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过柱子的民工 海蛟
前些天我们推送了两篇柱子同学的德意志系列《德意志与冯老爷》《元首与冯老爷的爱恨情仇》,旨在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从根源上分析德国在其特色资产阶级冯老爷们的影响下如何一步步从一百多年前走到今天。今天是最后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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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启今天的正文之前,笔者要简单给大家介绍两个奇葩学说,即”姨学“和”硕法“。
姨学,即著名网哲、历史发明家刘仲敬所发明的学说。基于英国和美国历史,刘认为某种巧合让英国躲过了大一统,延长了所谓封建自由,之后英式宪政和民主皆由封建产生,美国则接过英国的大旗,成为世界的灯塔。而大一统帝国太强会消灭各种“自组织”而使社会“费拉化”,导致社会无法稳定,最终在大洪水的冲击下走向毁灭。所以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分裂。
硕法,即曾在人人网宣扬“满洲国独立”和“支x解体论”的硕帝所发明之理论。核心思想即支x人是劣等民族而满洲人是优秀民族,某一论据是饮食上满洲人和日耳曼人都热爱猪肘和酸菜。由于桂枝的大一统导致了满洲被盘剥,所以满洲人要想不被拖累,则满洲必须独立,支x必须解体。
无独有偶,在冷战的大背景之下,西德的政治架构有意或者无意地践行上述二者的理论,充分地割裂社会,充分发挥基层的各种“自组织”,并且延续到继承西德国祚的现代德国。经过这样的实践之后,德国所得到的结果究竟是不是如同以上二位所预想的那样,现在的德国到底是”武德充沛“ 还是”费拉不堪“,这点对于我们有很深的参考价值。
随着战争的进程,如何处理战后的德国这个问题摆在了三大流氓(当时第四大流氓暂时没资格上桌)面前。罗斯福最初在德黑兰会议的方案是将德国拆成5个独立国家,分别为汉诺威和德国西北部分;萨克森和莱比锡部分;黑森-达姆施塔特;黑森一卡塞尔和莱茵河南部地区;巴伐利亚、巴登和符腾堡。此外,汉堡、不莱梅、鲁尔和萨尔为国际共管。但是作为集欧洲搅屎棍之大成的丘吉尔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表示还是不要把德国拆得这么狠比较好。
但苏军推进到德国边境,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时,各方都意识到战后德国的归属将成为战后阵营之间对抗的筹码,各方都有意不再提拆分德国的事情,都希望战后把一个完整的德国纳入己方阵营。比如丘吉尔表示:“在我对俄国意图的猜疑消失之前,我很不愿意分割德国。”斯大林同志在德国签署投降后第二天在《告人民书》中说:“德国被彻底打败了,德国正在投降。苏联获得了胜利,虽然它既不打算割裂德国,也不打算消灭德国。”
于是在波茨坦会议上,三大流氓讨论了如何管制德国,如何分区占领和钱怎么赔等问题,甚至讨论了打发第四大流氓仨瓜俩枣,唯独没有讨论最终的拆分方案。
眼看要逃过这一劫,可惜天不遂人愿。随着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冷战的爆发,这个欧洲中心的部位再次变成了棋盘,双方都想用强硬地态度逼对方就范。1948年6月20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率先整合货币,发行标记字母D的马克,但这次整合把苏联占领区排斥在外。而仅仅过了3天后,苏占区发行字母标记F的马克。这一行为过后,德国丧失了短时间内再一次统一的可能性。
如果总结1871年以来的历史事件不难发现,德国的不幸往往同时是冯家人的大幸。此时的苏联在德国的6个集团军对西欧虎视眈眈。对于灯塔国来说一方面这个桥头堡千万不能乱,一方面战后重建也迫在眉睫,冯老爷的手上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本,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出发冯老爷都应该是灯塔国团结的对象。所以在坦克大炮压阵下搭起议会民主的架子之后,灯塔国把清算活动匆匆结束,使得西边的“去纳粹化”煮成了一锅夹生饭,就像麦大帅在日本做的那样。
典型的例子是灯塔国曾计划在占领区内通过有偿征收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但是此时的冯老爷发现了“挟俄自重”增加了他们跟灯塔国讲条件的筹码,于是在政客的“力争”之下这个计划不了了之。例如在巴登-符腾堡州首任一把手莱茵霍尔德·迈尔的“努力”下,该州的贵族财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存。直到盟军结束占领,占领区内真正被征收的贵族土地很少
