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移民梦 | 新潮沉思录

在开始这个大家喜闻乐见的话题之前，先介绍一下这半年发生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去年年底，即2018年12月，在鲁尔河畔米尔海姆（Mülheim an der Ruhr），这个距离克虏伯的大本营埃森（Essen）乘火车仅5分钟车程的地方，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阿拉伯式婚礼。为此，米尔海姆的警察如临大敌，动用600名警察封锁了三条交通要道，甚至不惜从州内其他城市借调警力。如此的大费周章，只是因为新娘的父亲——Mahmoud Al-Zein。

据介绍，此人江湖人称“柏林教父”，是某黎巴嫩-阿拉伯黑帮的CEO。据信，其手下至少有数千小弟，甚至有可能高达一万五千人。此次他女儿与他侄子大婚，1000余名大小喽啰从德国各地赶来祝贺，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有犯罪前科，包括Mahmoud Al-Zein本人也曾经因为贩毒蹲了三年零四个月的号子。最终，警方此次行动以3人因携带毒品、武器和“疑似伪造的驾驶证”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而告终。

第二件事是在今年3月份，一个在土耳其出生，名叫Thatsbekir，在油管上拥有26万粉丝的网红小伙因问候了一个生长在柏林，拥有13万油管粉丝的阿拉伯小伙Bahar Al Amood的女性亲属，最终发展成为了一场400人规模的线下约架。俩网红及各自的粉丝在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展开群殴，把柏林的警方弄得压力山大。最终，在出动了100名警察，动用了胡椒喷雾，付出两名警员受伤（其中一名女警员系被自家辣椒喷雾误伤）的代价之后，控制住了局面，拘留了9人。

第三件事是最近，据说是欧洲发行量最大的《图片报》高调报道了一位叙利亚难民的心声：“我有3个老婆和13个孩子，但我想成为德国人”。事情背景是近期德国的司法部长卡特琳娜·巴尔利表示，她支持禁止多重婚姻者加入德国国籍。如果哪天这真的成为法律条文，这位难民，Abboud Sweid和他全家的入籍梦就要碎了。而事实上从他们到德国的第一天起就因为这件事情而闹心——按照德国法律他只能和大老婆登记成为夫妻。Abboud很委屈地抱怨：“在我的祖国，男人允许拥有多个配偶。我们不知道这在德国不被允许”。

虽然互联网上关于德国外来移民的发展历程相关的论述已经相当丰富，但这里还是要着重说一下历史背景。由于冷战开始后，东、西德作为两大阵营对抗的最前沿，都得到了来自双方老大的支持。加上国家的底子不错，使得东西德的经济飞速复苏。这个时候由于战乱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就成了经济复苏路上的绊脚石。所以不得不从国外引进新的劳动力。对于西德来说引进外劳还有一项特殊意义——将本国人从搬砖之类费力不讨好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以缓和阶级矛盾。

于是西德从土耳其，东德从越南，分别引进了大量的劳工。发展至今，根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8年底登记在册的拥有外国背景的人高达1930万余人，其中持有单一外国国籍的人有1090万余人。从移民的来源上看，不论是最初的移民来源土耳其和越南，后来的北非，苏东剧变后的东欧，以及近年引爆难民危机的叙利亚，都来自于农业国或者工业化不彻底的国家。

因为从事的工作主要是搬砖之类的体力活，所以最初来德国讨生活的自然不会是城市中产阶级，更多的是农民或是失业工人。这些移民进入德国社会之后，要面临两个巨大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文化、宗教的隔阂，这个众所周知，但是这只是表象；其次则是工业社会对农业社会残留意识的冲击，这才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一方面，他们被吸纳入工业社会之后，虽然被工业社会的高效保证了温饱，把他们从内卷的深渊中解救了出来，但是并不足以让他们忘掉饥饿和寒冷。所以他们会习惯性地把自己所能压榨出来的劳动力统统转化为存款和不动产，却不明白工业社会的危机爆发的时候不论现金还是存款都毫无意义。更不能指望他们能明白消费在工业社会的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程度，事实上他们也并不需要多余的消费，存款的数字就足以刺激多巴胺的分泌。

另一方面，面对工业社会中他们以前从未遇见过的新鲜事物，他们更倾向于用旧有的经验去处理。比如下意识里认为教科书里教的东西和专业人员提供的商品化咨询服务，远不如信任度高的人提供的成功案例可信。而信任度的建立，在农业社会的逻辑中最靠得住的当然还是血缘和信仰。所以文化、宗教隔阂实质上是应对来自工业社会的冲击的一种应激反应。

原因无他，按照人这种动物的尿性，自然状态下工业社会的理性教育很难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完成。

移民们的“勤劳”极大地优化了德国的生活条件。例如在笔者所在的城市，在土耳其餐馆，5欧元的土耳其肉夹馍（Dönner）就足以满足一顿午饭所需要的蛋白质、蔬菜和碳水化合物；13欧元左右便可吃上一大份羊排、薯条和蔬菜的套餐。越南餐馆的行情也差不多。与之相对的则是德国人开的餐馆简单的一顿饭大概需要20-30欧元。很多的薪水相对于德国消费水平并不高的脏活、累活，例如保洁、垃圾分拣都充斥着移民的身影。可以说，德国的岁月静好因为移民们在负重前行。

