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流变 | 新潮沉思录

文 | 正义必胜

勇气不在于找讲理的人吵架，而在于和强盗搏斗。——题记

1840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中国的思想领域也在一次次的战火中地动山摇，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到预备立宪、皇族内阁，一次次政治改革的盛衰背后，是思想与主张的交锋与盛衰。

二十世纪初，因为大多数妄图通过政治改良来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主张在腐朽堕落的清王朝面前纷纷遭遇失败，一部分中国知识将矛头对准清王朝，意图通过“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来改变中国，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将矛头对准了一切的制度，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拥趸。1906年至1907年，《世界》《天义》《新世纪》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杂志刊物先后创刊，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已经颇有影响。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诞生于19世纪，主要代表人物是蒲鲁东、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其主要观点，是认为人类社会中的一切不公与不义，皆是因为存在“政府”“国家”“宗教”“法律”这些限制个人自由的的强权所导致的，所以只要将其摧毁，人类就能得到自由，进而获得解放。例如，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就明确宣称：“由今而降，如有借社会主义（当时很多人将无政府主义误解为社会主义）之名，希望有政府者，绝非吾人所主张之政策，虽目为仇敌不为过矣。”

如果马列主义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团结就是力量的话”，那么无政府主义的主张就是“团结就是暴政”。无政府主义一方面认为个人无所不能，可以完全不需要政府，另一方面又认为无所不能的个人只要集结起来，就会沦为暴政的工具，这种悲观的极端个人主义始终是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例如民国时期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就宣称：“无政府主义以个人为万能，因而极端自由主义，所以，无政府主义乃是个人主义的好朋友。”

当然，因为“团结就是暴政”无异于将一切组织形式都判了死刑，于是为了现实需要，无政府主义者又为这种解释打了一个补丁，宣称无政府组织的领导者并不比别人更有权威，而是拥有成员对其的“某种委托”的“公民B”。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只是皇帝的新衣而已，难道让一个长相可爱的少女或者史莱姆来担任权威，权威的本质就发生变化了吗？？？

这种对一切管理组织不加区分的否定，与主张“砸碎机器得解放”的卢德运动颇为类似，但其影响却大得多，因为在它诞生的时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没有现代人所认为的民主政治，即使是在英、美、法等发达国家，普选权也都是一项不存在的事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饱受专制政府的压迫，正如章太炎所说的那样：“地权不平均，阶级不消灭，日后被选举的，一定是财主、地棍、土豪。”

所以在这种社会现实下，鼓吹摧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自然就收获了大量拥趸。不过有意思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认为政府可以被消灭，确认为将政府改造成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是做不到的，这种“难事易做，易事不可为”的逻辑，令无政府主义经常处在自相矛盾的状态下。

但无政府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反政府、反组织的主张，令无政府组织团体往往因为规模太小很难形成推翻政府的力量，即使推翻了政府，其反政府、反组织的主张也会导致权力最终被低于政府的次级组织——土豪劣绅集团所篡夺。所以，无政府主义经常在客观上成为了少数人用来混乱多数人以维持反动统治的“搅屎棍”和以地主、资本家为代表的土豪劣绅篡取权力、欺压大众的帮凶。

因为无政府主义在主张摧毁政府的同时又反对建立任何管理组织，这种倾向导致无政府主义者热衷于采用暗杀和煽动暴动来达成目的，这两种行为在他们看来既能对政府造成冲击，又可以凭借小团体进行，同时满足无政府主义者反政府、反组织的主张。

这种以刺杀活动来摧毁政府的主张被俄国无政府组织“虚无党”所推崇，并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造成了很大的影响。1902年，某著名无政府主义教育家筹办名为爱国女学的刺客学校，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反映。该校在教授入学女生制作炸弹、毒药等暗杀工具的理化知识的同时，在思想上向学生灌输无政府主义思想，因为创办该校的教育家认为“暗杀于女子更为相宜”，而创办者所学校的目的就是“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以培养从事刺杀与暴动的女性无政府主义者为目标的。

爱国女学

1904年，著名的革命团体光复会成立这一组织就受到了很强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其著名成员徐锡麟、秋瑾等大多与“刺杀”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正如某位理论家所说：“统治阶级永远可以找到新的人来填埔空缺，国家机器也会保持完整而持续运作下去。”所以对某位官员甚至某位皇帝的刺杀是根本无法撼动统治秩序的，因此“在这些情况下，除了藉由硝化甘油的爆发性力量来增强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之外，他们再看不到别的出路。”

光复会主要成员

中国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真正敲响清王朝丧钟的是最开始由赤手空拳的人们所组织的“保路运动”，而非某个暗杀者的舍命一搏。是故民国以后，因为无政府主义在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短暂地沉寂了一段时间。一些名噪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有的改变了信仰，有的成了寓公，有的则下落不明。

五四运动时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又再度流行起来，甚至一度成为中国影响力最大的政治思想，以至于不少近代历史中的著名人物都有一段信奉无政府主义的时期。1913年8月，著名思想家刘师复创立了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杂志《晦鸣录》，一定程度上标志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再兴，这种再兴主要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变化有关：

