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毓明们的抽刀：警惕以爱为名的权力陷阱

作者：守捉使

 

壹

“你被强暴了”。刚满14岁的李星星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原本对她和母亲温柔备至的继父鲍毓明会化身现在的恶魔。

强忍身体的疼痛，李星星抓住了网络医生给的“救命稻草”，报了警。

李星星14岁的大脑，让她无法理解现在所处的状况，继父口口声声说着爱她，那他怎么会忍心让自己承受身体的疼痛，忍心让自己流血。

掐脖子、强暴、殴打、禁闭，在以父爱为名的关系里，李星星无力而麻木。

她不会知道，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与“位高权重”的父亲相比，自己真的算是“命如草芥”。一次又一次地报案，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无尽的伤害，最终只能堕入抑郁的漩涡和自杀的循环。

阳光之下本无新鲜事。

《熔炉》中聋哑儿童遭受暴力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电影中反映的罪恶让人无法相信剧本的背后是真实的韩国社会。

姜仁浩，一名普通的美术老师，应聘成为了一家聋哑人学校的教师。富有爱心和正义感的他，将要面临的，是社会对他无情的鞭打。

最开始，他发现，聋哑学校的孩子们，身上有伤痕，每天都看上去担惊受怕的样子。好奇心和正义感促使他了解真相——孩子们被学校领导性侵犯——并勇敢地站出来为了孩子们进行反抗。

然而，法律的正义在这里一文不值。审判的背后，是罪犯用金钱买通父母的庭外和解以及用权力摆平的庭内释放。走出法庭的他们，弹冠相庆。

他们在风流场所大声高呼：正义终将胜利。是啊，在韩国，金钱和权力就是正义。

韩国社会，就像电影名字说的那样，是一座“熔炉”，改变了在里面的每一个人。

贰

1995年出生的赵主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生活在韩国仁川。

他是大家眼中那种普通的邻家男孩：腼腆、不善交际，但是成绩优秀。

在大学四个学期中，有三个学期他的绩点超过4.0，多次获得奖学金。他热爱写作，在大一之后担任校报编辑，还在学校的读后感大赛中得过第一名。

赵主彬热心志愿服务，大学最后一个学期（2017年10月）开始到2020年，他一共参加过57次志愿活动。

他曾在采访中提到：“和保育院的孩子们一起参加运动会……我们渐渐地从服务者和受惠者变成像哥哥和弟弟一样的关系。

“以后我也会把奉献当作人生的一部分，持续地服务社会。”

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位曾为校方撰写预防暴力和性暴力文章、看上去腼腆善良的大学毕业生，会犯下令人发指、罄竹难书的罪行。

近日，韩国一个叫做“N号房”的系列网络聊天室以及背后的运营团队遭到曝光。

这个团体以拍摄和传播性剥削类视频盈利，成员有首尔的大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

团体的核心，就是不满25周岁的大学毕业生赵主彬。

在N号房中，赵主彬自称博士，把自己塑造为45周岁的金姓男子。在伪造的身份下，赵主彬成为了居住在柬埔寨的私家侦探老板，已婚，身有残疾。

他利用身体有残疾这一虚假信息，博取一些女生的同情，或者利用打工的高额报酬为诱饵，开始接触她们。一旦有机会通过社交媒体或其他方式得到她们带脸的裸体照片，就以曝光照片进行威胁。

在受害人中，多是涉世未深的女孩，遇到威胁首先想到的不是求助，而是乖乖按照赵主彬的要求行事。

一方面，赵主彬胁迫受害女生拍摄各种性虐视频，要求他们在身上刻“奴隶”等字样，有时甚至会当面实施犯罪，对她们百般折辱。据统计，受害者达74人之众，其中甚至还有16名未成年少女。

另一方面，他针对自己的“博士房”，向有意观看视频的男性收取20万~150万韩元的入场费。收费会员同时在线人数达1万名，收益非常可观。警方逮捕赵主彬时，在他家中发现了1.3亿韩元现金。

由于N号房事件曝光后影响非常恶劣，在韩国舆论掀起巨浪，甚至成为国际社会聚焦热点，警方决定在2020年3月24日公布赵主彬的个人信息。

韩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在法院未定罪的情况下，主动披露非凶杀案类案件嫌疑人的个人信息，足见N号房事件的严重程度。

