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告别历史虚无主义 | 新潮沉思录

当代五四的论述被锚钉在“救亡”与“启蒙”两个矛盾的主题上，从胡适开始将两者对立，从而成为了当今的一种主流叙事。在这样的叙述背后，是通过中国传统思维和旧的文史哲统一研究方法来看当代社会的一种思维。本文则尝试从另一个角度，从现代科学精神与虚无主义的对立出发，简要的梳理五四精神及其后续的影响，从而尝试提供另一种解释的思路。话题深刻，水平有限，权作抛砖引玉，望各位读者多多指教。

虚无主义与科学精神

虚无主义和科学精神是当代中国社会思潮当中两股最具活力的浪潮，两者脱胎于五四，论辩至今。两者在思想路线和精神气质上虽然是对立的，但都是对五四运动所设立的主题的一种回应。它们一个代表了否定性的思想力量，一个代表了建设性的理论探索，

所谓虚无主义，尼采曾言：“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虚无主义是一种现代病，世界各个主要民族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在德国表现为哲学的，在法国表现为文艺的，俄国的民粹主义，美国的反智主义，等等等等，都是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当中，其病因、病理和病程尚不明确，治疗方案亟待进一步的哲学分析。

对虚无主义的批判，是当代政治哲学的一条重要的线索，尼采将浪漫主义看作是虚无主义的准备，而虚无主义就是对最高价值的自我否定。施米特则进一步指出，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即使虚无主义，“浪漫主义不想具体体现什么，他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通过想象来把玩世界……将一切文化领域变为美学，将一切人类行为化约为情感。这样一来，孤立的个人就成为了一切行为的中心……结果是绝对的主观化。”

浪漫主义将一切都变成了只是个人情感的事，从而否定了客观原则，将政治、道德等一切原则任意化。而这种虚无主义则会引起弥漫社会的现代性危机，进一步否定现代社会，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指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ｊｕｓｔ)或者好的(ｇｏｏｄ)或者最好的(ｂｅｓｔ)社会秩序。”在中国，虚无主义与历史紧密相连，它体现为一种通过否定历史来否定中国文明和政治合法性，中国一切的特质，都被视作落后的原因与象征，当作必须否定的对象，务必除之而后快；唯有全盘西化，才能填满历史虚无主义者空虚的内心。

所谓科学精神，在今天中国扮演着某种半主流意识形态的角色，但恰恰却从未被真正的定义过。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话语图谱中，一方面将科学视作人类认知的典范，另外一方面，将科学视作是“正确的”和“客观规律性的”加以推崇，并将之运用到社会管理运行当中。但必须看到，“科学精神”并非学术术语，科学社会学中讲的是“科学的精神气质”，可以说“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但是“科学精神”显然是可疑的。

不仅如此，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可疑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科学是资本的同谋，如果说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意识形态，不如直说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阿尔杜塞那里，科学就是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某种意义上，这个词和福柯所批判的理性主义最相似，但在今天中国却取其积极的方面。科学精神从五四开始，一步步的成为当代中国的重要意识形态资源。

五四运动设置了的当代中国人的世界政治图景，即中国与世界的对立。世界是什么样的？当下我们常开玩笑说，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和“外国”之分，这样一种反常识的世界观，强调全世界列强和中国的对立，来自于五四运动。巴黎和会和五四运动型塑了中国人的世界政治观和外交观。

五四之前，考察满清当时的外交观，可以看到，满清并没有将西方视作是铁板一块的，甚至李鸿章曾被一度称为“东方俾斯麦”，如果对国际外交稍有了解就知道，俾斯麦最擅长的是在各国外交当中纵横开阖。不仅如此，还有基于白黄两种人种的世界观，还有基于东西方的世界观，等等。巴黎和会西方列强对中国利益的践踏，对中国尊严的蹂躏，在中国人民的怒火当中，终于成为了一种集体性心理创伤的应激反应，最终成就了五四运动，也成就了。这种思维在后冷战时代，又被重新复活出来。

在中国与世界对立的政治图景之下，“救亡”自然而然的成为当代中国的政治主题。全世界列强和中国的对立，列强对中国抱有极强的领土欲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判断。这样一种强烈危机感，成就了五四运动后一百年，中国各种政治选择的底色。救亡的目标是推翻一个“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新与旧的对立，一个新的中国兴起和旧中国的灭亡相对立，这样的理念奠定于五四运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概念、政治概念，必须开启她的政治文明的范式变迁的过程。

