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下的帝国富商，和，抗疫国士 | 万小刀

当下疫情严峻复杂，各地启动应急措施，众志成城，共克时艰。

历史总在重演，破晓总在前方。

 

百年前，爆发于动荡年间的瘟疫，记载了一些政局和抗疫往事，供时人明志鉴今。

 

一、

 

1855年（咸丰五年），中国云南发生大型鼠疫。当时昆明的人口有数万人，半数死亡。田地荒芜，耕种无人。

             

同年，广东中山市的一个富庶家庭，诞生了一名男婴，取名刘学询。

 

1879年，24岁的刘学询，中了举人，7年后又考中进士，作为候补官员待业上任。结果数年无果，刘学询无奈下海经商，包办了“闱姓”彩票。这是一种以猜科举考试中榜者名字的博彩业，清末盛行于两广地区。

 

1893年，39岁的刘学询早已将进士的美誉抛诸脑后，通过博彩业大获其益，富可敌国，黑、白、红三道通吃。平日里，刘学询喜欢结交江湖名士，和同为香山人氏的孙中山尤为亲密。

       

刘学询和孙中山

期间，中国内外战争接连不断，引发大规模人口流窜，瘟疫断断续续地在全国大面积蔓延。经过近30年的蛰伏，于1894年在广东爆发。

 

阳春3月，广州王姓将军府内，一位女眷的大腿根长了个核，高烧不退，脉博跳动频繁，身上起了很多瘀斑。西洋医生看过后确诊为鼠疫，这是广州第一个被记载的鼠疫病例。

 

幸运的是，这名女子居然活下来了。不幸的是，鼠疫已在广州西关一带蔓延。其实早在两年前，广州已出现鼠疫流行的迹象，但致命程度较轻，传染规模不大，并未引起重视。

 

这次的西关鼠疫，城西医生照例在毫无防护措施下出诊，结果被感染，一夜之间夺去生命。连办丧事的亲人，也相继感染而亡。衙门的人来了解情况，也不能幸免，多名兵役和一名官员相继毙命。

 

医生不敢上门，衙门也忌惮不已，鼠疫的传播更加猖獗。人烟密集的西关遍地都是病人，一条小小的居民巷，本来住家不多，一下子死了几十号人。传播速度之快，令人不寒而栗。

 

鼠疫在肆虐，街市冷清，满城凄凉，只有棺材铺生意最好，2个月售出6万件。而旁边的药店却少人光顾，因为鼠疫夺命速度太快，人们还来不及求医问诊，就暴毙归西了。满城无助的百姓只得在恐怖瘟疫里苦苦煎熬。

 

二、

 

而当年正逢慈禧60大寿，各地忙于筹办礼品，给老佛爷进贡祝寿。广州官府担心此刻上报疫情会扫了慈禧的兴致，不利仕途。更何况云南的鼠疫都闹了几十年，也没见朝廷怎么着急，再加上战乱不断，军机大事朝廷都有些操心不过来。

     

一番权衡后，广州地方官府决定自行治疫。先命令军队暂停操练，安排兵丁多扫几遍大街，在公共场所点香去秽气。采取一些隔离措施，禁止疫区的人擅自流动。

 

但疫情汹汹，这些措施于事无补。

 

眼见官府指望不上，市民只好把希望寄托于鬼神。一边安抚小鬼，请来和尚道士讲经做法，超度亡魂。一边敬供神灵，抬着洪圣大王和各路神像上街巡游。

       

可是，鼠疫不仅没给神佛一点面子，还因人群大面积流动，加速了传播速度，不停有人被传染，十室九丧，几乎家家都在办丧事。甚至，一些还没断气的病人被抬到西门外的护城河畔，凄风苦雨，生死无处，不忍目睹！

       

在满城的绝望和恐慌中，也有一些仁人志士站出来慰籍民心。

 

40岁的刘学询受孙中山的思想影响，忧虑时局，同情百姓疾苦，出资在黄沙设立了养病施医所，为一些无家可归的重症染疫者提供栖身之地，不至于横尸街头，无人收殓。

             

还联合当地的士绅富商，在西门外盖起一处平房，为病者提供药物食物，请来医生诊治，称之为“方便医院”（现市一医院前身）。

             

