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拼命救下25万中国人，如今孙子来求药，网友齐呼：救命恩人必须帮！ | 万小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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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一封来自德国的求助信，被顶上了微博热搜。

 

这封信的发件人，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医院的拉贝医生。

信中他言辞恳切地写道，亟需一组由中国浙江生产的药品：

“这批药除了救助我和家人，还有我的患者。”

 

 

在“要不要帮国外”这个问题上，网友向来众说纷纭。

可奇怪的是，面对拉贝医生的求助，数万条评论却高度统一！

几乎人人都在说：“要帮！必须帮！”

 

“你待我以诚，岂敢相负。”

 

“前两天刚看完《拉贝日记》，被拉贝先生感动的热泪盈眶。如今有能力回馈恩情，我们当然会义不容辞。大爱传承，守望相助。”

 

“衔环结草，以恩报德。”

 

“20多万人性命的这份恩情，赠药已经不能完全回报了，希望大家都能好好活着。”

 

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看了新闻或许会有些懵。

 

拉贝先生，他是谁？为什么说他救了20多万中国人？他和中国，又有着怎样的缘分？

 

要想得知这些问题的答案，得先从80多年前的「南京大屠杀」说起。

 

 

一、

 

戴着“卐”纳粹字符袖章

阻止日军施暴的德国人

 

1937 年12 月，南京沦陷后的某天，一对母女，正低着头赶路。

 

只见两人迈着短促的步子，不时抬起头，满脸不安地打量打量四周。

 

当她们一路穿行，途径小粉桥路时，两人最担心的一幕还是发生了，一队巡逻的日本兵正冲着她们走来！

 

彼时的南京，已成炼狱。

 

烧、杀、奸、淫……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罕见的兽行，正在这座千年古都中横行，街道上被虐杀的尸首也早已堆成了小山……

 

日军在南京的杀人比赛登上报纸

这对母女虽吓得连忙躲开，却终究没能逃过日本兵警惕的视线。只见一名士兵眼里冒着绿光，脸上闪过一丝邪魅的笑，快步冲了过来。

 

到了她们跟前，那个日本兵二话不说，就恶狠狠拽拉着女儿的手，往旁边一幢小屋子里拖。

 

看到日本兵上来就动粗，站在一旁的母亲自是不肯，她只好一边苦苦哀求，一边疯了似的抱着日本兵的手不肯放。

 

电影《拉贝日记》

“嘭！” 随着一声闷响，母亲被一脚踹倒在地上。

旁边的日本士兵也纷纷端起了枪，周围的人被吓得不敢作声，一个个蹑手蹑脚地逃离“犯罪现场”。

“停下！”就在那个女孩快被日本兵拖入小屋之际，有人突然用英文大喊出了这句话。

所有的日本兵回头一看，都愣在那里，拿在手里的枪，也不敢动。

 

因为眼前的这个人，身穿德国军装，头戴德式钢盔，腰里别着一把手枪。

 

最关键的，是他的手臂上，居然佩戴着 “卐” 字的袖章！

众所周知，“卐”字符是希特勒亲自设计的，用以代表纳粹党的标志，从而使这个符号变成了，代表屠杀数百万人的最具破坏性的战争象征。

僵持了一会儿，日军士兵吃不准眼前这个“盟友”到底是何来路，为了避免冲突，更是怕冲撞了“上级”，这队日本兵最终停下了恶行，并悻悻离开。

 

这一幕，是来自“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汤英的回忆。

 

而那个半路杀出来的德国人，正是叫约翰·拉贝 John Rabe。

 

 

二、

 

他用“纳粹”身份

庇护20多万中国人

 

今年的1月5日，是约翰·拉贝逝世70年的日子。

 

当天，一群分别来自中德两个国家的人，来到墓园缅怀这位“南京好人”“中国的辛德勒”。

 

而在他的墓碑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

 

或许有人看了前面这一幕，会对他的身份感到不适。

 

他，不是纳粹吗？

 

怎么中德两个国家的人都对他敬意满满？

 

但要知道的是，恰恰是他“纳粹”这一特殊身份，才为当时20多万中国人，提供了庇护所，免遭屠杀……

 

拉贝搭建的带有纳粹标志的庇护所

其实在战争的炮火打响前，拉贝只是个普通的德国商人——

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爱穿蓝色西装，沉默寡言的实干家。

 

生于1882年的拉贝，由于父亲早逝，初中毕业他就辍学出来谋生。

他在出口商行当过伙计，也曾前往非洲的莫桑比克打拼过数年。

 

1908年，26岁的他带着未婚妻道拉，远航16天后，来到了充满机遇的中国。

不久之后，他便进入西门子北京分公司担任职员。

 

出于工作调动，拉贝曾先后前往北京、沈阳、天津、上海等地就职。

而他的职位也随着一次次调动日渐晋升。

 

当他1931 年入驻南京时，就已坐上了西门子中国区总经理的位置。

 