一方面，中华民国初建不久便被袁世凯窃夺政权，又在袁世凯死后迅速进入军阀割据的内战状态，宣告着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方案实际上已经破产，“天下平民之幸福，已悉数被夺于强权，而自陷于痛苦秽辱不可名状之境”，糟糕的现状令很多人重新开始开始寻求改变中国的方法。

另一方面，相比清末时无政府主义所鼓吹的“用炸弹和毒药炸碎一切权威”的暴力手段，民国时期的无政府主义变得较为平和，转而呼吁用个人和小团体的道德自律与劳动实践来引领社会的进步，即通过建立自治性小团体的方式取代强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以令强权政府失去存在必要性的方式使其消亡，从而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

因为这种理想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思想的“无为而治”颇有几分神似，又吸收了当时在世界上颇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而且竟然不需要采用暴力的方式，是故在当时的中国极具影响力。正如相关学者所说：“中国无政府主义在淡化了恐怖主义色彩之后，以《新世纪》、‘师复主义’为代表的伦理化、道德化趋势使得普通知识分子对它的接受、实践变的更为容易——当无需炸弹和死亡，仅凭个人或小团体的道德自律与劳动实践就可以带来整个社会的革命性进步时，又有谁不愿意尝试一下呢？”

不过，因为当时在中国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吸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很多人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主张，也是从无政府主义这个“二传手”这里了解到的。一些近代史上光耀千古的人物在青年时代，还试图与亲朋好友照着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成“自修大学”，以实行“共产的生活”。正如某位学者所说：“早期共产主义者是从无政府主义那里接受了诸如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一类思想，了解到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马克思学说的ABC。”

但是，虽然无政府主义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主张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力并获得了获得了众多拥趸，但其自身的理论矛盾却因为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而变得更为尖锐了。

例如，根据著名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刘师复所构想的蓝图，在通过无政府主义达到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儿童从6岁到25岁都要接受学校教育，男女退休后都可以在养老院生活，有疾病者也可以到公共医院接受治疗，但无论是学校、养老院还是医院，如果没有名字叫政府或名字不叫政府的政府进行建设与统筹，都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而无论是从人类的历史还是当时的社会现实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危害大众、祸乱国家的土豪、劣绅、军阀、恶霸以及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都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会想方设法地维持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与不义之利，炸弹、手枪与匕首、毒药无法动摇他们，单纯的呼吁、攻讦和劳动实践自然就更不会伤其分毫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尝试用“无政府工团主义”即单纯的罢工来为人民争取利益和反抗暴政，但在军阀的子弹和屠刀的威逼利诱下，组织松散的工人团体除了流血之外毫无所得。

物质的力量终究还是需要物质的力量去消灭，把批判当作武器终究不能代替用武器来进行批判，这就又绕回了思辨“团结就是力量”还是“团结就是暴政”的问题上。

最终，这种思辨在1922年12月30日由现实给出了一个答案。这一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标志着俄国“十月革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也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从理论构想进入实践领域并获得了成功。

虽然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但因苏维埃政权自建立起就遭到了国内白军和协约国组成的干涉军的进攻，令整个俄国进入内战状态，所以十月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大多对其持负面评价。例如1917年的一篇名为《送民国六年》的文章就认为：“俄之过激派欲窃一国之政柄，不惜通敌而弃友私为之也。以是观之，私也者直世界穷极凶恶之恶魔，可以乱全球害国家戕无数无辜人民之生命财产。”而革命后的俄国，包括《申报》在内的刊物也将其描述为政治腐败、商业停滞、工业衰败、内乱蜂起、社会秩序混乱的人间地狱。

但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中国知识界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也有所改观。一度被认为幼稚、愚昧、过激的布尔什维克不仅战胜了由沙俄精英集团所组成的白军，竟然将“洋大人”协约国组成的干涉军也赶出了国土，还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相比之下，中国自一战开始便积极给协约国当“舔狗”，派出数万劳工支援前线，对于俄国革命也是颇多攻讦，将布尔什维克斥为“过激派”，认为他们“在国际上信义已失”，结果中国不仅毫无所得，连山东也在巴黎和会上被协约国私相授受给了日本！

事实胜于雄辩，所谓“过激派”外御强敌、内压劣绅，不仅推翻了沙皇的暴政，还带领俄国走出了深渊。而“理性”地紧跟协约国的中国却是外失国权、内有国贼。在如此悬殊的对比之下，大量有志于积极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思想立场开始倾向于马列主义，无政府主义则失去了在中国思想界的统治性地位。

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以烈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马列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也很快复刻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欧洲的关系，在极为短暂的蜜月后，二者很快就势同水火。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反对成立共产党这样的组织改变国家，所以激烈地反对马列主义，认为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不彻底的革命”，布尔什维克是“专制魔王”，只有反对所有国家和所有政府，才是“彻底的革命”。

