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迎来了群体免疫的终局 | 新潮沉思录

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李德胜

6月3日，瑞典首席传染病学专家安德森.特格内尔认错，承认如果采取严格管制，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丧命，他是瑞典群体免疫策略的主要倡议者之一。而在他认错之前，瑞典的百万人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率已经成功的上升到了全球第一的水平；与此同时，早期采取了群体免疫，之后又把自己的话吃回去的英国（我之前已经骂过一次了），依然保持着全球第二的总死亡人数。其他在早期选择了放任自流策略的国家，此时大都也面临着困难的局面。

毫无疑问的是，做出这些决策的专家，在传染病学与公共卫生学上面都是有着不低的造诣的，理论上是远远高于我们这些吃瓜群众的，但是他们依然为群体免疫行为做出了理论背书。在之前的文章里边，我提到，群体免疫会有几个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会有大量的人口死亡；第二个是放任病毒流行，可能会加速病毒变异；第三个是目前为止对于新冠病毒的抗体能维持多久，还是未知的。

这几点并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知识就可以得出，那些专家自然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依然做出了相当愚蠢的选择。很显然，这并不是这些专家的知识出现了问题。相反在我看来，他们是某些方面的知识水平太高了的结果。

虽然在宣传之中，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生命无价，但是在各种经济学分析之中，每个生命往往是可以换算成为具体的金钱数字的，这点在公共卫生经济评价之中也是如此，严格来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存在价格的。在这套评价体系里边，老年人，身体功能不健全的人，严重肥胖者，各种社会边缘人士的价格，自然是低于正常人的，而这些人也是各种呼吸道传染病之中，死亡率最高的人群。

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之下，为了拯救几千个或者是上万个这样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资源，同时产出极其有限的人，让整个社会经济暂停几个月，显然是一个非常亏本的买卖。这并不复杂，几个算式就可以得出来——与其学习某东方大国那样抗疫，不如群体免疫比较省钱。这样的数据自然也很对斯德哥尔摩中心办公室和唐宁街10号的先生们的胃口，于是，身穿白大褂的先生与身穿西装的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成为了同谋，这样不是大家都好吗。

只是事情从来不是那么简单的，虽然我们对于经济学存在很多量化研究，得出了许多参数与公式。但是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面，经济学是个混沌系统，我们改变一个参数，得出来的结论往往超越了预料。不过也不是无迹可寻，说到底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是人类劳动改造自然的结果，所以没有了人，自然也没有了财富。而人是会有各种情绪的，虽然在放任初期，很多人说不定会很高兴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影响，但是接下来，病毒肆意传播带来的传染率与死亡率上升，人群的心态不可能不产生波动，恐惧与猜疑，必然会反作用于这个社会，影响各方面的经济活动，最终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很显然的是，虽然在这段时间很多人喜欢嘲讽西方国家，觉得那些国家的群众思路十分清奇，但是从瑞典和英国的前后态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大众，终究是可以感觉到恐惧的。

当然了，从一开始这些国家的态度来看，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或许倒也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交给这些专家与政客，虽然现在这些国家的群众确实对于新冠病毒产生了恐惧，对放任自流的政策产生了，但是终究也只是一部分罢了，有很多人还在呼吁快点复工，要有不戴口罩的自由什么的呢。如果在一开始就告诉他们要全面隔离，相必绝大多数人士是接受不了的。这些参与过很多公共卫生决策的专家们与政客们，或许早都预料到了这样情况，所以选择了顺水推舟，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只是这种情况，难道不是这些国家咎由自取吗？在这些物质还算是较为发达的国家，无论是在教育还是各种公共议题上面，这些国家的决策者常常采取反智与民粹的态度，去迎合某些呼声，这确实是提高支持率的好办法，但是说到底这只是饮鸩止渴。这样的策略让很多民众产生了幻觉，那就是自己的“自由”一定是要去确保的。一个社会之中，自由当然是很重要的要素，但是这个要素并不能以损害他人公共利益为代价，更不能违背基本的自然规律，自由并没有这样神奇的能力。