而他日常除了负责经销通信器材、防空报警系统、电话系统、交通材料外，还要兼任商人协会会长、校长等职务。

 

1935年拉贝在南京的西门子办事处前

拉贝到了南京后，就开始了筹建学校的计划，以解决德国雇员孩子入学的问题。

 

为了得到筹建学校的经费，他加入了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也就是“纳粹党”。

 

凭借在商界的实力，没过多久，拉贝就成了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副部长。

 

拉贝和妻子道拉

当时他在南京的家，位于广州路小粉桥 1 号。

那是一幢带院子的独立小楼，也是德国纳粹党驻中国南京分部的办公地。

 

可拉贝或许自己也没有想到，“小粉桥 1 号”这栋小楼连同院子，竟会在6年后，成为南京难民心目中，最安全的一片天地！

 

 

三、

 

拉贝和另外二十多位基督徒

冒着性命危险自愿留守南京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演变为全面中日战争。

 

拉贝也收到了西门子方面关于撤离的指令。

可最终，出于对这片土地的情谊，和雇员性命的担忧，他选择留在了中国。

 

1937年10月17日，随着南京受到的威胁与日俱增，Rabe在日记中写下：

 

“我每天早晚都祷告：

亲爱的上帝，求祢看顾我的家人，保护好我的幽默感，剩下的交给我就好了。”

 

记载详实的《拉贝日记》

后来，这本《拉贝日记》不仅成了他个人经历的一本自传，其中由他记录下的500桩日军暴行的惨案，还成了日本战争罪行的一个重要佐证！

 

1937年11月，人类史上最残酷的一场大屠杀前夕。

 

国民政府已迁都重庆，各国使馆、记者纷纷撤离之际，拉贝却和另外二十多位基督徒冒着性命危险，自愿留守南京。

 

他们中，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丹麦人，甚至还有像拉贝这样和日本结为同盟的德国人。

 

宣教士、医生、教授、商人……一个个基督徒。

他们虽有着不同的职业和身份，但因着同一份从基督而来的爱和怜悯，致使他们做出了这一选择。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

 

“今天，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东道国，遭遇到了严重的威胁，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

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

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应该救一些人吧？”

 

带着头盔办公的拉贝

拉贝把驻留在南京的外国人叫到家中，告诉他们自己的计划是：

 

以自己的房屋和德国学校为中心，建立一个4平方公里的中立区，尽可能多的保护中国平民。

 

 

四、

 

那群基督徒组建了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拉贝试图建“中立区”的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日方的耳中。

 

他们派出一位名叫大冈的少佐，去和这位疯狂的德国人进行交涉：

 

“你为什么要留在炼狱里？

你为什么要参与我们的军事事务？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你在这儿可什么都没丢失啊！”

 

电影《拉贝日记》截图

拉贝看着眼前的这位少佐，对他说：

 

“我在中国住了30多年。

我的孩子和孙子都出生在这里，我在这里很幸福，并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如果我在日本生活了30年，并得到了日本人民的同等对待。

您可以放心，在紧急情况下，例如中国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也绝不会离开日本人民的。”

 

拉贝的这番话或许触动到了大冈，他向拉贝承诺，在这一区域内，不会伤害他。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

左起：福斯特、米尔斯、拉贝、斯迈思、施佩林、费奇

但遗憾的是，关于这一区域的中立性，以及庇护中国难民的合法性，这位少佐却只字未提。

11月18日，这群留守在南京的基督徒，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着手筹备建立安全区。

 

考虑到拉贝“纳粹”这一身份，在战争当下的特殊作用，拉贝随即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

 

安全区设立于南京城内的西北部，以美、英、意、德、日等外国使领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等教会学校为中心。

总面积占地约3.86平方公里。

 

安全区位置

眼看着形势一天天收紧，日军的脚步越来越近。

拉贝还和威尔逊 Wilson 等人，走到南京街头贴海报，向市民介绍该地区。

 

为此，他还特别致电希特勒，要求和日方进行“诚恳的调解”，以获得安全区的“中立性”的许可。

 

同时，拉贝还给他的朋友法律顾问，克里贝尔先生发了一封电报：

 

“请诚挚地支持我对希特勒的要求……否则可怕的血腥事件将不可避免。”

 

 

五、

 

“我们就像在罗马竞技场

 被狮子吃掉的基督徒一样勇敢！”

在南京沦陷前的最后几天，拉贝仍在不停奔波：

 

他把纳粹旗帜高高地扎在这一安全区的建筑物上，在墙上涂上了纳粹字样。

并在公共场合，穿着自己纳粹制服，以“同盟国”的形象，强化这一地区的中立性。

 

在最后一刻，南京市市长，把450名警察、3万担米、1万担面粉和8万元现金交给“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后，就逃离了这座城市。

就这样，把南京全市人民的性命安危，都交在了一个外国基督徒，拉贝的手上。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原本计划最多收容十余万平民的4平方公里“安全区”，一下子就涌入了二十几万人，堵在门外哀求进入的人也从四面八方不断赶来。

 

