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优抚政策角度看解放战争的必然结局 | 新潮沉思录

文 | 正义必胜

1945年8月15日，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结束，“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上升成为主要矛盾，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蒋介石集团所代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成为了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抉择。这种抉择，最终以战争这种直接比拼双方支持者力量的方式进行。1946年6月26日，随着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历时三年的解放战争开始了。

战端初起，接收了大量日军武器装备和部分美式装备的蒋介石集团信心满满，大搞“全面进攻”，妄图彻底摧毁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力量。随着全面进攻的失利，蒋介石集团又开始了“重点进攻”，就连延安也一度被国军占领。但随着战局的推进，形势却愈加朝着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方向发展。国军的进攻接连受挫，精锐部队被不断消灭，普通部队接连“叛变”，对重要地区和城市的控制也愈加薄弱，至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蒋介石集团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1949年12月，蒋介石败走台湾，蒋介石集团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基本结束。

为什么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原本信心满满，要消灭共产党，征服全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就败走台湾，只能依靠美国人的舰队苟延残喘？而原本势单力薄，被认为不过风中残烛的中国共产党，却愈战愈强，最终建立了新中国？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试图将目光投向这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士兵。作为士兵，在加入一支军队后，是要不惧牺牲还是要得过且过，往往取决于在物质和精神上所得到的待遇。因此，笔者决定从抗战时期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入手，通过对比国共双方的士兵待遇来探讨这个问题。

抗战时期，国军虽然一直在鼓励有志青年入伍，但负责征兵的人员在街市上寻找成年男性平民并将其强行带走，即“抓壮丁”一直是国军获取兵员的主要方式。例如四川省三台县观音场居民王正，就是在玉皇庙附近做工时，被当地联保主任张次良抓壮丁，成为国军第二十三师辎重营地二连士兵的。根据福建省的资料，截至1940年底，福建省共有2258人志愿入伍，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至1940年，福建省共有274，749名壮丁被征调，可见绝大多数兵员，都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进入军队的。而国民政府兵役部门的主要考核方式，就是能否在规定时间内征集到足够数量的壮丁，并不在乎壮丁是否适合。这种考核方式，进一步加剧了“抓壮丁”现象的普遍化。

（抓壮丁）

除了大部分兵员是通过“抓壮丁”的方式获取的之外，国军的兵员素质也十分堪忧。对于国军的征兵标准，时人是这么评价的：“有知识不当兵，有钱不当兵，有权不当兵，有地位不当兵，凡是长衣阶级、皮鞋阶级、知识阶级、只要稍能识字看报或谈谈国事，做做文章的人，都可以不当兵”，可以说是将“好男不当兵”这句古训进行了更加全面的诠释。因此最终招入军队的，除了被抓来的农民工人，就是小偷、乞丐、无赖，甚至还有案犯。根据国民政府兵役部长鹿钟麟回忆：“一百个壮丁中，想找一小学生都非常难。”

因为抓来的壮丁的社会地位较低，所以这些壮丁的待遇就很难得到合理的保障，使其成为合格的士兵。根据《福建兵役四年》记载，壮丁营中的长官们对壮丁“罔知爱护，横加虐待，甚或关闭幽室，尅扣饷糈，伤病不能治疗，动则鞭责，以致壮丁在营，无不感受极大痛苦。”这些非人的待遇并非出于某种“恨铁不成钢”的美德，而是为了满足长官们不可告人的欲望。

例如，有的长官在壮丁营中虐待壮丁，为的是逼迫壮丁家人出钱赎人，如果收到满意的金额，便会私放壮丁，至少也会减少对其的虐待，但如果壮丁家徒四壁，那么长官便有可能将其虐待致死，以“震慑”其他壮丁，让他们尽快鼓动家人出钱赎人。还有的长官，为了敛财，便设立赌局并强令壮丁参加赌博，打得则是逼迫壮丁家里人出钱还债的主意。根据时人回忆，当时的壮丁“个个都面黄肌瘦，缺衣少穿”。大量壮丁都经历了从壮丁到弱丁，从弱丁到病丁，从病丁到死丁的过程，以至于只有很少一部分壮丁才真正能补充到抗日战场上。