我无意去讨论自由的合理边界，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思想学派争论了上千年都没有什么结果，我自然也给不出什么答案。但是我很明白，病毒的复制是不以人类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放任自流只会造成最糟糕的后果。病毒的传播复制是最为客观的自然规律的表现，面对这种问题，说是没有用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无法说服病毒放弃自己的行为，但是口罩，消毒液和检测隔离可以做到这点。

我以为这样的问题，绝大多数人都可以思考明白，只是从现实来看，恐怕并非如此，某些发达国家的部分民众与决策者们似乎真的相信自己的制度与文化，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推行一个正确的公共卫生决策，未免过于不现实了。只有在疫情失控之后，展现在人群眼里血淋淋的现实，才能让过热的大脑降低一点温度。

当然了，这种无奈的思想现状，或许并不是唯一的问题，恐怕还有一重因素在于，这些国家并没有能力去选择高效而全面的策略，去控制住疫情的蔓延。类似我国这样的策略，除了果断的决策，还要有广大群众的支持，以及各种机构与技术的配合，在全面封锁之下的物资供应是优秀的物流系统的展现，对于感染者的全面筛查是基层管理的表现，方舱医院处理轻症患者则是发挥了工程能力的优势，各家企业与研究所紧急拿出来的技术方案是我们多年技术积累的结果，这都是我们得以成功抗疫的关键。这样的情况，在其他国家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类似瑞典和英国这样的国家，经济确实可以说是高度发达，科学技术上也有大量值得称道之处，但是在面对这样的全面抗疫的过程之中，他们的基层动员能力，恐怕是完全不够用的，我猜很多公共卫生专家完全可以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见证了各种基层机构的私有化，见证了冷战之后，社会动员能力的快速退化，虽然在平时，这些东西可能影响有限，说不定还会有经济学家为其涂脂抹粉，说是优化资源的配置，利国利民。

但是在面对疫情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像是泡沫一样不堪一击。而超前消费使得这些国家储蓄率极低，虽然这样的消费习惯助推了金融业界发展，但是对于灾难的抵抗力也就降低了，没有足够的存款，人是很难在家里安心呆几个月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选择群体免疫，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了。考虑到民意，考虑到国情，这些国家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其他的选项。

虽然英国和瑞典都已经承认，自己的策略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但是现实是，错误的策略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些“佛系”国家的死亡率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但是这并不是最严重的后果。因为气温的上升，北半球的疫情有开始减缓的迹象，但是如果没有彻底隔离治疗感染者，那么秋冬季节出现大规模复发毫不奇怪，而这些早期抗疫不积极的国家，会有大量的潜在感染者，他们或许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依然可以作为传染源，为第二次爆发提供火星，选择群体免疫的英国和瑞典，执着于给自己加戏的美国，都是世界经济活动的重要节点，一旦这些国家强行宣布抗疫胜利（我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开放人员流动，完全有可能制造第二次全球爆发——就像是曾经的几次大流感流行一样。

而在笔者看来，第二次爆发的情况可能会更糟糕，这并不是说医疗上面的，吃过第一次的亏，大家都有所准备了；而是经济学上面的，第一次的疫情已经对于全球经济造成了可怕的冲击，很多国家已经用尽了各种手段去刺激经济，如果出现第二次，有些国家完全有可能因为担心经济崩溃，选择放弃治疗（特朗普已经说过类似的话了），那个时候，情况只会比现在更加尴尬，说不定会造成连锁反应，大量国家效仿，那个时候，即使我们应对病毒的手段可能比现在多一些，也恐怕无力回天了。但愿这样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在现实世界之中。

康德说过，人是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如果违背这个原则，把人的生命当做提振经济，或者是获得选票，博取利益的手段，不去尊重基本的人的生命，那么最终，规律会反噬这些玩弄规律的家伙，这一规律其实远远没有多么复杂，只不过很多人总是愿意忘掉这一点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