五四运动中群众性活动的起点是愤怒，这个愤怒时来源于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所产生挫折感，中国人民的愤怒变成了知识分子的思索，这个思索最终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窠臼，超越了五千年文明灯塔的荣誉，指向自己文化的缺陷。虽然经历了洋务运动直到1911年走向共和的革命，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让整个中国绝望。列强的轻蔑是中国自身已然腐化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铸就了中国人集体的决心，要创造新的中国文化，推翻旧的中国。

1942年，顾颉刚先生在《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一文中讲，“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运动以前，反抗强权是一件事，文化建设又是一件事，两者不生关系。大家只觉得别人以坚甲利兵来攻我，我们也只有用坚甲利兵去对付；可是在文化方面，我们自有历代祖宗相传的一套，不应该迁就别人，所以他们喊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但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

也就是说，在面对五四运动设置的中国与世界对立的世界图景面前，实际上有两股思想力量，一种是否定性，对旧中国的否定，另一种是肯定性的，对新中国路径的探讨。两者作为矛盾的统一体，共同构筑了五四精神。

站在今天的角度而言，如何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不言而喻，这种肯定的力量是基于科学精神，从科学精神走向了对人类社会内在规律和人类解放的探讨，最终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在那个时代，新中国的建立显然是有多重路径的，是需要大量理论探索的。这种探索，是从对西方学说的引进介绍开始的。

今天我们探讨，五四精神常常引用陈独秀先生在总结五四思想时，所撰文章《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其中说：“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来说明科学精神在五四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还原当时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资源的认识是多方面的。

汪晖教授指出“这一时代的主要思想潮流，激进派如陈独秀、李大钊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向苏维埃主义转变，相对温和的社会民主派如张君劢、张东荪对资本主义危机有较深认识，希望通过社会政策解决这些问题；梁漱溟的平民社会主义，杜亚泉的新旧调和及独特的国家主义论，则试图将中国传统作为超越资本主义危机的另一参照系。这些思想脉络都包含着对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构造的批判。”

虚无主义来自于，对旧中国的否定，当这种否定超越了“旧中国”的边界，而进入到对中国整体的否定时，这种力量就走向自身的对立面。当适时，与建设新中国的路径模糊不清相比，否定旧中国却是明晰的。知识分子作为旧中国的异己，旧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式就在他们的身边，时时处处事事，皆可反对。

这种否定包含着一定成分的感情上的非理性因素，它变成了一股猛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旧中国的每一个方面，极大的震撼了当时的中国。但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并未给自己设定概念边界，这就为这种反对的力量超越其合法性，走到自身的对立面，创造了理论条件。

事实也是如此，在后来的无数次的扩张当中，反对旧中国成为了，变成了反对中国，最终变成了“全盘西化”。如历史学家陈序经所言“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这一段话今天常常被拿出来当做典型的全盘西化论来批判，但是如果理性看陈序经的话就会发现，他所列举的方面恰恰不是中国与西方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恰恰是科学、工业、医疗等等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这种否定力量的非理性因素。

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设定的政治主题中，存在着两个方向。肯定的方向在五四时期是不明晰的，需要长久的理论探索。而否定的方向，虽然有力且直接，却具有浓厚的非理性因素，最终导致走到了它自身的对立面，成为了虚无主义。

  科学精神的中国化

科学思想的中国化才是那个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最重要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文明之树，通过嫁接西方科学，获得了新生。这一事件意味着，五四精神中肯定的方面，凝聚成一条可行的路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逆转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西方式的科学精神与中国式的实践先行的思维方式联系在了一起，最终成确立在历史当中科学的实践方法，为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受压迫的民族找到了解放的路径。

在西方语言当中，实际上“科学”并不是统一的，主要是有英法意义上的Science和德语的Wissenschaft两层含义。Science一词起源于拉丁语当中的Scientia，有真知、明智之意，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展开之时，基督教意识形态崩塌，人文主义者用文学作品反对基督教，哲学家则意识到基督教的宇宙观不管用，必须找到真知识，英语知识分子找到了“实践和实验”，法语知识分子找到了“逻辑和数学”，在牛顿那里他第一次把这两种方法综合在一起，成就了他的旷世名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从而开启了科学的大门。

