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病了，有药吗？ | 新潮沉思录

在过去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当中，中国的网络舆论被撕裂成两个对立面，不断的互相讨伐。精英与愤青，公知与自干五，情怀党与理工男，成为过去几十年中文网络舆论对立的两端。而《方方日记》的连载和英德两种文字的出版，再次将这种分裂再次推向了高潮。

支持者在今天网络上，形成了以一部分作家、人文学科研究和大学教师为思想上游，以部分新闻从业者和娱乐界明星为侧翼响应，以网络公知和大V为舆论主流的社会舆论群体。我一直以来的观点认为，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正是今天造成中国舆论界这种分裂的思想根源。

如果对这个问题有兴趣，不妨在阅读完本文后，移步我在“新潮沉思录”的另一篇文章《赛先生与虚无主义的百年战争——五四精神在今天的回响》，本文主题与该该文相互呼应。该文探讨了科学精神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与中国传统精神相嫁接，形成理性积极的建构力量；本文将浅析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传统文人相嫁接，形成了中国文人与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形成具有虚无主义意味的否定性力量。从而初步解释国内舆论两群体的思想根源。

西方人文主义及其固有缺陷

西方人文主义固有的缺陷是对“真实”的无视。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兴起于中世纪末期意大利的一种思潮，其目的从来就不是用来认识真实世界的，而是用来批判现实世界的。它是作为一种否定性基督教宗教神权力量登上人类思想舞台的，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学艺术，在写作品中作者通过想象和艺术的表达，来否定现实。

当社会从中世纪演变到现代社会之时，社会开始变得复杂多样，普通人去认识社会总体已然不可能，人文主义者否定和批判的对象就开始变得模糊和虚幻起来。此时，人文主义的批判就不再完全是积极的，而是尝试去批判、质疑和否定社会中一切原则，否定社会的最高价值，逐渐开始制造一场社会上的精神危机，既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成为一种现代病，在每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当中蔓延。

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大辞海》中对“人文主义”的解释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代表新兴资产阶级文化的主要思潮。有两方面的含义:(1)指与中世纪神学不同的、以人与自然为对象的世俗文化的研究。(2)指贯穿于资产阶级文化中的一种基本的价值理想和哲学观念,即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它强调以人为“主体”和中心,要求尊重人的本质,人的利益,人的需要,人的多种创造和发展的可能性。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其主流是市民阶级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和禁欲主义的新文化运动。”

人文主义这个词实际上很晚才出现，它来自于拉丁文中的humanitas。今天意义上的人文主义，则指在欧洲14到16世纪文艺复兴当中的主流思想，随后在18世纪末德国的发展中获得了浪漫主义的形式，而达到其自身理论水平的高峰。在西方思想的语境当中，科学的使命是求真，人文主义的使命是通过否定现实世界来谋求自身的自由，人文主义思想的主要表现方法是文学和艺术。

文艺复兴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主要是批判和否定基督教意识形态，强调人的价值来反对神的权威，强调现世的欲望来反对通往彼岸的禁欲，强调个人的解放来反对神权的禁锢。人文主义有着一定程度的纵欲主义倾向，作品往往“车速”不低。人文主义虽然在宗教、法律和政治上有诸多体现，但是他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文学和艺术，因为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真正系统的体现它一种批判和否定力量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主要是为了解放人-神关系当中的“人”。这个人不是我们中国人理解的“人类”，也不是完全当代意义上原子式的个人，而是基督教信仰当中，作为信徒的个体。人文主义首先追求的是个体的自由、独立和解放。而不是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以自我反思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更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全人类的解放；也不完全是德国哲学式的，以自律为基础的自由。所以，西方人可以一边大谈人文主义精神，一边在全世界大开杀戒进行殖民。在西方人文主义者的世界观当中，要解放的就是“自我”，是文艺作品当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任何的现实社会的桎梏都必须被打破，却闭口不谈社会被破坏后是如何重新建构的。

求真不是人文主义者的任务，而是启蒙时代哲学家的主题，这个哲学任务从笛卡尔开始，至英国的经验论和法国的唯理论，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奠定了科学和理性的当代意识形态，让科学成为了人类最有利的求真的武器。在某种意义上，这也造成西方思想语境下了科学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对立。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文主义者所批判和否定的，以基督教意识形态和以农耕为基础的封建自给自足经济的社会已然解体，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人文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样是积极而有力。在封建社会极其简单，社会的分工极其有限，几乎每一个地方的，社会机构都是相似的。所以，人文主义者仅凭对现实社会的直观认识，就足以把握现实生活。