而“勤劳”的深一层的含义就是对高剥削率的容忍，这种容忍意味着在给了德国人预期的收益之后，还能完成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这一积累具有初步的规模之后，资本就必然在其本性的驱使下，不受控制地向外扩张。这种扩张的外在表现就是移民社会逐渐从社会的阴影中走进人们的眼球，并且迫不及待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一个边际条件——在德国出生长大的移民第三代开始走上社会，第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使“勤劳”不可持续，助推了这种扩张意愿。

纵然享受了好处，德国的行政体系并无能力管理移民。如之前的文章介绍，德国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基层的团体“自治”作为基础，乡贤各管一摊，将权力一层一层地向上让渡，联邦政府是乡贤们的共主这样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之下，乡贤则只注重管好自己这一摊子，其余的事情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大家想的都是只要自己这一摊没事，别人的摊子砸了也无所谓。想依靠这样松散的组织对全德国的移民社会进行有效的管理根本是强人所难。

在这种反应迟钝、行为僵化的政治架构中，行政机构一直被动地等待移民社会的权力让渡，但是德国的社会却拒绝为移民社会中积累的资本提供扩张的空间，那么很显然，移民社会对于向德国行政体系过多地让渡权力既无意愿，也无必要。

由于合法产业中除了餐饮和低端服务业之外没有过多的扩张空间，移民社会的弱势资本可作出的选择并不多。向灰色和黑色地带扩张就是顺理成章地行为。加上德国行政体系的放任相当于主动置移民社会属于法外之地，法外之地聚集的财富客观上也需要暴力机构来维持秩序，所以一个个以族裔划分的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就在德国社会的裂缝中滋生、做大。那么就别怪某些族裔“伊法”自治，毕竟他们也不会别的。

各个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在广阔的德意志大地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除了常见的项目比如收保护费、打劫、贩毒、贩卖武器和为某种合法的特殊服务业提供人员之外，他们还从事贩卖假货、盗版音像制品以及骗取社会救济等事业。某阿拉伯裔有活力的社会组织有盗窃博物馆藏品的嗜好；土耳其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喜欢豢养说唱歌手；越南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在走私贩卖烟草方面颇有心得；格鲁吉亚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则十分擅长溜门撬锁。

他们的合法产业——遍布每个城市的各个角落的意大利、土耳其和越南餐馆，以及阿拉伯水烟馆，平时即可作为活动据点，又可以用来洗白赃款。

所以移民问题和难民危机并不是一两个人的决策导致的，而是德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即德国的政治架构决定了，无论是不是默大妈在领导，德国政府都不可能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分化、瓦解和同化移民社会的机构。即使某些形势下德国政府不得不主动出击，也必须控制打击的规模。毕竟要是有人玩嗨了，开始思考乡贤和有活力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那可是要动摇国本的！

回到本文开头的三则新闻。

即便鲁尔区的钢铁和煤炭的辉煌已成昨日黄花，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2017年的GDP仍然在各个联邦州中排名第一，却不像其他的经济大州例如巴伐利亚那样生活成本高筑。根据笔者的亲身经历估计，笔者在埃森生活时的日常开销大约是搬家去别的州之后的2/3。但低生活成本的另一面则是如第一则新闻中所说的——鲁尔区的阿拉伯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几乎是德国最猖獗的。

第二则新闻告诉我们移民社会正在有意或无意地利用互联网来改造自身的组织，而老迈僵化的国家机器，尤其是暴力机器对此反应迟钝且拿不出什么好的办法。

第三则新闻有趣的地方不是新闻本身，而是这篇文章打着讨论入籍政策的旗号，着墨的重点却是男主人公有三个妻子，以及他每个月可以领失业救济+儿童金共计约3千欧元。需要注意的是，《图片报》向来是一份以名人情事、性丑闻、八卦、犯罪案件和色情图片为吸引眼球的小报，读者大多是受教育程度低、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男性。这足以说明某些社会情绪正在持续酝酿和发酵。

近期笔者又观察到了一些新的情况。笔者最近在一家越南餐馆充饥时，忽然发现越南老板雇了一群土耳其和中东小哥做帮厨和跑堂。一个土耳其小哥一面啃着薯条一面麻溜地拾掇着身边的炒面；一个中东小哥戴着手套生涩地学习使用中式大（菜）刀片子处理一些不太清真的食材。据笔者观察目前这还只是个案，但难保不是一种趋势。

越南人在德国是出了名的什么钱都挣，什么活儿都接。你在德国可以看到越南人卖越南米粉，做假中餐，开亚洲超市，以及穿上日本褂子捏寿司。而土耳其人和中东人无疑是目前德国境内武德最为充沛的族群。看着他们勾勾搭搭，笔者除了在心中默默地喊一句“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之外，还能多说什么呢？

挺好的，不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