根据警方公开的数据显示，总计26万名男性曾在N号房中观看性虐待的视频。韩国男性人口为2500万，因此每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人曾进入N号房。

26万这个数字近似韩国现有的出租车的数量。也就是说，在街上遇到出租车的频率和碰见N号房视频观看者的频率几乎是一样的。

他们，也许就是你的邻居、同事，甚至是自己的爸爸或兄弟。

韩国当地时间3月25日上午，赵主彬被韩国警方送交检方。他当场向所有受害人谢罪，称“感谢帮助我停止这恶魔般的生活”。

言语之中，毫无悔过之意。

此外，韩国政府还一直无视民众对案件的关注，拒绝回应关于加大调查力度、公布更多疑犯信息的请求。

这不禁让人唏嘘，在韩国，涉及到对女性性虐待的案件，即使情节再严重，也难以摆脱不了了之的命运吗？

叁

1999年，张紫妍的父母在车祸中双双撒手人寰。16岁的她，坚强地承受了这一切。

在空闲时间，张紫妍会作为配角参演一些小影片，直到她拍摄了“乐高饼干”的广告，才正式出道。

韩国明星一般不到二十岁就小有名气了，23岁才出道的张紫妍与他们相比确实存在劣势。但是经历过苦难的张紫妍从不会轻易服输。

她决心在演艺圈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后来，她作为配角出演了韩国电视剧《花样男子》，这部电视剧大获成功，在中国人气很高。虽然张紫妍从来没有爆红过，但是大家都赞赏她在剧中的表演干净、不做作。

然而演艺事业上的成功，代价是经历无法承受的痛楚。

张紫妍没有预料到的是，想要进入娱乐圈并保持地位，就必须为许多上层人物提供性服务，而且是几近变态的性服务。

轻则被安排坐在贵客的腿上陪酒、在桌上跳舞；重则被要求同时与多人发生性关系。

这一切都让张紫妍原本纯净的梦想破碎一地。不堪重负的她开始被抑郁症缠扰，逐渐失去自我。

2009年3月7日，26岁的张紫妍在家中上吊自杀。这个时候，距离她正式出道只过了三年。

张紫妍自杀的四天前，还因为拒绝同时为四人提供服务而被拖进密闭空间毒打。为了更方便地玩弄，他们还强迫张紫妍结扎。

张紫妍曾经问她的朋友：“酒店小姐一天可以接多少客人？”朋友回答，一天两三个差不多了。

张紫妍绝望地说：“我的生活连酒店小姐都不如。”

艺人的身体就像经纪公司的货币，用于买通向公司提供资本和资源的财阀和业界大亨。在被充分“享用”榨干价值后，如果再失去了影视圈的利用价值，她们就会被弃如敝履，无人问津。

所有获得了资源而成名的韩国女艺人，都面临着两难境地：如果选择反抗，除了在“日新月异”的娱乐圈失去地位，还将面临巨额的违约金；如果选择服从，便不得不接受无休无止的玩弄。

张紫妍死后，韩国媒体爆料了她生前的一封“遗书”：指名道姓对31名商界、新闻界的权贵进行控诉。在舆论的压力下，警方开始着手调查。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张紫妍自杀案的审判结果遥遥无期。

张紫妍的前男友朴一泽，在她死后愿意出庭作证，可是就在出庭前，突然神秘失踪。当他再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竟然表示自己和张紫妍没有任何关系。

事到如今，只有张紫妍案的证人尹智吾一人仍在坚持说真话。这不仅是出于善良，更需要勇气。

在她公开作证之前，已经为张紫妍案做了13次证言。然而她并没有得到证人应有的人身安全的保护，需要不断地更换住所来保证不受到迫害。

如今，屡屡受挫的尹智吾即使远遁加拿大，也仍要面临被韩国强制召回的危险。

与证人悲惨的境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张紫妍实施性虐待的31人心安理得、逍遥法外的现状。