好在这样子做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此时的贵族大地产大多集中在东边,而占领这一片地方的狠人是不可能在清算反动派的时候多花一分钱的。苏联占领当局对待这些大地产的方式只有两个字——没收。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威胁之下冯老爷们为了保命纷纷向西逃窜,逃到西边不仅意味着可以逃过清算,还能领一笔补偿。
欧洲的战后重建本质是强大的美国工业主导,重建国本土资本共同参与的这么一种模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主导的战后重建体系中取得高速发展的国家大多战前就拥有雄厚的资本。随着马歇尔计划的推进,德国经济强势复苏,在所谓的“莱茵河奇迹”中冯老爷们的资本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冯老爷们返回历史的舞台上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纳粹德国时期曾有不得志的“自由军团”老资格成员抱怨:“我们在和共产党战斗的时候,他希特勒在哪?”大概意思是认为在反革命方面希特勒不如他们专业。1918年-1933年间的反革命经验和教训显示,越松散的政治架构,地方势力的自主权越大,越有利于反革命活动。从这一点上看,和这些全欧洲最资深的反革命(从法国大革命算起)比起来,追求中央集权和大一统同时又要反革命的希特勒确实太年轻,太简单,甚至幼稚。而基于这些科学的认识,联邦德国的政治架构在某种意义上堪称教科书。
首先,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理论上只是联邦州对国家的权力让渡,除海关、军队等少数机构外联邦层面的职能部门只能对联邦州行使所谓的“监督”,每个联邦州也有各自的一套不隶属于联邦的立法、行政、司法的班子;每一个联邦州只对所属的县市的教育和治安负责,县市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公共交通和地方道路建设,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自然与环境保护,营业法规和价格体系以及偿付等方面的事务享有自治权;德国最基层的部分则是乡镇或者社区,在法律性质上不属于州政府的下级行政机构,且他们由一个个作为独立法人,在法律层面享有完全自治权的社团组成。
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则由国家根据法律法规设立的行会负责。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例如建筑师、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等,必须强制加入,以维护“行业利益”。但是国家仅能对行会实行法律监督,即审查其合法性,而不能插手行会内部的具体事宜。在行会之外,同业之间还会以各种奇特的共性组成社团。比如说开私人诊所的医生组成的哈特曼联合会和在医院供职的医生组成的马尔堡联合会常年因为各种利益纠葛相互扯皮。
大批量的冯老爷们因此得以下岗再就业——不论如何,历史的行程已经不允许他们再直接参操控政治了,但是完成上述的政治架构需要大量的“乡贤”作为基层自治团体的组织者,而作为地头蛇的冯老爷们毫无疑问是这份工作的最佳选择。对于基层群众来说,没有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大脑,那么对剥削和压迫首先是健忘的,其次剥削和压迫会经过随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转化为脑臀分离症,进而变为对加害者的崇拜,再次成为冯老爷们豢养的社畜。
联邦国防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从夫姓)是近年来联邦政府层面上少见的冯家人
如果仅仅是这样还不足以证明联邦德国制度设计者的水平。从手工业时代发展而来的学徒制度,在1969年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中以职业教育的形式被确立下来,被一些人视作是德国对于职业教育和所谓工匠精神的重视。而抛开表面现象,这样的制度实质上是将人口按照高端和不够高端分流入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使高端人口的下一代还是高端人口,不够高端的人下一代还是不够高端,政治经济学层面上阶级之间的流动性的断绝同样也意味着这个维度上的割裂社会。