为了多收留一些平民，拉贝开放了自己家的院子。

他在院子里给600多名难民，搭了芦苇棚，铺了稻草，让他们待着这里。

 

据当年住在拉贝家院子里的丁永庆老人回忆：

当时条件很难，但拉贝每天都会保证给那600多人每人发一小杯米，一个星期发一次萝卜根和蚕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丁永庆老人

然而，虽已成立了安全区，也收容了20多万平民，但在失控的日军面前，拉贝却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

 

位于安全区内的金陵女子大学，被开着卡车的日本士兵侵入，他们抓女老师、女学生，有时甚至在现场就对她们实施暴行；

 

数千名年轻人被误当做逃逸的士兵，被拖离安全区枪毙；

 

1937年12月24日，南京的情况如同进入了地狱深处，拉贝在日记中哀痛地写道：

 

“今天的日记，我将以我心中的祷告来结尾：

我们所正经历的危难，求我们仁慈的上帝，保守你们所有人再也无需面对……”

 

无奈之下，拉贝只好穿上德国军装，戴上纳粹袖章，以一己之力在安全区街头游走。

每天早上他都会离开防区，听着街上的尖叫声，找到那些正在施暴的士兵。

 

然后，他会把自己的纳粹袖章怼到对方脸上，冲着他们狠狠咆哮。

 

不可思议的是，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的日军，都会以为自己碰上了什么大人物，悻悻逃走。

他就这样，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在街上走，再把找到的人都带回安全区。

 

后来，他写道：“日本人有手枪和刺刀，而我……却只有纳粹党身份和我的袖章。”

 

拉贝的这一疯狂举动，本有可能会让自己丧命数百次。

可正如1938年1月9日，他在日记中所写道的那样：

 

“我们22名外国人留在南京的表现，就像罗马第一批在竞技场，被狮子吃掉的基督徒一样勇敢！”

 

 

六、

 

“不离开苦难下的中国朋友，

是自己身为基督徒的责任。”

 

1938年1月16日，拉贝在一次便宴上，被几个日本人问及保护中国人的目的，他这样回复他们：

 

“由于我们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以前一直在此地从事福音宣教的工作。

他们一开始就把战争期间，不离开自己的中国朋友，视为自己基督徒的责任……

这就是促使我们这些外国人坚持留在这里，试图帮助遭受苦难的中国人的原因。”

 

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

这里的他们，有在日本度假，被迫也家人分离，也要冲破封锁，只身回南京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

 

有冒死拍下南京大屠杀唯一影像，并在东京法庭作证的约翰·马吉牧师；

 

有签下“永不撤离”，并用自己的身躯挡在日军前，使得成千上万名妇女免遭蹂躏的魏特琳；

 

约翰·马吉牧师

可是由于拉贝频繁与日本领事馆交涉，抗议与阻止日军的恣意侵犯与残忍屠杀，最终还是激怒了日本军方。

 

日本向德国提出抗议，德国为了维系德日盟国关系，决定将拉贝召回。

1938年2月，拉贝无奈离开南京。

 

回到德国后，拉贝一度因自己的“反日举动”，被盖世太保逮捕，直到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出面干预，才把他从监狱里救了出来。

 

出狱后的拉贝被降职为公司的文书，且不得不向希特勒做出承诺：

不再做报告、出书或放映有关日军南京暴行的影片。

 

1945年，二战结束后，拉贝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投入监狱。

 

一年后，在证实拉贝完全没有参与纳粹的作恶后，法庭宣布他无罪释放。

 

可失去工作的他，已年届64岁。

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当一个拆卸搬运工，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和家人吃荨麻和橡子汤度日。

 

南京百姓的感谢信

消息传回南京后，许多曾受到他保护的市民纷纷捐款，筹集了2000美元寄到德国。

 

他也曾回过两封信，表示南京人民的友好支援，使他得以重新树立起对生活的信心。

 

但没过多久，1950年1月的一个晚上，因为中风，68岁的拉贝与世长辞。

 

2013 年 12 月 11 日，在柏林西郊，拉贝墓地的落成典礼举行。

中国驻德大使史明德在典礼上表示：

 

“我们今天站在这里，是为了共同缅怀中国人民的朋友和恩人；

是为了共同回忆那场战争给世界各国人民造成的空前劫难；

是为了共同纪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为捍卫人类尊严和赢得世界和平团结奋战的历史壮举。”

 

有人说，若是没有拉贝和那些挺身而出的基督徒，“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或许至少还得再加上25万……

拉贝“舍己爱人”的救援行动，如今依然感动着亿万国人，让所有中国人此刻都愿能无条件的支持他后代的请求，得以报恩。

然而2000多年前，拉贝所信靠的那位人子耶稣，更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以亲身挂在木头上的方式，宣告祂对我们至深无比的爱。

每个人跟随耶稣、活出信仰的方式或有不同，但看到这许多的见证人，我们就该想起拉贝曾说过的那句：

“如果你能做点什么，为什么还要犹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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