在这31人中，只有与张紫妍直接相关的公司老板金成勋以罚金和社会服务的形式受到惩戒，剩下的人甚至都没有真正被起诉过。

张紫妍案开庭审理那天，本该到场的权贵们，无一人出庭。

直到2019年，韩国案件公诉的十年之期将至之时，案件仍没有实质进展。总统宣布要对案件进行彻查，但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检方宣布：不再对案件进行调查，但是会建立相关机制防范此类事件的发生。

法律给予了加害者最大的善意的同时，却给予了受害者最大的恶意。世间仿佛失去了正义。

张紫妍的死，除了结束她非人的生活，终究还是没能改变什么。

肆

在张紫妍去世的当年，又一个怀揣梦想的艺人——崔雪莉——正式出道。

多才多艺的崔雪莉，在娱乐圈十多年的发展一直顺风顺水。从小就喜欢表演的她，最适合出演阳光、温暖的角色。她的笑容灿烂而纯净，是娱乐圈纯洁形象的担当。

电影、电视剧、音乐专辑、时尚综艺，样样都是崔雪莉的拿手好戏。人们都以为，这样的生活会一直顺利地走下去。

直到2018年，事情开始渐渐发生了变化。崔雪莉原本阳光的笑容背后开始生发出意看似难以察觉实则渴望被救赎的淡淡阴霾。她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做出各种奇怪的举动。

诡异的写真照、风格怪异的插画，甚至还有在铁板上正在被炙烤的海产品和在动态下的配文：“救救我！”

有网友评论：“我觉得她不是放飞自我，她是站在悬崖边上，精神混沌的求救……仿佛不敢让坏人知道她在求救一样，开始发出一些奇怪的暗号，就像是在说，你还不明白吗，我很痛苦，请救救我。”

果不其然，在“悬崖边”求救的她真的有一天选择一“跃”而下。2019年10月14日，崔雪莉在京畿道城南市的家里被发现身亡，年仅25岁。

这一“跃”带走了花季少女的生命，也在中国的微博上掀起巨大的波澜。人们的情绪从震惊到惋惜，最后出离愤怒。有人认为，她的死和网络暴力有关。但这样的猜想太过牵强。十几年演艺圈的经历足够让人看淡社会舆论的极端之处。

人们抽丝剥茧，希望能够找出崔雪莉抑郁症背后的成因。根据她生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各种怪异的信息，几乎可以断定，崔雪莉内心的痛苦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可怕真相。

迄今为止，没有公开的证据能让我们确定，崔雪莉生前是否经历了像张紫妍所经历的那样的虐待。崔雪莉死后没有“遗书”，但是警方在她的家中找到一个笔记本，里面是她生前记录的一些内容。

然而警方表示，这些内容不具有公布的价值。正是因此，我们永远也无法得知崔雪莉自杀的真实原因。

然而，即便有证据也很可能无济于事，毕竟有前车之鉴——张紫妍指名道姓的遗书也没有让坏人受到哪怕一丁点的惩罚，还给许多关心她的亲朋好友和正义之士带来麻烦。

如果最后仍旧是不公正的审判，或许现在无人深究的状况已经是最适合崔雪莉的结局。

伍

在崔雪莉去世的当天，郑裕美在首尔大学出席了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试映会。

郑裕美饰演的角色金智英，是一个1982年出生，成长在首尔的普通女子。《82年生的金智英》之所以会引起很多韩国女性的共鸣，就是因为金智英是她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外人看来，金智英的生活幸福美满，有一个疼爱她的老公，不用工作，只需要在家里带带孩子，好不惬意。

可是金智英还是有太多的疑惑。

她的疑惑一方面来自于，和男性相比较，作为女性的她的合理需求持久地受到忽视：

弟弟可以有单独的房间，她没有；在学校的时候，男同学爱玩则玩，但是女同学被要求做一个安静的孩子；上大学前，父母一直劝说她，女孩子学个师范之类的专业比较合适；工作了，同为女性的上司竟然告诉她：“女孩子要相夫教子，事业上的成就是不可以奢望的”。

另一方面的疑惑，来自于成长过程中屡次遭受的性骚扰：

小学的时候，男同桌会扯她的辫子；中学的时候，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尾随的大叔；上了大学，社团的学长喜欢开黄色的笑话；工作了，还要忍受上司的咸猪手。