但是时代变了，资本主义社会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不断的创造全新的分工和生产，社会变得非常的复杂而多样，任何人都不可能仅仅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来了解整个社会。这个时候，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就开始与现实社会相脱节，逐渐开始批判自己想象中的世界。

这种脱离现实世界，和对想象世界的批判，成为了人文主义转变为虚无主义的主要原因。人文主义在18世纪末德国文艺中获得了浪漫主义形式，而达到其自身理论水平的高峰。浪漫主义不断质疑和批判社会上所有的道德判断，通过不断攻击各种社会价值观，从而瓦解社会上几乎所有的价值判断，否定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所以，尼采称这种思潮为虚无主义，并定义为“最高价值的自我贬斥”。

罗素在论及十九世纪的最重要的思潮时，曾言“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这种反抗有两个迥然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我是按广义使用这两个词的）。浪漫主义的反抗从拜伦、叔本华和尼采演变到墨索里尼与希特勒；理性主义的反抗始于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哲学家，稍有缓和后，传给英国的哲学上的急进派，然后在马克思身上取得更深入的形式，产生苏俄这个结果。”

尼采将浪漫主义看作是虚无主义的准备，而虚无主义就是对最高价值的自我否定。施米特则进一步指出，政治上的浪漫主义即是虚无主义，“浪漫主义不想具体体现什么，他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通过想象来把玩世界……将一切文化领域变为美学，将一切人类行为化约为情感。这样一来，孤立的个人就成为了一切行为的中心……结果是绝对的主观化。”浪漫主义将一切都变成了只是个人情感的事，从而否定了客观原则，将政治、道德等一切原则任意化。而这种虚无主义则会引起弥漫社会的现代性危机，进一步否定现代社会。

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就指出“现代性的危机表现或者说存在于这样一宗事实中：现代西方人再也不知道他想要什么——他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够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寥寥几代之前，人们还是普遍确信人能够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能够知道什么是正义(ｊｕｓｔ)或者好的(ｇｏｏｄ)或者最好的(ｂｅｓｔ)社会秩序。”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对现实社会每一种价值的批判和结构，最终造成了虚无主义。

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启蒙的两大主题，一个是否定性的批判，一个是肯定性的建构，两者一个瓦解虚伪，一个追求真实。但必须看到，追求真实是需要时间的，西方思想家花了将近二百年，殚精竭虑才找到答案，将科学变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认知方式。而否定虽然有力且直接，却具有浓厚的非理性色彩，最终导致走向了虚无主义。

尤其是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已经复杂到凭个体自身认知也无法真正澄清其真相之时，任何不加论证的批判和否定，都是虚无的。而中国文人、中国式的人文主义者，正是向一个自己想象中的中国发起一次次的批判，最终造成的当今社会的虚无主义思想浪潮。

亟待反思的“中国式人文主义”

大概十年前很多“恨国党”很喜欢说“中国式XX”，通过批判国内某种社会现象，然后将之上升于制度层面，最终得出中国文化劣根性的结果。我对这种言论大多嗤之以鼻。但是今天恐怕我也要利用一下这种思维，来讲讲“中国式的人文主义”。

中国式人文主义集成了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双重的缺点。如前所言，中国式人文主义缺乏求真的精神，缺乏自我约束和反思，具有一种盲目的批判和否定力量，最终走向虚无主义，这是继承了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从中国儒家传统来说，中国式人文主义则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政治权利观，认为文人有天生的政治经济特权，造成中国文人对政治经济特权有一种天生的、难以遏制的渴求。

今天的中国文人正是对这两者正是这两种缺点的结合体。一方面，不做反思，而批判一切；另外一方面，却极度渴望与自身文艺批判完全不相称当的政治经济权利。他们如更年期的恶婆婆一般，擅长在自我感动之余，不做调查，就无端指责，同时又喜欢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

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广泛传播，是五四运动的结果。据复旦大学的章可博士考证，“人文主义”一词被翻译成汉语，首次在中文书籍里出现是在1901年出版的《欧罗巴通史》中，“人文主义”这个译名首次出现在年出版的《东中大辞典》里，广泛传播于五四时期。

