅速组成行动小组，暗地里袭击日寇，镇压投敌汉奸。

刚开始，行动小组尝试小目标，伏击了一些日本散兵。

后来，为了震慑敌人，鼓舞民众，开始寻找一些大目标。

他们伏击汪伪江苏省政府主席陈侧民，没成功，但是重伤了与陈同行的大汉奸，“大民会”会长冯心如。

于是，他们又选了一个更大的目标：上海虹口日本海军军火仓库。

这个军火库，设在日商“本田纱厂”的后院，以高高的围墙和纱厂隔绝，围墙上装有电网，大门口卫兵24小时值勤。

袁殊和王铁民假扮纱厂职工前去侦察，发现卫兵警备森严，只有拿特别通行证的日本人才能进入仓库。

这怎么办？

经过仔细观察，他们发现有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进入，这人是个伙夫，每天踏一辆“黄鱼车”出门买菜。

于是袁殊安排王铁民，乔装打扮成黄包车夫，化名周坤，主动接近伙夫。

伙夫来自苏北，名叫曹得富，抗战前就被本田纱厂雇佣，后来转入仓库工作。因为人本分，干活勤快，光棍一条，在上海连一个亲友也没，日本人对他很放心。

久而久之，王铁民和曹得富成了朋友。

王铁民了解了军火库的房屋结构、地形，画了一张平面图，又和袁殊根据仓库内部管理情况，经过周密推演，制定了实施爆炸的行动计划。

7月上旬的一天，王铁民请曹得富喝酒，并安排“徒弟”帮其买菜，在冬瓜和南瓜中放置了定时炸弹。

曹得富回去时，王铁民说要给他做媒，请他晚上十点前必须出来“相亲”。

这天晚上，曹得富请了假，跟随王铁民去一户寡妇家相亲，事后又一起去吃宵夜。

凌晨12点左右，一声巨响，火光冲天，日本海军军火库，炸了！

资料图

曹得富怕日本人怀疑自己，带上王铁民给的安家费，连夜逃回了苏北老家。

此后袁殊得到嘉奖，去香港开会，又接到戴笠暗杀李士群的密令。

没想到，因为叛徒出卖，李士群没杀到，自己反而落到了他手里。

看着那张“就地处置”的通知，袁殊自知凶多吉少，毅然做好了舍生取义的打算。

六、

危急时刻，岩井英一再次出手，以袁殊是外务省情报人员为由，将他保释。

而袁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

公开发表署名“严军光”的文章《兴亚建国论》，公开与日本人合作成立“兴亚建国同盟”，公开成为人人唾弃的“汉奸”。

这是因为袁殊想起了潘汉年离沪前的嘱咐：“任何时候，都不要迷失自己的政治方向，做好充分的准备，去承受外界的误解和抨击。”

为了抗日救国，袁殊别无选择，只能置个人荣辱于不顾，将计就计。

袁殊给戴笠写了一封亲笔信，详细说明了暗杀李士群失败的前因后果，对自己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的事，也一五一十，毫无隐瞒。

戴笠当初启用袁殊，就是看中了他与日本的渊源，此时得知他与日本走得更近，正中下怀，遂亲笔回信，勉励袁殊继续为军统效力。

袁殊将计就计，得到了岩井英一的信任之后，就对日本人搞“全面和平”的政治谋略进行反利用，巧妙地掩护了潘汉年等大批同志。

28岁的袁殊

1939年11月，袁殊向岩井英一提出成立“兴亚建国同盟”本部，在上海宝山路938号挂上了“岩井公馆”的招牌。

此后，经组织研究批准，从香港、桂林、延安等地抽调人员，协助袁殊组建了班子。他在岩井公馆内安置电台，明为日本服务，暗地里却给组织报信。

1940年春，29岁的袁殊，以“兴建”代表身份应邀访日，受到了日本天皇和首相及其他政要的接见。

回国之后，袁殊率先向潘汉年报告日本欲南进称霸东南亚的重要情报，一直担心两面受敌的斯大林得知后，马上调兵阻击德国，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

同年，袁殊与马景星离婚，大女儿袁曦随母姓，改名马元曦。后来袁殊又和王端结婚，先后生下了4个子女。

“兴建”运动搞了不到一年，汪精卫认为对自己构成了威胁，向日方抗议。

后来，日方协调袁殊加入汪伪政权，将“兴建”解散。袁殊加入汪伪后，获得了更大方便，得到更多情报，不断向潘汉年提供有关敌伪的准确情况。

1943年，袁殊被任命为镇江“清乡”公署主任。按照潘汉年指示，他在镇江口岸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暗中保护潘汉年等同志出入根据地。

日本战败前夕，袁殊又先后向组织，提供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国民党南京、重庆内斗不已，日军即将撤出贵州等重要情报。

1945年9月，34岁的袁殊，被委任为忠义救国军新编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兼任军统第三站站长，授予中将军衔。

袁殊写信转交戴笠，信中说：“感谢上峰委任，但当初为军统效命的初衷是抗日，如今已达目的，决定退出，并将远行……”

同年10月，袁殊事了拂衣去，奉组织之命到达解放区，终于洗脱了“汉奸”的污名。

七、

许多年后，谍战剧《伪装者》热播，演员靳东饰演的“明楼”，具有国、共、日伪三重间谍身份，许多观众都惊呼太刺激、想不到。

事实上，“明楼”这个人物的原型，正是袁殊。

作为中共党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面间谍”，袁殊的真实经历，远比电视剧要更加精彩、残酷和复杂。

袁殊是“情报天才”，写一手好文章，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办报人。

35岁的袁殊

身材矮壮、其貌不扬的袁殊，还是一名情场老手，上海交际花胡慧琪，军统女特务、演员英茵，甚至孙科离婚的二夫人蓝妮，都曾与其“过从甚密”。

但在晚年，袁殊最念念不忘的，则是他的初恋：上世纪30年代，在夏衍名剧《赛金花》选角时力压蓝苹、后遭报复的，著名女演员、女作家，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