而这些幸运的存活下来，成为真正的国军士兵的人，其饷银待遇也无法与自己的付出对等。“迄国民政府覆灭止，军官收入，不足维持家人生计，士兵收入，仅够糊口”，根据相关资料，至1943年，四川士兵所发军饷的购买力仅剩全面抗战爆发前的6%。因为微薄的薪饷无法保证士兵的正常生活，因此国军的军纪成为一大问题，以至于“蒋匪兵”“遭殃军”都不用特意发明，便从民众的嘴里很顺畅地说了出来。

因此，大部分壮丁经过在壮丁营的非人生活，已经不堪为兵了。根据黄仁宇的回忆，征召来的壮丁“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由这样的士兵组成的军队，在作战中往往很快就会被日军击溃并四散奔逃，造成大量国军部队瞬间被日军消灭的景象。而大量部队瞬间被日军消灭，又进一步增加了国民政府对壮丁的需求，从而令国民政府变本加厉地抓壮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恶性循环。

这种通过大规模抓壮丁来补充兵员的方式，不仅令征集到的壮丁难以胜任作战任务，还对当地造成了严重的破坏。1937年，福建全省人口为12407936人，至抗战结束时的1945年，人口竟然下降了131万，仅剩11099364人，而全面抗战期间福建全省征集的壮丁，才将近60万。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是因为大量人口为了躲避兵役离开福建甚至前往海外，造成了严重的人口外流，以至于福建省内田地荒芜、百业萧条。

（因为怕壮丁逃跑，国民党官员给壮丁锁上镣铐）

1939年，为了反抗这种豪横的征兵方式，福建省宁化县胡村的100多名壮丁拿起武器围攻当地联保办公处，酿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事后县政府查明真相，皆因当地联保主任邱大彬在征兵过程中徇私舞弊、强征壮丁所致，是故撤销了邱大彬的职务，但因为邱大彬关系复杂，并没有对其实施进一步的惩处。1951年，邱大彬在镇反运动中被人民政府枪决，正义的子弹终结了他罪恶的生命，唯一可惜的是，这不是一发爆矢弹。更可恨的是，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竟然没有被公审枪决。

（1951年镇反枪毙反革命）

既然国军士兵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以抓壮丁的方式征集来的，那么对本人与其家庭来说，服兵役就在实际上成为了一种沉重的负担。虽然按照国民政府的相关法规，军人本人以及家庭都会拥有种种优抚政策，例如早在1938年，国民政府出台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就规定：“抚慰伤亡官兵，安置残废，并优待抗战人员之家属，以增高士气，而为全国动员只鼓励”，并相继出台了众多涉及军人军属的优抚条例，并成立了相关机构，但这些条例与机构大多都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

从实际情况来说，大多数壮丁还未正式成为国军士兵就已经死在了壮丁营，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又因为壮丁不算军人，他们自然不可能享受到什么有关军人的优待政策，除了家中倒了顶梁柱以外，没有任何结果。

即使有幸从壮丁营进入军队，成为一名正式的国军士兵，也要成功和家中建立联系，才有可能令家里享受到军属待遇，而获得军属待遇的过程，也是几经波折。以前文提到的四川省三台县观音场居民王正的例子来说，他于1938年8月被抓壮丁后，母亲王彭氏根本不知道王正的下落，直到次年2月，王正写信回家，王彭氏才知道儿子当兵了。王彭氏得知儿子的失踪是因为当兵入伍后，便去当地有关部门领取军属优待金并申请军属免税优惠，结果有关部门先是以不知情为由拒绝，后又将理应按季发放的优待金仅发了四期就以“王正不在本地服役”为由停止发放，对于免税优惠更是加以拒绝。王彭氏原本就是依靠儿子王正养活，优待金取消后，个人生活难以为继，最终不得不上告县政府，才恢复了军属优待金，并给予了免税优惠。