最让金智英无法理解的是，每当她表达对社会现状的疑问或者产生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时，都会遭到亲朋好友的阻拦：

“衣服不能穿太暴露，尽量去人多的地方，不要给坏人可乘之机。”

“你有个这么好的家庭，有什么不满足的？”

“女孩子要本本分分的。”

这样持续受到心灵和肉体上的伤害的生活，会对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金智英的内心被日复一日地刺痛，直致精神失常，就像“被鬼上身”一样。

有一次，她“化身”为丈夫大学时期向他表白的学姐，着实把丈夫吓了一跳，因为那件事只有他和学姐两个人知道。

中秋节阖家团圆之时，金智英“化身”她的母亲，对丈夫的家人说：“亲家母，其实我们家智英每次过完节日，都会全身酸痛呢。”

“中秋节也因该让智英和我们有机会团聚呀。”

丈夫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将她带走。

《82年生的金智英》的诞生实际上是韩国不平等社会的必然的产物，它问世后韩国人的戏剧性反应更加尖锐地体现了韩国社会男女性之间难以消解的矛盾。

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曾公开推荐这本书，并发表言论：“希望10年后的韩国社会，不会让1992年生的金智英失望。”

尽管如此，在韩国，不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受到的评价都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女性给电影的评分高达9.51，而男性的评分则不可思议地低，只有2.59分。

女性都表示金智英的生活和自己极为相似，而韩国男性认为，小说的作者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这部作品是被害妄想症的意淫之作。

因为出演电影女主，加上表达了对电影同名原著的喜爱，郑裕美在网络上遭到行为极端的男性网友的谩骂：“滚出娱乐圈”、“我本来很喜欢你，没想到你竟然出演这种女权电影”。

甚至有人采用剪碎照片、焚烧画像方式对她进行人身威胁。

陆

为何韩国女性遭到性骚扰的现象如此普遍？为何表面和谐的韩国社会下，暗藏着如此严重的性别矛盾？

千年的男权社会传统并不具有足够的解释力，一切还要从韩国的财阀政治说起。

所谓财阀指的是是在同一金融寡头控制下，结合同族、近亲而形成的垄断资本集团。

财阀政治，是当代韩国社会的畸形特点。“小国家，大企业”，说的就是在大财阀的面前，政治只不过是可以用金钱买断的特权。

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通过政变夺权后，试图对财阀集团进行打击，涉嫌非法敛财的11位大企业家都被政府监禁。

身在日本的三星集团掌舵人李秉喆战战兢兢地致信当局，表达了“为解决国民贫困，献出所有财产”的心愿。这封信是三星后来打开发展之门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然而当时的韩国经济处在恶性循环的泥潭之中，朴正熙在和各方沟通的过程中，最终不得不选择和财阀合作的方式促进韩国经济的发展。在推动这种发展模式的人群中，就有李秉喆。他告诉朴正熙，企业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于是，在朴正熙政府的新政策下，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能够获得优惠的政策和低息的银行贷款，借此，三星等大企业迅速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了市场垄断。

“魔鬼三角”——政府、财阀、银行的联合体带来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汉江奇迹”。

不过，一直到八十年代，政府和财阀仍旧处于相互依存的地位。

财阀逐步掌控国家开始于韩国的民主化改革。在民选政府下，背后有资金支持的参选者，更容易当选。当选者在执政期间回报财阀们的“投资”则是一种理所当然。从此，“财阀独大”的种子开始发芽。

在韩国的民主体制下，人民寄希望于总统，希望他们能够实现财阀改革。事实是，脱离了财阀的支持，没人能顺利当选总统。表面上，不同政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进行激烈竞争；背后，支持他们竞选的，是同一个被称为“财阀”的利益集团。

于是出现了“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的现象。财阀政治下，金钱大于政府权力。“青瓦台诅咒”，说的就是试图革除财阀的韩国总统，都一个一个倒下。

1987年产生民选总统以来，6位总统全部不得善终。卢泰愚、金大中、李明博、朴槿惠都锒铛入狱；金泳三被驱逐出境；最为悲惨的是卢武铉，在09年自杀身亡。

因此，人们戏称韩国总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在控制韩国经济命脉的财阀中，“三星”是最大的代表。韩国民众甚至戏称韩国为“三星共和国”。李在镕是当下三星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与三星历代的掌门人一样，他也经历了入狱的考验。