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彻底革命者”的外表下，却是说最狠的话，干最怂的事，周恩来就曾对无政府主义者评价道：“他们自命为提倡科学的人，其实只会高谈那空想的艺术，高谈几个‘真’、‘善’、‘美’的名词，论到实在开发实业的办法，恐怕除掉毁坏大规模生产，反对集中制度外竟没有什么具体主张。”

笑话一则：

“你们（无政府主义者）为什么攻讦共产党人？”

“因为他们无恶不作、杀人如麻。”

“你们为什么不攻讦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

“因为他们真的无恶不作、杀人如麻。”

同时，中国的无政府主义也获得了欧洲同行们的待遇——反动政府不仅不打击无政府主义，反而想方设法鼓励其发展。当时，因为马列主义主张通过建立组织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故无论是北洋政府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华力量，都全力限制其在中国的传播，著名的宣传马列主义的杂志《新青年》长期处于地下状态，其制作者和持有者始终处于牢狱之灾的威胁中。

相比之下，《奋斗》《劳动》《民钟》《春雷》《鸡鸣》《破坏》《光明》《洞庭波》《福音》《惊蛰》等各种各样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则如汗牛充栋，至1923年时，流通于市面上的无政府主义书刊已多达七十余种。

而在这数十种书刊中，充斥着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列主义的攻讦。他们咒骂“现在社会谈论的（马列）主义概是阿猫阿狗主义”，为了攻讦马列主义和维持现有的反动秩序，连曾经的口头革命的立场都抛弃了，又开始鼓吹起改良主义，提出国家要“一点一滴来改造”，甚至将矛头对准了不是马列主义者的孙中山。因为在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眼中，就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张都太碍眼了，号召：“快把手枪向着他们射击罢！快把炸弹向他们掷去罢！”当然，这也许是从一个侧面上说明，当时还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中，至少有一部分已经与当时中国最反动的势力之一的北洋军阀穿一条裤子了。

也许就是因为这种同命相连，让孙中山与共产党人走到了一起。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大革命时期，可能是因为北洋军阀频遭打击和日渐式微，无政府主义者在舆论场中缺乏存在感，直到蒋介石日渐暴露出对革命和三民主义的贰心，以号称“被烧成灰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吴稚晖为代表的一干无政府主义者又转投到了他的麾下。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上窜下跳，不仅卖力地为共产党罗织罪名，还出面拉拢汪精卫同蒋介石一起反共，而对于政变中对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无辜群众，吴稚晖表现得极为冷酷，直言：“留在世界上是祸水，送监狱是多事，倒不如直接杀了省事。”以此看来，当时的一些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完全蜕变成了反动军阀的帮凶和吹鼓手。

不过，也有一些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并没有与反动军阀沆瀣一气，而是针锋相对，比如斧头帮帮主，“暗杀大王”王亚樵。虽然在香港电影中，斧头帮往往都以欺压良善的反面形象出现，但在真实历史中，王亚樵的斧头帮则更类似于除暴安良的绿林好汉，该帮的声名鹊起，就与其帮助一名被雇主欺压的工人讨要薪酬有关。

王亚樵作为一个“硬核”无政府主义者，将刺杀这一手段发挥得淋漓尽致，“四·一二”之后，王亚樵见蒋介石背叛革命，公开表示反蒋，被蒋介石通缉后，他先后成功刺杀张秋白、赵铁桥两个蒋介石麾下走狗，并组织了数次对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和汪精卫的刺杀，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也让蒋、汪等人不寒而栗。1936年，王亚樵被军统特务刺杀，享年49岁。

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了别无选择的血战之中，无政府主义彻底丧失了其在民众和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吸引力，又因为周作人等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沦为汉奸，更是为无政府主义这一主张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也不再明言，而是将其政治主张融入自己的文学作品中，例如由某著名作家所撰写的抗战文学《火》三部曲，主人公几乎将刺杀当作唯一可行的抗战行动的立场，就带有浓浓的无政府主义味道。但这种将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写进小说里而不名言的行为，本身就说明无政府主义在那时不仅已经式微，在大众中的印象也大大不妙了，曾经在中国影响甚大的无政府主义，至此已半身没入于历史的幕布之中。

在今天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这个词几乎已经被人淡忘，虽然有些人可能在实际上信仰着无政府主义，有些人可能依旧在用无政府主义的衍生理论大放厥词，但他们对于自己的信仰和理论的来龙去脉，已经不甚了了，甚至一听到“无政府”三个字，首先想到的便是影视作品中的恐怖分子。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为无政府主义的文艺作品贡献票房，也不影响他们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去认识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中实践，毕竟事物的核心是其特有的属性，而不是名字。

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令人类社会中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沦为国际资本的走狗，而其在国际资本的支持下被武装到牙齿的状态又令大多数国家的人民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希望，个人主义和对人类文明的悲观预期再度获得了世界性的扩张，这二者恰恰是无政府主义的绝佳温床。另外，国际资本对于这种绝望下的“闺中豪横”也是十分乐见，因为熟稔历史的他们深知无政府主义的底色。于是在世界各地，又能随处可见以无政府主义为内核的文艺作品和政治活动了。

一语成谶：终极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