官府在公共医疗上毫无作为，治病救人就全靠民间行医者了。彼时西医并未普及，盛行的是中医郎中。

 

当时的伤寒派医家谭星缘、黎庇留、易巨荪组成临时救护队，攻研疫情。中医的优点是历代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很快就在古典医著《金匮要略》中找到希望，认为鼠疫的表现与书中说的“阴阳毒”有相似之处，于是采用书中“升麻鳖甲汤”的方子，制成汤散，大面积分发给患者，救活了很多病人。

 

名医梁龙章则自创了“易数运气方论”，在各善堂行医，也使不少人绝处逢生。还有温病派医家李朝栋取法江南杨粟山《伤寒温疫条辨》依方治疗，颇有成效。

 

不过，零星的社会温暖终归改变不了10万人殒命的残酷现实，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导致防疫不力，疫情迅速向周边城市大面积扩散。

 

三、

 

鼠疫于5月蔓延至香港，主要在香港的太平山区华人劳工间流行，地狭人稠的太平山街区，给鼠疫的传播带来便利条件。导致2千多人丧生，三分之一的人口逃离香港，至今仍是香港的“风土病”。

              

面对疫情，港英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公共防疫措施，迅速制定了《香港治疫章程》，概括为四点，即搜查、隔离、清洁与消毒：防疫机构逐户勘察；一旦有人染疫，迅速隔离；室内与公共场所严格消毒；海关推行严格检疫。

 

随着防疫机构对太平山屋宇的搜检深入，一车车的污秽之物被曝光于众，数量之多，令人刮目。

      

港英殖民政府认定如此污秽不堪之地，是疫情源头。于8月份，强行将太平山区一带的房屋尽数夷平。

              

一个月后，鼠疫突然大面积消失。

 

广州城内纷纷效仿港英政府的防疫措施，刘学询和一帮富商们又推行“有奖缉拿死鼠”活动，但凡有人交上死鼠，即出资购买，杜绝传播瘟疫的元凶。

 

市民为此掘地三尺，搜罗死鼠。这番操作起到的防疫效果不好说，但以刘学询为首的这帮富商出资出力，的确温暖人心。

 

刘学询一生对孙中山革命的倾囊资助也改写了中国的近代历史。

 

1894年的鼠疫同样改写了人类瘟疫史，殃及中国多个省份，造成中国300多万人口的损失，传至香港后，经过航海交通，散布到全球大陆，波及亚、欧、美、非四个洲的77个港口60多个国家。

 

史称“第三次流行鼠疫”。

  

四、

 

随后，世界鼠疫史上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一位是施肇基，生于1877年。

 

1893年，16岁的施肇基赴美国，任驻美使馆翻译，同年，抱着“雪耻图强”的求学动力，带职在美国学习。9年后，25岁的施肇基获康奈尔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在清廷外务部任职。

 

另一位是伍连德，生于1879年。

 

1896年，17 岁的马来西亚华侨伍连德，获得维多利亚女皇奖学金，赴剑桥大学学习。7年间，就拿到剑桥大学 5 个学位（医学学士、文学学士、外科学硕士、文学硕士、医学博士）。

 

1904年，25岁的伍连德学有所成后，回到马来西亚开办了一间私人诊所，乐施好善，救治百姓民众。

 

1905年，28岁的施肇基出洋考察，在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与26岁的伍连德相识。二人志趣相同，抱负远大，忧国忧民。

 

身为南洋华侨的伍连德医生，在与施肇基的交往中，开始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加深了他的拳拳赤子之情。

       

伍连德和施肇基

 

施肇基认为伍连德是一个可堪大用之材，在他的力荐邀请下，1907年，28岁的伍连德回国任教，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

 

彼时的清政府在内忧外患下，摇摇欲坠，气数将尽。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领土，东北三省已沦为日本与沙俄的殖民地。

 

俄国人钟爱各类动物皮毛制作的服饰用于御寒，旱獭主要栖息在寒冷的西伯利亚，自然没逃脱被制成毛大衣的下场，栖息之地被捕猎者四处围攻，活捉生剖制成毛皮。因于人力不足，俄国召募了大量闯东关的中国劳工。

 