最后,比普鲁士军队更靠谱的武装力量——美军为这一体系保驾护航。
这种三维立体全方位割裂社会+乡贤各管一摊+美国人最后兜底的模式相当成功,任何大新闻对于德国社会的冲击效果就好比往粪坑里扔块砖头——能掀起点波澜,但马上恢复平静。凭借这个模式,联邦德国熬过了冷战,吞并了东德。而这套体系至今还在发挥效果——即便隔壁法兰西的黄背心运动闹得如火如荼,德国境内对此事依旧风平浪静。
而当冷战结束,东德灰飞烟灭之后,冯老爷们对苏军和国家人民军的的恐惧解除,自1918年十一月革命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可以放松了,纷纷放飞自我。
就比如所谓的安哈尔特公爵爱德华 (EDUARD Julius Ernst August Erdmann)在2016年玩起了过家家——新闻报道在中断了97年之后,这位公爵大人再一次授予四男两女骑士身份及勋章,而且真有人给他跪下。
而霍亨索伦家族的首领,所谓的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斐迪南亲王在2011年结婚时,勃兰登堡州的州长和波茨坦的市长均出席了婚礼。可见在德国的政治架构中,冯老爷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一股力量。
对于冯老爷的影响力笔者亦有亲身体验。笔者曾经就读的德国中部某大学就有一位姓冯的教授,平时上课板书写得跟鬼画符似的,德国学生都未必看得懂。科研做得一塌糊涂,上一次发paper还是在2015年。在学院里被其他的教授看不起,就在口试中刁难学生来转嫁压迫。因为研究做得一塌糊涂还把学生得罪光了,导致这些年一个博士生也招不到,造就了教学、科研资源紧张的化学系一大奇观——一个可容纳十余人工作的实验室常年黑灯瞎火。而根据德国的奇葩体制,由于他已经在副教授的位置上坐满了7年,学校不仅不得以任何理由辞退他,还必须把他养到退休。
但这位冯老爷又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70年代出生于沃尔夫斯堡的他父母为逃避东德对贵族的清算而逃难来了西德。90年代后随着两德统一,这些原先生活在东边的冯老爷们组成“还乡团”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并且在各种基层自治机构中卡到关键位置。比如说这位冯教授的家族控制着当地水产行业。而每当联邦议会大选或者萨克森州议会大选,此人一律不在学校。大家可以猜一猜他干什么去了。
在这种别扭的架构下,德国人很多匪夷所思的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战后统治德国至今的意识形态——基督教保守主义可以说既是这一套架构的产物,又是这一套架构的重要补充。因为社会是割裂的,所以每一个个体不需要从全德国、全欧洲甚至全世界的视角去观察、思考,宏大的叙事是要被消解的,只需要考虑自己过得好,以及忠于家庭。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哪怕是默大妈这样的“铁娘子”,都要在各种场合强调自己经常为丈夫绍尔准备早餐。
2009年默克尔的竞选广告,“德国需要母亲”
所以甩锅文化的形成理所当然——德国人不需要为国家或者阶级这种宏大的共同体负责,所以出了事情第一时间把锅甩到别人身上是最优解。实在没有人收拾残局,事情就放在那烂着就好了,只要时间足够长,大家把事情忘了,也就不需要去处理了。
知识阶层如果偶尔有良心不安,处理的方式也很简单——可以在环境保护、动物保护或者中东难民这些议题上去消解这种不安,类似于他们的先辈做了不好的事情就去教堂忏悔一样,并不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可以找到一点慰藉。
所以如果不理解姬喵“一个人没有宏大叙事的想象,这是更深的悲剧,悲惨到只能笑着说出来”这句话,德国人在这里做了最好的注脚——当你没有任何的宏大东西想要捍卫的时候,要么在不停地甩锅中迷失自我,要么在各种圣母式的行为中安慰自己:“我是个好人。”
冷战结束已经结束了30年,而德国这一套为冷战量身定做的,旨在最大程度压制内部矛盾的政治架构仍在以冯老爷为首的既得利益者勉强维持。时代已经改变,德国社会目前受到的主要威胁并非共产主义,而是伴随着德国在向欧洲乃至全世界扩张而涌入的,依靠各种有活力的社会组织组织起来的外来人口。面对新的挑战,这套架构已经初显疲态。德国未来将走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
过柱子的民工/海蛟
两只留德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