相比那些无法得到军属优待金的军属家庭来说，王彭氏无疑是幸运的，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被征调参军，优待金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不足。根据相关资料，1941年福建省需要救济的军属有169371人，发放的优待金只有415127元，平均每人还不到3元！而考虑到1941年因战争而高涨的物价水平，这已经和废纸无甚区别了。

除了军属待遇被苛扣外，拖欠抚恤金对于抗战时期的国军来说也是普遍现象。相关资料显示，全面抗战开始的前两年，仅有2%的抚恤金发到了阵亡将士的家属手中，即使抚恤金发放状况最好的时候，也有80%左右的阵亡士兵家属领不到抚恤金。领到抚恤金的阵亡将士家属，其金额也非常有限。例如一名在1938年台儿庄战役中阵亡的中尉按规定可以得到抚恤金600元，但这笔钱直到1940年才发到家属手中，在这三年的时间里，因为物价飞涨、纸币贬值，这600元的抚恤金已经贬值了一半以上。而这位中尉其实还算是这些被拖欠抚恤金的人中比较幸运的，因为直到1944年，还有阵亡于台儿庄战役的士兵家属未能领到抚恤金，有的地方甚至借机勒索，以“手续费”为名苛扣抚恤金。

但对于从军的国军士兵及其家属来说，优抚待遇被苛扣、贬值和拖延并不是最坏的结果，一些丧尽天良的地方官员甚至会趁着国军士兵出征在外，霸占他的妻子和财产。出身四川省三台县的士兵黄玉臣出川作战，在台儿庄战役中光荣负伤，结果因为家中无人照看，黄玉臣家乡的保长刘仁山不仅强夺了他的家产，连妻子、弟媳都被刘仁山霸占了。而对于这件事情的相关记录，笔者只看到了黄玉臣的诉状，并没有看到保长刘仁山的结局。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军队作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坚盾与解放全中国的利剑，自建军初始便受到了极大地重视，对军人及其家属的优抚政策，更是自红军时代就得到了确立。1928年，“兵士应当得到土地或工作，改良兵士的生活和待遇”就被写入了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1929年出台的《优待红军家属及抚恤伤亡实施条例》，1930年出台的《优待红军士兵条例》，1931年出台的《红军战士伤亡抚恤条例》以及之后出台的各项法规，不断完善着我军对于军人及军属的优抚政策，“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的传统直到现在也没有褪色。

抗战时期，对参军的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及其家属的优抚，除了继承传统外，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虽然相比国统区，中共方面控制的地区（以下简称解放区）大多是贫瘠的农村，但凭借中共的公有经济、廉洁作风、民主精神以及对一切资源的高效利用，共军士兵及其家属的生活，要普遍好于国军士兵及其家属。

首先，尽量“官兵一致”，保证士兵待遇。国军因大量收编了旧北洋军阀的部队，并由原来的北洋军阀担任长官，因此整支军队存在大量官兵极度不平等的军阀陋习，虽然可能没有达到张宗昌“三不知将军”的程度，但“用士兵的窝头换长官的蛋糕”，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对此就连蒋介石都大为光火。

而中共方面则是优先保证士兵的生活，然后考虑再增加军官的待遇。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指示相关部门物资发放的优先顺序为“前线第一，伤病员第二，残疾同志第三，后方机关和部队第四”的分配原则。

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规定各级干部及战士的津贴标准为战士1元，排级2元，连级3元，团、营级4元，师、旅级5元，也就是说任八路军120师师长，指挥上万人的贺龙，津贴也只相当于5个普通战士的水平。1元钱能买什么东西呢？根据1938年延安的物价标准，1元钱可以买5斤猪肉。因此，当时的普通战士还会用津贴购买肥皂、牙粉、茶叶等奢侈品（当时标准）。对共军士兵来说，除了每月的津贴外，节日期间还会增加津贴和享受到劳军活动。例如春节时，上级会增加1角钱补贴，地方政府和群众也会拿着慰问品劳军，进一步改善共军士兵的生活。