旱獭又称土拨鼠，虽是珍贵的的毛皮动物，却携带致命的鼠疫杆菌。 

             

 

残忍杀戮必遭反噬，一场空前的恐怖灾难悄悄来临了！

 

五、

 

1910年10月，沙俄境内一处制作旱獭毛皮的工棚内，突然有7名中国劳工暴毙。俄国人查不出死因，干脆一把火烧了工棚，把剩余的两名染病劳工撵回中国境内。

 

两名中国劳工一路风尘仆仆，抵达中俄边境的城市满州里，住宿在一家旅店里。次日，店家发现两人已暴毙，死的还有同院的两名其它房客。四人死前症状一致：发烧、咳嗽、吐血。

 

官府根据症状初步诊断为鼠疫，这是10月26日满州里记载的第一例鼠疫病例。

 

随后，疫情沿着东北铁路，横扫东北平原，波及河北、山东、辽宁。

 

仅仅7日，长春和沈阳均被疫情沦陷。疫情最严重的哈尔滨傅家甸，已有上千人因感染而死亡。

              

大清朝野震惊。虽说彼时几乎“无年不疫”，但此次疫区与京城近在咫尺。一旦东北扛不住，这个恶魔就将狞笑着扑向紫禁城。

 

在如此恐怖现实面前，长期腿软的大清朝，终于破天荒地硬气了一回，顶住各国外交使团的频频施压，布置防疫工作。

 

33岁的施肇基挺身而出，请求担任防疫大臣。

 

施肇基在当上了防疫大臣后，遍邀名医去东北主持防疫工作，但是均遭到了婉拒。只有当年由他力荐回国的伍连德毫不犹豫地担下重任。

 

1910年12月24日，31岁的伍连德带着自己的助手和学生，迎着汹涌的逃难人潮，直抵瘟疫的重灾区：傅家甸！

 

11月初，傅家甸每天还只是一两例新增疫情，至12月中旬每天增至十例，到了12月下旬增至数百例。

 

由于传染人数急剧增加，当地检疫人员不足，临时征集来的工作者缺乏防疫知识，对自我防护动作置若罔闻，致使不少医务人员也被相继传染。

 

当伍连德深夜抵达时，傅家甸俨然一座被瘟疫统治的死城。

             

而当地行政长官对防疫知识，几乎一无所知，更是怕麻烦不肯配合。把伍连德一行人晾在一边，毫不重视。药品也毫无储备，伍连德仅靠自已携带的部分药物主持防疫工作。

 

更艰难的是，当时在东北的话事人，并不是中国，而是日本和俄国。想要开展防疫工作，必须争取这两国政府的支持。

 

日、俄两国为了争取防疫权，分别派了防疫医学专家过来，对代表中国的伍连德医生非常藐视。日本派来的专家是鼠疫杆菌鼻祖北里柴三郎教授的得意门生，他在伍连德到来之前，已解剖数百只老鼠，但并没有发现鼠疫杆菌。于是坚定认为此次流行的瘟疫并不是鼠疫。

             

为了探得瘟疫真相，伍连德决定对死亡的人体进行解剖。

 

当时中国对现代医学完全是一片蒙昧状态。旧时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临着社会风俗的压力，法律更是不允许，一旦曝光必然重罪。

 

巧的是，3日后，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死于瘟疫，于是伍连德不顾感染危险和世俗压力，偷偷解剖了死者。

 

伍连德在死者体内发现了鼠疫杆菌，且是鼠疫中最凶残的“肺鼠疫”。

            

 

此时，伍连德对“鼠疫源于鼠传染人”的普遍认知产生了怀疑。

 

一是东北当时的气温零下数十度，老鼠都在冬眠，根本不会大规模地乱串，疫源减少，可疫情却还在不断加重。

 

二是傅家甸的民居房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

 

于是伍连德大胆推测：“肺鼠疫”是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呼吸和唾液进行传染的。

 

当时正值年关，大规模的春节返乡潮刚刚开始，庞大的返乡人群夹杂着不少鼠疫感染者，如果扩散至全中国，必将是世界性灾难。

 

伍连德立即向清政府发去电文，报告此事，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控制东北交通，防止瘟疫蔓延；对疫区进行隔离；增派援助医生。