文在寅是卢武铉在任总统时的总统秘书长，与卢武铉是莫逆之交。他曾评价卢武铉的死“无异于政治谋杀”、“是落后的政治文化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文在寅上台后一方面着力对卢武铉自杀时在任的李明博进行政治清算、另一方面加大了打击财阀的力度。

李在镕就是在此背景下，因向前政府行贿的罪名而被起诉。针对李在镕的“世纪审判”经历了将近1年时间，终于在2018年2月5日告一段落。李在镕二审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缓刑4年，并当庭释放。

这段有惊无险的经历，和以往韩国财阀被起诉、调查时的“五三原则”惊人一致，即一审判刑五年、二审判刑三年，缓期执行。最后的结果就是经过审判后的财阀们依旧安然无恙地享受特权。

在大选期间，文在寅就打着“经济改革”的口号，他认为，如果不对现有的财阀体制和大企业进行改革，经济的民主化和持续增长将无法实现。李在镕当庭释放，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文在寅政府打击财阀的努力付之东流。

2018年9月18日，第三次“文金会”在平壤举行。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一同访朝的，包括李在镕。事实证明，即便文在寅期望改变韩国的现状，也有心无力，不得不与财阀妥协。

财阀难以撼动有其客观原因：韩国财阀掌握了韩国的经济命脉，任何过度打击财阀的举动一定会威胁到韩国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韩国企业背后是大量美国资本，动财阀相当于动美国人的蛋糕。因此财阀改革难上加难。

在这种背景下，政客只能是财阀的工具。任何妄图整顿财阀的行动最终都会失败。

柒

在韩国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人出生的时候嘴里含着的“汤匙”是不同的，就像中国的俗语“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孩子会打洞”。

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就是财阀世家；政治世家排得上“银汤匙”；在大公司工作、为财阀打工的人是“铜汤匙”；剩下的普通人出生时则一无所有。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

财阀掌握了韩国80%以上的财富，政治家和公司管理层再分一杯羹，普罗大众真的什么都不剩。

对于出生在韩国的普通人来说，穷其一生能达到的最大高度就是通过个人努力进入财阀的企业，拿一份像样的薪水。

更大基数的普通韩国人，一生都被限制，吃穿用度，都被几大集团“安排”的明明白白。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振聋发聩的理论所表达的那样：从针对实实在在的身体，转向对付灵魂，是规训制度的现代发明。

随着现代工业革命的深化，资产阶级取代君主成为了政治权力的真正主导。

现代社会中惩罚和规训方式的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受到了资产阶级的控制，以谋利为目的，要在这个社会中培养出适合资产阶级利用的那种“驯服的身体”。

这一理论在财阀主导一切的韩国社会体现的淋漓尽致。

财阀对于韩国的统治和精神塑造实质上塑造出了被权力规训的国民性格。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想对别人施加权力，每个人都成为了规训者。

没有同财阀一般拥有绝对权力的普通人，就对自然而然对“食物链”最底层的女性施加着权力迫害。通俗地表达，就是“抽刃向更弱者”。

每位女性都受到隐形的社会压迫，女星的境遇只不过是普通人生活的放大镜。

现代权力规训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人身在其中而绝大部分人并不自知。规定的空间、时间、考核制度、行为规范，再不合理，也要遵循。这些本质上都是精神规训的工具。

金智英的丈夫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人，最后会精神崩溃，难道她生活不幸福吗？

殊不知，在他劝妻子放弃工作回家带孩子时的不假思索，在他面对因为家务劳累的妻子时象征性的那句“我会尽量帮忙”，都在刺痛着智英的心，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熔炉》的结尾曾说：“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

这句话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悲怆。我们坚持的，只不过是不想被世界改变，即便仅仅是这样也难以实现。

受虐的孩童们无声的控诉告诉我们，人对人能造成怎样的伤害。

电影中的他们和人世间的我们并无二致。也许在日复一日的相似的生活里，我们在不知不觉地被规训着的同时，也在规训他人。

妻子与丈夫，子女与父母，以爱的名义被伤害，这是权力的陷阱，受害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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