（八路军虽然体格不算健壮，但明显比国军壮丁健康得多）

当然，“官兵一致”在执行的过程中也会存在反复，部分军官的享乐作风也会导致官兵待遇差别越来越大。例如粟裕大将就曾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某某团战士反映：‘干部发洋布衣，战士发土布衣，干部发牙膏，战士发牙粉，难道这也是工作需要吗？’这是很对的。如果不改正，必然会影响上下团结，同时也会造成某些同志的特权思想。”对此，陈赓大将和谭政也都表示，这种过度悬殊“有碍团结”。在后来的延安“整风”运动中，这类现象得到了有效扼制，没有造成进一步的官兵待遇悬殊。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队对排以上干部发放补助物品所需的经费，也仅占整支部队经费的千分之三到五。

（粟裕大将）

其次，力保待遇不缩水，公开账目安众心。和国统区一样，随着战争的持续，解放区也面临着愈发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因为物价上涨，发放现金已经无法满足士兵的需求，根据大将张云逸抗战时期某部队为了补充士兵的鞋子，发给每名士兵60元制鞋款，结果等发放完成，60元已经做不了一双鞋了。面对飞涨的物价，中共军队决定，以实物代替钱款，保证士兵的待遇。例如在山东鲁南军区，由原来的拨付伙食费改为分发食物，如果按照市价计算，往往还要高于原定金额。有意思的是，这种为了防止物价飞涨只发实物不发现金的行为，在某些不懂历史的人眼里，却成了中共军队苛扣军饷的“罪状”。

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解放区在实际上遭到了日、蒋双方的共同围困，各种物资紧缺，生活愈加困难。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解放区继续本着“战士优先”的原则，严格限制干部的过分待遇，并公开账目，让士兵参与监督，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军队的上下一心。因为账目的公开透明，所以虽然自1939年开始，因为日、蒋的封锁，解放区战士的实际待遇在下降，例如1942年时新四军第四师的士兵待遇从过去的两斤八两降低到了两斤，但大多数战士仍旧毫无怨言。但即使到了这个程度，共军战士的境遇仍比死在壮丁营中的壮丁和军饷被大量苛扣的国军士兵要好得多。

随着1944年日寇的败局已定和“大生产”运动的助益，形势重新好转起来。根据相关资料，当时新四军部队的待遇已经达到了每人每日3钱盐、4钱油、蔬菜一斤、粮食1斤10两，猪肉每月少则半斤、多则1斤，每人每月还有5—10元的零用钱（解放区货币），已经超越了抗战初期的生活水平。但这样的形势好转，如果没有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种种政策，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最后，保证军属优抚政策，塑造“参军光荣”氛围。为了能让前线的战士安心作战，也为了鼓励参军、塑造“参军光荣”的社会氛围，解放区出台了一系列有待军属的法规政策。

这些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减免甚至免除税费。为军属提供土地房屋，在租赁、购买自用农具和场所时享受优先权，其制作的器具如果解放区政府有收购需要，也要优先收购。解放区公营商店中的商品，军属购买可享受优惠，商品缺乏时优先供应军属。还会不定期的向军属发放慰劳品。根据一份1945年初的不完全统计，陕甘宁边区为十三个县的军属共发放了现金421467元，谷子3169石，米96石，麦22石，肥料3170担，药品、礼品无算。

解放区政府与社会机构有招工需求时，优先考虑军属。军属子弟优先入学。解放区银行所发放的贷款，军属优先获取。如果军属遭遇生活困难，解放区政府优先救济。如果军属无力耕种土地，解放区政府也会命专人代耕土地，保证军属的生活在当地百姓中保持较高的位置。一些解放区的少先队员还会主动帮助军属进行一些日常性的帮助工作。八路军战士王万桢回家后，看到家人的美满生活，激动地说：“我现在有了地，婆姨娃娃不愁吃穿，我只有好好干，才对得起政府和群众。”