六、

 

1911年1月2日，来了一位履历无比炫目的增援者，中国医学最高学府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

 

45岁的梅斯尼极其傲慢，不仅推翻伍连德的“鼠疫可人传人”的结论，甚至还要与伍连德抢夺防疫控制权。

 

的确，在那个洋医拥有至高话语权的年代，伍连德的结论是石破天荒是第一次，也是大大有悖世界主流医学界的。

 

梅斯尼依旧按照传统鼠疫开展工作，认为对抗鼠疫非常简单，就是灭鼠！什么隔离检查都是多余的，利用自己的官职极力阻扰伍连德。

 

无人信，无人服，最有效的隔离工作举步维艰，鼠疫的发病和死亡人数每日飙升，每一天都有医护人员殉职，大家的信心都动摇了。伍连德陷入了绝境，向施肇基求救，上奏清廷，要求按照自己的防疫计划开展工作，却未有音讯。

 

历史在此刻展现了它的黑色幽默。

 

1911年1月5日，梅斯尼去现场查看病人，为防止与老鼠接触，他戴上了白袍、白帽、胶皮手套。

 

但是，他没有戴口罩。

 

三天后，梅斯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发烧。随后，病情加重，并大量咳血。俄方医院在他的血液中检测出鼠疫杆菌。

 

1911年1月11日，梅斯尼死于鼠疫。

 

梅斯尼之死震惊了朝野上下，以及在哈尔滨的各国使馆。医学界也为之震惊，开始相信伍连德提出的“鼠疫可人传人”的结论。

 

当时已经有很多人逃回了关内，鼠疫已开始蔓延散开。在死亡的恐慌下，穷途末路的清政府批准了施肇基的奏折，一切听伍连德的，提供物力财力支援，并抽调了大量医防人员陆续前往疫区。

 

在施肇基和各方力量的支持下，伍连德拿出和死神赛跑的胆气，对哈尔滨进行全面布控。

 

先是推翻了之前所有愚蠢的防疫措施；再对市内所有的公共设施进行全面消毒；对病人和家属实行严格的隔离；对有可能接触病人者，必须呆在家里自行隔离；所有车辆人员出入都有军警检查，发现病人立刻隔离。

             

重灾区的傅家甸被分为4个隔离区，不同区域的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白、红、黄、蓝4种证章。各区居民只可在本区范围内活动，要去别的区域，必须申请特别准许证。

 

治疗方面。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疑似病房”的提法是伍连德首创的，直到现代仍在沿用。

             

因物资缺乏，口罩库存很快告罄，为了杜绝人传人，伍连德设计了一款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的呼吸和唾液传染，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被后人称之“伍氏口罩”，经改良后沿用至今。 

             

阻断交通的措施也被逐步实施。

 

1911年1月13日，清政府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这是东北入关的必经地，凡经此南下的旅客都要在此停留观察5日，连清政府皇室人员也不例外。

 

经过交涉，日、俄两国控制的东北铁路也先后停驶，至此，关内外的交通基本停顿下来。120节火车车厢也被暂作为临时隔离营。

             

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杀伐决断之下，传染的三大要素中，已经控制了“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而“传染源头”的土拨鼠在冬日里并不多见了。

 

在人们心中，征服鼠疫，指日可待。

 

蹊跷的是，疫情并没有得到遏制，每天的死亡人数，不减反增，狂飙上升。所有人都疑惑不已，防疫工作陷入恐慌和绝境中。

 

七、

 

当伍连德在傅家甸坟场上看到横尸遍野的场景后，再次大胆推测出，最大的传染源就是那些死尸，因为鼠疫杆菌可以在尸身上存活很久。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且冬天木材紧缺，大量死者没有棺木安置。寒冷的气温下，土地冻得比铁硬，更是无力掩埋。于是这些已经腐烂和新近死去的无数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街道中，被曝尸于荒野中，成为疫情最大的传染源， 

 

眼下办法只有一个：烧！伍连德赶紧向清政府上奏提议。

 

但是中国人历来死者为大，入土为安，伍连德的提议违背的是几千年的伦理道德，掀起了轩然大波。

 