但只要稍稍熟悉中国的儒家传统，就会发现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内涵，譬如人道精神与批判精神，早已在于中国文化当中存在了数千年。从周公在反思殷商的祭祀文化时，就开启了这种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与西方的人文主义者那些作家、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和学者不同，中国儒家士大夫被赋予了各种社会特权。周人的礼俗取代了殷商的淫祀，士大夫取代了祭司。士大夫在其后的数千年间，都是把持着知识的特权阶层，是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五四运动打到了孔家店，但这个打到的过程，太过匆忙，以至于在学理缺乏对中西方两种传统的深刻反思。1942年，顾颉刚先生在《我对于五四运动的感想》一文中讲，“五四运动究竟有它的特殊成就，那便是文化建设的奠基。……在五四以后，大家知道要反抗强权，这个基础是要建筑在文化上的，必须具有和列强大略相等的文化，无论是物质的和精神的，方可抵得住列强的侵略，于是激起了‘创造新文化’的呼声。”但是对五四运动的遗产，尤其是负面遗产，并没有真正的被批判和监审。即便是在今天，中国学术界依然沉溺于对西学的引介和对古书的训诂当中无法自拔，对五四运动这样导致中国文化范式变迁的重要思想事件的反思，依然仅停留于官方话语当中。

中国式的人文主义就是在五四运动中诞生的。知识分子们以文学的方式反对旧中国，知识分子作为旧中国的异己，旧中国作为一个政治范式就在他们的身边，时时处处事事，皆可反对。这种否定包含着一定成分的感情上的非理性因素，它变成了一股猛烈的批判精神，批判旧中国的每一个方面，极大的震撼了当时的中国。但这种否定性的力量并未给自己设定概念边界，这就为这种反对的力量超越其合法性，走到自身的对立面，创造了理论条件。事实也是如此，在后来的无数次的扩张当中，反对旧中国成为了，变成了反对中国，最终变成了“全盘西化”。

如历史学家陈序经所言“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这一段话今天常常被拿出来当做典型的全盘西化论来批判，但是如果理性看陈序经的话就会发现，他所列举的方面恰恰不是中国与西方差距最大的，差距最大的恰恰是科学、工业、医疗等等方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此时这种否定力量的非理性因素。

但是全面抛弃旧中国的同时，中国的文人们却将中国传统思想中那种深沉的人道主义和深刻的反思精神一并抛弃。儒家提倡的很多优秀品德，被人文主义者在打倒孔家店的时候，扔进了垃圾堆中。但令人讶异的是，中国文人们却一直念念不忘士大夫们曾经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在旧中国作为社会统治者和压迫者的身份。北洋政府和后来的蒋介石政府，甚至包括抗日战争时期的伪政府，正是利用了中国文人的这种心态，成功吸引了一大批文人败类。

在今天，中国的文人圈的中，不论任何场合，只要开始大家放松闲聊，不要多长时间，大概率开始羡慕民国教授的超高工资，慨叹自己的经济地位低下，惆怅自己没能恢复士大夫的政治权利。却从来不说，自己的工资已经远高于是普通劳动者。所以，在中国文人的眼中，只要这个社会一刻没有恢复他们政治经济上的特权，他们就一刻也不能满意，一刻也不能停止咒骂。

中国文人对特殊政治经济地位的渴望，是由于五四时期，过于剧烈迅猛历史变迁和思想变革，造成了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没有实践深入的反思和检讨。中国思想界在这一时期。短时间内引介了海量的西方思想，但是却没有进行系统的反思，如李泽厚所言是“救亡压倒启蒙”。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考虑，中国思想中的那些好传统依然有必要融入到当代中国思想当中。

对于这一过程，思想界普遍认为，是因为历史的剧烈变迁迫使思想界在救亡和启蒙之间做选择。这就成为了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在其后的一百年中，中国思想界始终没有发起真正的思想运动，去深刻的思考五四留下的各种精神遗产，尤其检讨那些负面遗产。这也是中国文人今天无法认清自己，同时也拒绝正视今天的中国现实的原因。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当中，逐渐将西方的理性主义、科学精神和中国传统相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汲取了历史实践智慧、反思精神、民本主义等一系列精华，结合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思想体系和行动方案。这种自我反思、自我革命的精神，值得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认知学习。

有药吗？怎么治？

“社病我药”也是十年前中国文人喜欢的文化主题，轻言社会药方，这种言论的确可笑。但是，出于纯粹的善意，我的还是真诚的希望中国文人们，考虑我的建议，至少这些建议有利于减小心理的不平衡感，有益于自己的身心健康。

首先，真想当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的话，需要放弃自身不恰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要求，才能真正摆脱世俗的思维，追求灵魂上的自由。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强调个人的独立，个人解放，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从古至今，各个古代思想家都明确的指出，世俗的欲望是人追求灵魂自由最大的阻碍。