中共对战士和军属的优抚政策，不仅令战士斗志昂扬，更令军属们扬眉吐气。军属除了享受前文提到的种种优待外，在群众大会等重要的公共活动中，军属可以坐在前排，他们的意见也会被优先考虑，因此很多军属都以家中有人从军为荣。一位军属用她朴实的语言讲出了军属在解放区的地位：“我三儿（第三个儿子）张光参加了八路军，我家就受到优待，过年过节都收到边区政府的礼物，并有男女同志给我拜年。三儿当兵了，我家门都光辉了。”

因此，在战士和军属优抚政策执行得力的地区，当地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军，以至于每次征兵，都不用担心无法征集足够的兵员。1941年，陕甘宁边区原本打算在当年3月份征召到3500名青年入伍参军，结果还没到三月份，征兵任务就完成了。

当然，在解放区中，也有相关政策执行的较差的地区。例如鄂豫边区因为地处中原腹地，处于蒋、日的直接夹攻包围下，其领导人便企图用任用地主士绅、旧国民党官僚、旧知识分子建立基层政权的“统战政策”来保证生存。

但这些角色掌控基层政权后，大量采用蒋介石集团“抓壮丁”“催捐税”的方法来对待群众，反而损害了边区的群众基础。他们直接去百姓家里抓壮丁，逼得壮丁不得不到日占区避难后，又以“通敌”的罪名没收壮丁百姓家的财产。农民家死了牛，他们不但不为农民家今后的生产生活担忧，反倒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他们就能吃到牛肉了。京川县的一个乡长就曾在群众面前叫嚣：“我只管一个月收三十元保甲经费，别的事老子一概不管。”

抗战结束后，一方面因为国军的围剿，另一方面因为鄂豫边区的自身问题，中共方面不得不放弃鄂豫边区，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突围”。在突围的过程中，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女兵黄辉蓉，1925年出生于北平，曾在燕京大学外语系就读，在突围过程中，黄辉蓉不幸负伤，宁死不当俘虏的她与扑上来的国军士兵搏斗，最终壮烈牺牲，头颅竟被国军砍下并挂在树上“示众”。

通过对比国军士兵和共军战士本人及其家属的待遇我们可以看出，二者在对待士兵及军属的政策上有着天壤之别，如果共军的政策可以用“恤兵爱民”来概括的话，那么国军的政策便是“苛兵害民”。蒋介石集团将军人的荣誉挂在嘴上，让绝大多数国军士兵庆幸自己走出了壮丁营。中国共产党则将军人的荣誉落实在实践中，让每一个共军战士都庆幸自己成功入伍。哪种政策更加正确，历史已经有了答案。

而国共两党所以出现如此的政策差异，在于两党选择相信和依靠的对象完全不同。

蒋介石曾经东渡日本，他的亲信宋子文则留学美国，他们从贫弱的旧中国来到发达与强盛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繁盛与强大深有感触。因此，他们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上，希望这些国家的达官贵人们能够支持他们执掌中国的权柄，在列强的洋枪洋炮下，大清国都跪地磕头了，别的又算什么呢？因此，蒋介石集团的人们，选择相信列强、依靠列强，只要列强的飞机大炮在手，蒋家王朝就能千秋万代，万世一系。

毛泽东则不同，他虽然没有出国留洋的经历，但他留学英、日两国的人生导师杨昌济让他并不是对世界一无所知。而他踏遍华夏万水千山的人生经历，让他不仅看到了中华大地的苦难，还看到了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坚忍、顽强与智慧。他坚信，中国人并不是什么“东亚病夫”，更不是什么“劣等民族”，只要时机成熟，中国又将是个那个傲立于世界的国家，中华民族仍旧是那个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所以，毛主席以及和他志同道合的中国共产党人们，选择了群众，选择了人民。他们相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在将列强当作自己的救命稻草的蒋介石眼里，无论他嘴上说得再好听，中华大地以及居住其上的人民都不过是用来购买洋枪洋炮、换取列强支持的通货罢了，其实就是一种消耗品。这种通货可以拿来换取洋枪洋炮，可以拿来获取列强的支持，可以拿来换取高端人才，可以拿来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存在的意义，就是通过消耗来达成他蒋某人的“宏图大略”和“庞大棋局”，除此之外毫无价值。