但科学中心随着柏林大学的建立，转移到了德国，德国知识分子后来居上。德语的Wissenschaft不仅包含着自然科学之意，同时也有本身就包含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而不仅仅是指自然科学。 它甚至还包含哲学的各个部分,如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形而上学。当然Wissenschaft更强调它在各门知识里共同的认知方法论的层面，而不是它所面对的认知对象的层面。我们面对任何对象，都可以用我们的认知去把握，哪怕这对象不是自然对象,而是人的精神。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概念无疑也是指Wissenschaft，他称自己的研究是科学的，他科学的解释了世界，尤其是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是德国科学的典范。在社会主义运动当中，圣西门第一个将科学和社会运行联系在一起。在圣西门的“事业制度”，理想的社会当中，之下社会由科学家管理和运行，政治学将成为生产的科学，政治将为经济所包容，对人的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恩格斯则某种意义上，在马克思科学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科学的预言了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实际上将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在了一起。

科学真正意识形态化的起点在俄罗斯人那里。在俄罗斯人眼中，科学代表了西方，代表了先进和文明，与之相对应的是野蛮的、东方的俄罗斯。科学不再是与基督教竞争的一种哲学理论，而是把科学和“正确”画上了等号，比如列宁曾指出：“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话，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非瞎说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

真正将科学融入到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一部分的是毛泽东，并将之正式与正确绑定在一起。在毛泽东那里，科学不再是对自然的数学和实验的探索，而是实践当中的正确方法的总结。所以，他在《实践论》中指出，“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决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在面对严酷的斗争环境当中，科学正式成为了正确方法的代名词，成为了主流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实际上又将科学与辩证法这两个在西方哲学里相异的概念，统一到了一起。辩证法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都属于本体论问题，但在毛泽东这里却被转化为存在论问题，人在历史当中选择的正确方法的问题。在实践论当中，毛泽东主要的目的实际上是强调了基于实践的认识的辩证运动过程，最终会达到找到科学运动的规律。所以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当代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

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西方自由主义涌入中国，重新开启了中国当代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科学主义对其的反驳，甚至一小部分科学主义青年群体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来寻找自身的思想资源，成为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的现象之一，这也是对五四时代思想政治主题在当代的回响。

九十年代开始，冷战的结束让世界重新回到了五四运动所描述的政治图景中，所有的发达国家与中国相敌对。而在此时，中国资本和市场最原始而迅猛增长的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公共领域知识阶层失声，将对这一引领时代发展主题问题域的主权拱手相让，自由主义的涌入，成为了历史虚无主义再次产生的思想源泉。

汪晖教授指出，时至“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也已经大大复杂化了。……改革/保守、西方/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市场/计划的二元论仍然是具有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当中，新的两派开始诞生，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兴起，“当代启蒙思想从西方的（主要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其它知识领域获得思想的灵感，并以之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对抗，是因为由国家推动的社会变革正在经由市场化过程向全球化的历史迈进。”

自由主义这种典型的西方政治话语，挟冷战胜利余威开始冲击中国思想和文化。冷战的胜利导致西方政治话语的冲击中国政治文化，这种话语在冷战的过程中，已经变得不再是赤裸裸的宣扬资产阶级利益，而是有着精美的包装，具有极大诱惑性；与以往的西方式话语不同，自由主义同时提供了左右两派的话语。这种自由主义思想重新历史虚无主义的大门，但这些思想的本质只有一个，希望通过反中国，反对中国自身特有的文化、历史、思想、民族和习俗，甚至肤色和血统，来完成现代化，实现和欧美列强紧张关系的和解。历史虚无主义这占据了主流媒体，诸如《河殇》之流的信息大量传播。

媒体市场化是当代历史虚无主义发展的关键，市场化成功将历史虚无主义重新推向了舆论场的顶峰，失去国家身份的市场化媒体为了增加自身的权威性，开始刻意塑造的所谓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名单，通过将一部分体系内的知识分子公共化，借以树立自身的形象。中国99.99999%的知识分子还是要脸的，只有少数人因为无法适应当下科研发展，又不甘心默默无闻，最终跳上了某系媒体的大船。

在Web2.0时代，历史虚无主义真正成为具有全社会影响的思潮。在Web2.0时代，自媒体信息自主用户生成，把关人的缺失，信息发布门槛的降低；导致自媒体成为各种谣言和虚假信息繁育的肥沃土壤，这是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在自媒体泛滥的根本。信息简短快捷，受众理性分析减弱；导致历史虚无主义信息呈现标题化和碎片化。

熟人圈传播，导致理性论辩的减少；所以历史虚无主义传播出现了隐蔽性、弱辨析性和时机针对性等特征。信息通过不断在自媒体转发，以几何级数迅速传播，从而形成思潮影响整个社会。以往历史虚无主义论点，往往是某些学者精心构造的历史观点和理论不同，这个时期现实传播中很多历史虚无主义信息不仅罔顾常识，完全荒诞不经，甚至挑战人类道德的底线，但还是被一次次的反复转发。