可以想象，如果方方女士仅仅是一名普通的作家，于名利无所求，而不是文化系统厅局级干部的话，她的言论无论真实与否，我们整个社会都会充满了尊重，对她的每一个观点都会深思再三。因为这种言论，是出自对自身自由的真正的追求，都是超脱于世俗境界的，都超出了我们观察事物的境界。

在这方面，曾经的王小波先生就比我国现在这些文人知识分子强太多。当然在这个市场经济极度发达的社会，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很困难，但是这只猪却是自由的，自由的让我们仰视。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传统人文主义者所追求的东西。

然后，在当今社会，如果今天仅凭媒介去认识世界，而不是通过系统的科学的方法去认识世界，那么任何的批判都是可疑的、非法的。就如同《方方日记》，我们不去讨论方方女士的动机，仅仅说格物，在她文中充满了各种“听说”，无法保证自己绝大多数观点的真实性，那么批判本身就是可疑的，甚至是可悲的。

社会的多样性和信息的复杂性，动摇了文人批判的合法性。文人作为一种当代社会下的分工，和其他有一定知识的劳动这一样，并不像全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女士说的那样，天然的具有批判的合法性。大人，这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在我们无法全面认识整个世界之前，至少要保证自身言论的真实性，才能有批判的权利。如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愿能与天下所有致力于现实批判和理论建构的知识分子共勉。

中国人文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

方方和她的日记显然仅仅是一个缩影，将中国文人在认识论和道德观上的困境彻底的暴露出来。这种困境又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殊社会地位，撕裂了国内舆论，造成了无休止的争吵。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回溯到五四运动，这是一个深藏于中国意识形态内部的重大问题。同时几乎每一个民族，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都曾面临过类似的问题。

鲁迅的文艺探索和精神，同样也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也同样充满着人道主义和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精神却站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文人立面。鲁迅的批判精神不仅综合中西方思想体系的精华，最大程度上避免了两者的缺陷。鲁迅从来没有当代中国文人那种对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渴求，他一生致力于否定现实中压迫性的权利关系，如鲁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汪晖教授所言：“鲁迅拒绝任何形式、任何范围内存在的权力关系和压迫……鲁迅憎恶一切将这些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知识、说教和谎言，他毕生从事的就是撕破这些‘折中公允’的言辞铸成的帷幕。”

最为关键的是，鲁迅直面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在批判中国现实的同时，尝试提供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力量，通过反抗绝望，给人以希望的精神。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鲁迅是代表了亚洲超越近代性的努力的伟大先驱，通过不断的革命，不断的批判，以实现对现实历史环境的超越。

鲁迅所处的那个生死存亡迫在眉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通过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努力，我们换来了一个美好而积极向上的社会。但是鲁迅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在这样一个急速变迁社会当中，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去认识真实的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只有真正的去认识世界，才能资格去批判世界。而中国一刻也不能离开独立的人文知识分子善意的批评。

所以，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能否找到这样一条道路，是关系中国能否健康成长的大问题。这恐怕需要中国人文知识分子长时间的探索和寻找。但要看到，中国社会几十年的进步，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无论是传统的，现代的，东西方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还是共产党人成功实践的总结，都等待着中国人文主义知识分子去开发利用。

这一点，新闻媒体的对于方方女士的同事兼领导湖北作协主席李修文的报道，成为一个正面的例子。具澎湃新闻网报道，在疫情期间，李修文同志下沉到社区当中，亲身感受被隔离期间的社会百态。他在采访时表示：“因为命运正在驱使大家写作，这种时候，如何提高写作的品质，使之更与死难者、战斗者的尊严相匹配，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新闻报道所言不虚，那么深入到历史大事件现实当中，参与到历史大事件当中，才是正确的道路。我预祝李修文同志和其他深入疫情震中，参与到抗疫第一线的作家，能够写出一流的作品。同时，我也希望全社会，更多的关注这些严肃的人文主义者，而不是在家中空想日记的人。

结语

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科学主义者，我深知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作为科学主义的对立面的重大作用。科学作为人类求真的利器，依然是存在自身的缺陷的。一旦脱离了对人类价值的思考，科学本身就会陷入到疯狂之中。一旦失去了人文精神，科学家也同样可能变为邪神。科学不是万能的，真不能推导出善。能弥补这一缺陷的只有人文主义者，人文精神是科学服务于人类之“锚”。

从更广阔的的视野来说，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启蒙时代留下的遗产，是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基础。今日中国的实践，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套理论的边界，急需一套全新的理论，来进一步指导我们未来的实践。仅仅来自于理性主义的声音是不足够的，仅仅依靠哲学的建构是不完全的。时代呼唤着跨时代水准的文艺作品，来构想和描绘全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