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本来不缺钱的沈敦和,突然放开了红十字注册权呢?很简单的道理,到处缺钱啊,尤其当时,一场大鼠疫正在全国肆虐。看到这里你会说,知道,东北大鼠疫,伍连德给弄好了,最近经常刷到这故事。其实你不知道的是,这场伍连德主持扑灭的鼠疫,并非只发生在东北一处,北京、天津甚至菲律宾都有,而且还配合了当时凶猛的霍乱。在上海“西门外周泾浜及太平桥一带”,生病而死小孩极多,而且遗体大都被脱光衣服,惨不忍睹。如果你不知道这里是啥地方,告诉你三个字:“新天地”,自己脑补去吧。在这一场又一场的灾难中,沈敦和的红十字会真的也就是杯水车薪,既要在包邮区救灾,还得在河北涿州、良乡等地救济,光是河北救灾,就耗费棉衣六万套,米粮银钱约合大洋二十万元,但这些钱粮物资,只够125万灾民连吃带用20天。最后,红十字会托顾问福开森,向美国欧洲各团体募捐,不然的话,灾民将成批饿死。令人叹息的是,这场鼠疫+霍乱,竟然没在邻国日本,造成什么太大的影响,要知道,历史上日本是这两种传染病的大国,原因就是日本和今天的一样,对中国游客执行了严格的检验,而这些技术和人员,则来源于上一个鼠年之后,清政府对日本的庚子赔款——八国联军几乎每家都把赔款退还出来,在中国办了医院和学校——只有日本一分没吐,把其中的一部分钱,建了五座传染病医院。但相比霍乱,最严重的还是东北的鼠疫。在当下各种应时而作的公众号文章里,“国士”伍连德,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就平定了东北鼠疫,这个故事,放在钟南山身上,其实是大家对于又一个伍连德降临武汉的殷切期待。但很少有人想过,为什么一个刚刚回国两年,连国语都不会说的马来西亚槟城华侨,竟然能得到上上下下的授权,获得了自主并得以依照自己的意志,打破常规,果断、灵活地推行各种防疫措施。因为伍连德的背后,是当时外务部右丞,后来的国民政府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的侄女婿,施肇基。1908年,唐绍仪担任奉天巡抚,因为要处理外交事务,就将施肇基也调到了东北,施肇基到东北任职时,东北爆发鼠疫,蔓延至哈尔滨,这时候,他就想起了伍连德,在他的一再坚持和保举下,伍连德才得以在帝国最后的官场施展拳脚,创造神话。而施肇基之所以如此信任伍连德,是因为他的叔叔施则敬就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创始人之一,他已经耳濡目染太多红十字会医生在东北救人的事迹了。在施则敬的影响下,长子施振元、堂弟施肇基,也参与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志愿服务。今天留存的重要文献《上海创设万国红十字支会会议大旨》,就是施肇基翻译的。作为首任驻美大使,施肇基1937年出任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宣传征募委员会主席,为筹款募捐奔走呼吁,1941年被行政院聘为中国红十字会理事,离不开堂兄施则敬的“榜样”作用。伍连德不但拯救了东北的老百姓,也改变了两个人。亲眼看到伍连德救人壮举后,施肇基给大儿子施思明下令,必须学医,很早就让孙中山的医学老师康德黎作为施思明的监护人,并让儿子拿到了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医学硕士学位。施思明开通了一条医学外交的路,他结婚的时候,证婚人为宋子文和大设计师贝聿铭的父亲贝祖诒,从此之后,他随着宋子文,一直活跃在医学外交的舞台上。直到1946年,由他和一位加拿大医生一起,成立了一个医学界人士参与全球公共卫生事务的组织,施思明建议,这个组织应该叫“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从此世界卫生组织就诞生了。另外一个人,叫林可胜,伍连德是他的二姨夫。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林可胜担任著名的北平协和医学院执行院长兼生理系主任。当时他已是享誉海内外的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事业如日中天,还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庭。可就在这时,他作出了一个重大抉择:离开协和,投身抗战。1938年春,林可胜克服种种困难,在汉口正式组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并出任总队长兼总干事,救护总队自成立至抗战胜利,共进行手术20万次,敷伤900万人次,内科门诊军人248万余人。美国《时代》周刊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在东方古老的中国对抗日本帝国的血腥战争中,有许多的医生和护士走向战场,在战壕里为受伤官兵裹伤。请先记住两个伟大的名字,中国的林可胜先生和加拿大人诺尔曼·白求恩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