  虚无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当代战争

于此同时，科学主义意识形态也开始自发的登上历史舞台，站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对立面，并进一步的回到马克思主义找寻自身的思想资源。

大学的科学教育，给予了一部分当代青年科学精神，以科学精神作为群体意识和规范，是这一群体自我统合的第一次尝试。利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他们反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起点。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培养了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师群体，我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比世界其他主要工业国家的总和还多。

随着工程师群体的增加，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崛起，他们迫切的需要依照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进一步形成自己的政治话语和思想体系。总体而言这一群体具有以下几个社会学特征：（1）80后，在他们的人生经验当中，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支保持着飞速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言自明。（2）主要毕业于理工科院校。（3）职业多为一线青年工程和科研人员。

在当代互联网舆论中，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采用一种“非我即敌”的思维方式，将自己定位为“理工男”，反将反方定位为“情怀党”。所谓情怀党，就是指以自我的情怀体验为核心，而不是像理工科男性大学生那样以科学事实为核心；所以有的时候，情怀党也被称为“文科生”、“小资”、“小清新”。这种区分看似有些刻意非政治化，甚至有些学生气，但是通过进一步考察就可以发现深藏于这种两分法内部的深刻意蕴。他们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方法也颇为科学化，强调用理论和数据说话。

这样一种“文科”和“理科”思维方式的对立，从学理上说，实际上是深深植根于启蒙精神当中的当代文化的矛盾对立——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罗素在论及十九世纪的最重要的思潮时，曾言“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

这种反抗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我是按广义使用这两个词的）。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

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认为，国内的浪漫主义者——情怀党，正在制造着中国版的现代性危机——历史虚无主义。理工男之所以反对情怀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浪漫主义会劣化为虚无主义，从而严重干扰正常思想和舆论秩序，甚至会产生恶劣的政治后果。

强调科学精神自然树立起一面大旗，从而具备了辨识历史虚无主义的能力，能够抵抗历史虚无主义对史实的玩弄，阻止了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价值的消解。但是这一抵抗的方式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有赖于长时间的大学科学教育的规训，有赖于大量科学知识的储备。用科学精神来抵抗历史虚无主义，只是某个特定群体的专利，却无法形成一种话语体系，与公知的论争，与西方话语体系相对抗。所以，一部分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开始主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通过自发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重塑自己的政治话语和对整个世界的理性认知。

与西方意义上，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律师、教师、医生、记者和经理人组成的所谓中产阶级不同，工程师群体与生产力进步联系的更为紧密，他们不仅更系统的接受了科学精神教育，而且随着中国工业的崛起，他们清醒的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以最佳的效率管理中国经济，从而促进工业的发展，提高工业技术，而工程师阶层正是与大工业迅速发展生死与共的；在大工业的实践中也让他们清楚的意识到，他们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同时，他们又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接受过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具备独立理论探索和科学研究能力。

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政治话语回归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因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内在的契合，当马克思将“改变世界”作为他哲学的核心目的时候，就自然而然的和科学技术、工业发展结合在一起，恩格斯曾言，“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下——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的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这种喜悦就非同寻常了。”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业是展示人的本质的力量。”也就是说，在当今中国工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这种展示人的本质力量的工业及其技术进步，促使中国工程师们开始从自发到自觉的学习、使用马克思主义，重建被西方话语体系冲击的世界观。

在理论探索上，出于理工科规训和自身实践的原因，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始终强调以科学方法为核心，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科学技术史和经济数据为依据和旁证，融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强调科学发展和工业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指出只有经历大工业有组织的生产，人才能真正融入现代社会。在其背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严谨的科学，更加适合工程师的科学思维方式，而科技史和经济数据更加符合他们对于社会发展历程的认知习惯。

青年科学主义的支持者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其本质是科学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科学精神本质上包含了进步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对于社会的发展始终强调，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极大的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结语

哲学家李泽厚对中国思想发展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从五四运动有两个主题，救亡和启蒙，但“救亡压倒了启蒙”；我认为并非如此，“救亡既是启蒙”，在救亡的过程当中，科学精神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深入人心。在漫长的探索当中，终于将科学与中国传统思维嫁接，最终创造了科学精神。当冷战结束，世界重新回到五四运动设定的世界图景的时候，虚无主义者利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再一次冲击中国的时候，科学主义者站在了虚无主义的对立面。五四运动所奠定的中国政治和思想的主题，在今天依然如此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