幸运的是，他的身后，始终站着友人施肇基。施肇基靠着自己老练圆滑的政治技巧，成功说服了清政府，颁布圣旨，支持将弃尸进行火葬。伍连德接到圣旨后，要求当地文武官员全数到场。

 

1911年1月30日，大年三十。傅家甸毫无过年气氛，二千多具尸体被烧上煤油，分批有序进行焚烧。当地官员和大量围观群众，集体目睹了这次中国历史上的首次火化事件。

             

这个有悖伦理的焚尸行动，终于打开了关键突破口，傅家甸一直飙升的死亡人数，破天荒地下降了。

 

随后，其它疫区纷纷效仿，整个东北大地，烈火陆续燃起，大批的尸体被进行火化，甚至还有已经下葬的疫尸，被挖掘出来再进行焚烧。死者生前接触过的家具、生活用品也一并焚烧了。

 

曾经如死亡地狱的东北大地，随着熊熊烈火，在全球的焦灼目光下复燃了。

 

1911年2月20日，所有采取措施的疫区，死亡人数全部下降，疫情终于得到了控制，伍德仁缓缓地松了一口气。

 

这场吞噬 6 万余条生命的大瘟疫，终于要输了！

 

在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 67 天。哈尔滨无一例死亡，无一例感染。之后数日，均无死亡及感染。然后是长春沈阳各地，也先后消灭了疫情威胁。

 

3月1日，零点钟声过后，伍连德宣布，解除了疫区的隔离。百姓走上街头欢庆，喜极而泣，活下来的人们放起了鞭炮。

 

这次鼠疫行动中，参与工作的医护人员2943 名，其中297 人殉职，包括梅斯尼医生。此刻，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这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大厦将倾，张作霖还在奉天镇压革命党人，后被任命为关外练兵大臣，他有一位11岁的儿子，名叫张学良。

 

八、

 

鼠疫结束后，伍连德在世界鼠疫研究大会上被评为“鼠疫斗士”的称号，名扬全球。

 

但是，伍连德没有在荣誉中陶醉，他敏锐地意识到大鼠疫还会卷土重来。他谢绝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重返北满创建“东北防疫总处”，牢牢守在北疆锻造防疫盾牌，一守就是十年。

 

1920年，张学良19岁的时候，大鼠疫在预料中卷土重来，伍连德十年磨剑，一朝治疫，将疫情彻底消灭在北满，哈尔滨以南几乎未受波及。

由于防疫及时，鼠疫的隐患被消除，这一波持续十年的鼠疫至此终结。

 

抗疫战斗中依然有牺牲，伍连德的助手阮德毛医生于1921年2月殉职。伍连德也经历丧子之痛，三子于六个月时在天津去世，当时他正在西伯利亚调查鼠疫。

       

东北王张作霖对伍连德博士极为尊敬，1926年，张作霖请伍连德在哈尔滨成立医科专门学校——滨江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伍连德担任首任校长，逐步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完整的现代医学教育体系，也为东北培养了无数医学人才。

抗日爆发后，烽火连天，颠沛流离的伍连德举家返回马来西亚，继续经营私人诊所，此后的岁月行医济世，救人无数。

 

1960年1月21日，“鼠疫斗士”伍连德因心脏病突发病故，享年81岁。

 

他的挚友施肇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赴美，1958年1月3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1岁。

 

九、

 

每逢瘟疫流行，必由一些“蠢人”引发。

 

传有一轶闻，一位姓陈的妇女，非常嗜好“乌豆煲老鼠”，认为此有滋阴旺阳之效。为此特意养了一只猫，专捉老鼠当菜饵。

 

一日，这猫抓来一只死鼠，陈氏剥了鼠皮下锅煲乌豆，一锅下肚后，腹痛难忍，当晚就暴亡，死状可怖。

 

这样的“蠢人”不止陈氏一个。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做不了霍乱时代的盖世英雄，但可以拒绝成为文明时代的霍乱罪人。

 

参考资料：

1. 广州日报：黑色1894 十万人死于鼠疫

2. 澎湃新闻：1894年香港鼠疫中的“太平山事件”

3. 凤凰周刊：100年前的东北大鼠疫，一位华侨拯救了千万人

4. 网易新闻：100 年前的东北大鼠疫，67 天消灭疫情的伍连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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