这种将本国以及本国的人民当作通货的想法在那个年代并不鲜见，其直接表现是对本国人民的蔑视和对所谓“国际”“外国”的谜之憧憬，现在通常概括为——崇洋媚外。你们这些泥腿子除了填战壕还有什么用？出过国么？留过洋么？懂英语么？会说英文么？你们这些无知、愚蠢、不服教化、越穷越生还越生越穷的懒蛋！洋人伸出一根小拇指能顶你们仨！你们死就死了，有什么脸在这跟老子要抚恤金！这钱老子还得留着买洋轿车呢！在蒋介石集团的眼中，这些“泥腿子”只能做减法，越少越好，少一个就少一个麻烦，多一个就多一个威胁，要不是还要留着让他们去修机场、种粮食、建工厂、填战壕，一个也不想留。

然而他们没意识到，这些“泥腿子”才是国家的基石，而他们寄以厚望的那些列强和西洋来的操着流利英文的“高端人才”们，不过是东食西宿的投机者罢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蒋介石能不能继续掌控大陆，更不在乎中国的未来，他们要的是真金白银，仅此而已。

而在共产党人的眼中，在中华大地上，列强终究是终究要过去的风，人民才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切的基石，是一切的起点，是力量的源泉，只要英雄的中国人民站在自己这边，就战无不胜、无所不能。那么，要如何争取到人民的支持与拥护呢？唯有相信与依靠。

和喜欢做减法的蒋介石集团不同，共产党人认为对于人民来说，应该做加法。每多一个人站到共产党人的行列，自身的力量就多一分壮大，国家就多一分希望，距离建立一个伟大的新中国，也就又向前迈进了一步。爱护每一个战士，收获的不仅是战士的忠诚，还有战士家庭的热忱。让每一个战士及其家庭都拥有这种忠诚和热忱，那么这些微小的情感便能够汇聚成庞大的力量，她形成的狂风可以吹散乌云，她铸成利剑可以劈开铁幕，而她锻造出的锤镰，则可以令一个国家焕发新生。相比之下，蒋某人刮尽地皮换来的破铜烂铁，又能让他的政权苟延残喘多久呢？不过是成为特别的战利品，作为人民强大力量的衬托罢了。而这一切人间奇迹和不可思议的壮举，都建立在对人民的相信和依靠上。

因为不相信人民的力量，仰仗外国列强支持的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因为不相信人民的力量，蒋介石后半生所谓的“痛定思痛”，也不过是隔靴搔痒、徒增笑柄。讽刺的是，蒋介石穷尽一生讨好列强，屡次出国，在列强的眼中，不过是个失败的独裁者，只有在高昂的稿酬下，才有人为了恰饭，愿意写一写对他的溢美之词。这就是不相信人民的下场。

始终相信人民的力量的毛泽东和他的同路人们，虽然招致了崇洋媚外者们的仇视、诅咒和污蔑，但他们“人民万岁！”的思想火花所放射出的光芒，也照进了全世界每一个自由灵魂的内心。这光芒可以远涉重洋，这光芒可以击穿铁幕，这光芒不仅令蒋介石集团败局已定，还令新旧罗马的宫殿震颤动摇，不得不拿出大批金银来，朝着以往他们最蔑视的“泥腿子”们撒去，他们收买、他们行贿，才得以偷生。这就是相信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让濒临灭亡的中国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们的脸庞上再也没有奴性，也没有空洞，而是真挚的情感。

参考资料：

《抗战时期四川省三台县的优抚工作》燕倩倩

《抗战时期云南军人优抚问题研究》孟凡洲

《抗战时期福建兵员动员研究》兰雪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荣誉军人的优抚政策研究》李增瑞

《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官兵待遇与生活》郭宁

《陕甘宁边区优属政策及其实施效果》汪效驷 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