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打扶贫牌？ | 顾子明

写今天文章之前，先讲我身边的一个小故事。

记得大学毕业后，大家怀揣着梦想奔向全国各地，有几个哥们先后问我借钱。

一个准备去北京上班安家，需要按揭的首付，

一个准备回四线老家创业，需要启动的资金。

对前者，我很爽快的就把钱借了，还鼓励他尽快买。

对后者，我犹豫了，直到他破釜沉舟放弃硕士学位，一路坐着绿皮火车，回到他六千里外的老家后，见他心意已决，我打了钱。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回老家创业的兄弟，还在用那点本金和每日的辛劳付出，赚取微薄的利润养家；而去北京的哥们，不仅事业顺风顺水，其北京房产的增值，已然是很多人穷其一生都无法企及。

这让我不禁回想起一位老人说的话，一个人的命运呐，要靠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随着2008年中美携手应对次贷危机，接受美国信贷宽松资本注入的中国，启动了“四万亿”，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之路。

大量的人口、资金汇聚以及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推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升级与转型，也拉开了中国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因此，毕业后的不同选择，也成为了两个哥们的人生分水岭，也是时代巨浪分叉的一个缩影。

而我，则对当年借哥们回乡创业的那笔钱抱有愧意。

那个经常借作业给我抄的兄弟，如果“浪子回头”选择硕士毕业，以他的勤奋和聪敏，应该会像我们的研究生同学们那样，成为“党国干将”中的一员。

历史没有如果，我们也不能替他选择。

因为我们整个学院都没有一个像他那样，是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七天六夜来学校报到的........

去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研究“贫穷本质”的经济学家，他们研究美国援助不发达国家很多，为何依然无法改变贫困，反而贫富差距在迅速的拉大。

其中，有一段让我深受启发。

我们看到穷人在医疗和教育上有很多匪夷所思的决定，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这反而是他们现实的最优选择，因为他们极度缺乏原始资本积累。

而且，贫困的境遇，还会导致穷人接受信息的渠道受限，造成一系列的小错误，而这些错误又会产生恶性循环，导致一步错步步错。

最终，原始资本的匮乏和信息渠道的受限，让他们和富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也形成了穷人越来越难翻身的局面。

这就像我那个回乡创业的哥们，背负着家里巨大的经济压力，选择大学毕业后提前结束学业，从他家里人的角度是合理的，研究生似乎并不比本科生工作赚的更多。

但是，他回乡创业的举动，相当于是放弃了之前寒窗12载死读书所浪费的时间，也放弃了他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之后，获得的那些可能改变他命运的老师和同学人脉网，而这些，是超出他家人认知范畴的事物。

哥们放弃了这些之后，回到家乡，去跟那些没有把时间浪费在读死书，而专注于“混社会”、“混关系”的老油条们去博弈.......可想而知，他能够再杀出一条血路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不逊于当年高考的独木桥。

只不过，哥们的家里不会觉得选择错误，反而会认为尽早休学赚钱是对的，甚至还可能觉得为了这个路上需要走七天六夜来上的大学，付出了太多不值得的代价。

更不要哥们让家里凑一个大城市房子的首付，是一个他自己都绝不会张口的事情。

毕竟，08年之后中国的城市经济飞速发展，是美国全球化的大气候中国城市化的小气候所共同决定的，别说村里人了，当时城里人能想明白的都不多。

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使得中国拥有了全球最多的大城市，人口与资本的汇聚使得很多产业能够得以迅猛的发展。

就像网约车这个业务，在一线城市属于很普及，但在人口少的四五线城市效率反而不如出租司机之间的对讲机，在三线城市其高档租车业务就搞不起来，很多二线城市也体会不到一线城市打个车还需要排队等时间。

同样，纵观全球，中国搞出来的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这种薄利的生意几乎只有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才能做的起来，试图复制海外扩张的都死了一大片。

这背后，是高速城市化引发的人口和与资本集中，出现了量变到质变的效应，诞生了大量的新机遇以及高收入的工作。

这种单方面的高速发展，也把东部城市和中西部乡村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我的俩哥们，就是这个差距的见证者。

而这个巨大差异，就源自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其后的大放水。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全球大放水是必须的。

一方面，为了满足资本和金融体系云运转，停工是不能停工的，资本家需要通过大规模的全球化投资和援助来创造需求。

另一方面，借助撒钱，美国资本可以对部分国家进行入股和控制，并推动该国的生产力发展，以提升资本的收益率平复资本泡沫。

所以，全球撒钱是资本进化到全球化之后无奈的必然选择，但是也可以说是美国在发善心，来搞“全球扶贫”，为了从危机中自救，08年美国放水的时候，条件谈的并不多。

而中国则成为08年那一轮“全球扶贫”中收益最大的那个。

本来呢，从形式上来看美国QE释放出来的钱，也是一种无差别的“扶贫”，流入到全球各个经济结构当中。

但由于中国是大一统国家，这些钱流到中国之后，迅速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人口得以迅速汇聚，生产率得以大幅提升。

相反，当这些钱流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之后，无论是投入重复的生产还是消费，都没有真正提升生产力，最后都变成了美国的不良债务。

最终，在08年的这一波发钱的历史进程当中，以中国为代表的工业国利用美国的资本提升了生产力，然后又用这个生产力赚取了美国全球化投资和援助缔造的市场。

因此，与我后悔借钱给回乡创业的哥们相反，本来指望着全球收割美国现在很后悔当年“借钱”给中国。

原本计划是“三七分”就把我们打发了，可谁知道搞老搞去，最后搞成了个“对半分”，中国吃着火锅唱着歌，蹭上了美国全球化的高速列车。

这引发的不满，也是美国两党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逆全球化思潮的原因之一。

甚至随着这一轮疫情的爆发，美国从禁止养老金投中国，到借着瑞幸打击中概股，再到拉着各国修改法律防止中国投资，也都是在防着08年中国借着美国资本发展的事情重演。

好了，说了资本主义“扶贫”的逻辑，就会明白我们必须也要对自己内部“扶贫”，来解决市场和资本泡沫的问题，才能率先从未来疫情之后的全球经济震旦中，再一次率先走出来，抢占全球收割的时机。

但是，就像小平同志说的，“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中国的扶贫巨额不能打引号，不能像美国“扶贫”那样只是为了产品倾销的市场和资源的控制，搞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所以，我们不能靠让中西部兄弟以背负着巨大负债的代价去刺激经济，否则我那个千军万马挤过独木桥的哥们，却被迫做出错误选择的事情，只会一代代的不断重演。

因此对我们要做的对内扶贫，是要像08年中国借着美国量化宽松的“扶贫”，实现收益“对半开”，用共赢的思路来推动国内扶贫事业。

当然，08年旧基建的路已经不能再走了，因此现在最好的方式，就是以“两新一重”为代表的基建，不仅把全国的民众更紧密的连接起来，还可进一步以解决中西部民众信息渠道受限的关键问题。

这样，扶贫的三个关键点，距离上的汇聚，信息上的互通，国家都尽全力解决，那么接下来，就是贫困群众的资本原始积累了。

最近一个月来，一向闲散惯了的政事堂，把手头上的事儿都放到了一边，拉起了身边的一个小团队，义务协助几个贫困县做电商。

政事堂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有一份热就发一分光，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贫困地区乡亲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市场化竞争的方式，完成他们的原始资本积累。

历史告诉过我们，想要实现心目中的理想，不能只靠喊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