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卫组织救不了地球人 | 新潮沉思录

——《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

自从1948年4月7日，世界卫生组织的组织法生效以来，这个组织的境地可能从来没有如此微妙过，一个超级大国，甚至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体系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宣布，不再给世卫组织提供资金。虽然我们早已料到，在白宫中心的那位先生一向是不同寻常，但是这样的发展依然让人大跌眼镜。

尽管很快世界各地的医疗专家和行政机构都提出了谴责，比尔盖茨先生也表示会追加一笔对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捐赠，但是问题已经造成了。特朗普先生宣布停止对于世卫组织进行捐助，这个问题是个有关钱的问题，但是绝不单纯是钱的问题，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些更为复杂与糟糕的事情，正在缓缓出现。

世卫组织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他们进行的工作有很多，宣传教育，沟通信息，帮助落后的地区进行预防接种，培训不发达地区的医疗人员，促进全球医学标准的指定。如此种种，如果要去概括一下的话，世卫组织的主要作用也就是协调，协调全球行政机构与医学力量，去为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去服务。这个协调的功能，是不是和联合国很像？实际上，世卫组织的建立是联合国建立之初就讨论的问题，而世卫组织行使各种职能，也都是在联合国框架之下进行的。

以2018-19年为例，世卫组织的预算是44.125亿美元，这个数字比起联合国其他机构来说倒是不少，但是比起来世卫组织规划的工作来说，这个数字倒是一点都不多。从非洲的脊髓灰质炎免疫接种与抗击疟疾，从提高全球hiv检测水平到孕产妇健康教育，从合理使用抗生素到面对全球的老龄化，世卫组织都得要参与，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点钱就是杯水车薪。之所以世卫组织还可以在很多方面干的不错，那都是因为在现在的联合国和国际秩序框架里边，它可以起到很好的协调作用，这些资金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发挥巨大的作用。

纵观世卫组织七十二年的历史，虽然有许多的挫折，但是总体来说，面对全世界的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依然尽其所能的做出了许多贡献。只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未来的情况究竟会怎么样。

这当然不是诸如对于特朗普先生那样对于世卫组织的无力刁难，而是出于现实的担忧。这些担忧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个是目前的世界公共卫生问题，形式变得更加复杂，应对难度变得更加困难；第二个是，维持世卫组织运行的国际体系，已经显露出了越来越多的缺陷。这两个问题背后都蕴含着极其残酷的现实问题。

从二战之后到现在，全球传染病的死亡率是直线下降的，部分烈性传染病甚至被消灭或几乎消灭，这是足以骄傲的成绩。只是这并不意味着传染病问题从人类世界消失了，相反，传染病以更加复杂的形式，挑战着人类的安全。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增长，导致更多动物体内的病毒有机会与人体接触，造成全新传染病的产生；城市之中极高的人口密度，让很多疾病的传染性快速提高；老龄化，hiv与肥胖，让很多几乎无害的传染病变得致命；而发达国家兴起的反智主义抵制疫苗，让部分传染病死灰复燃；抗生素的滥用，让部分疾病的特效药失去了价值。这些问题越来越尖锐的出现在了人类的面前，更糟糕的是，我们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

而这个国际体系，在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显露出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特朗普先生则是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对着现行全球化国际体系这个破房子，踢了一脚又一脚，让房子摇摇欲坠——这次的情况也不外如是。这并不是什么好现象，虽然现行国际体系有很多问题，我本人也非常不喜欢这个体系，但是全球的公共卫生体系，很大程度是在全球化体系里边运行的：很多不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基本上依靠其他国家的培训；国际药企的研发与实验体系，大量外包给诸如中国与印度这种国家；而一台先进的医疗器材，它的供应链的全球化程度，并不会比波音或者是空客的飞机低多少。一旦全球化体系被严重冲击，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公共卫生的人道主义灾难——我很不愿意做出这样的预言，但是无数现实提示我们，这样的场景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这些问题，都是未来世卫组织需要面对的，虽然我对于世卫组织的专家们极其有信心，但是我不相信他们能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归根结底，这不是公共卫生的问题，这是国际体系之中，不均衡的体现；是资本残忍掠夺的表现。指望用公共卫生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那是不可能的。或者，我下一个有点武断的论断，现在全球范围之内，大规模的公共卫生事件，背后都是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造成的悲剧，我们不应该要求世卫组织去解决这些问题。

举个例子吧，最近十年，在很多国家，结核病疫情开始反弹，而更糟糕的是，这些结核病开始有了很强的抗药性，这看似是个技术问题，但是背后却蕴含着足够残酷的经济问题。大多数患者感染的结核，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抗药性的，而是因为没有规律用药，使得结核杆菌具有了抗药性。

为什么不规律用药呢？一个是因为文化水平的限制，导致对于结核病的复杂性缺乏认识；一个是因为经济条件的限制，普通的抗结核药物很便宜，但是副作用不小，控制副作用的辅助药物则稍微昂贵一点，就是这一点，让很多人难以坚持用药。这样简单的现实导致了抗药结核的流行，而一旦患者之中抗药性增加，第一次感染就是抗药的患者也会越来越多。

更微妙的是，掌握了先进医疗能力的国际大药企们，对于结核方面的研究并不是很上心，原因也不复杂，在发达国家，结核几乎都已经是罕见病了，研究一个新药的价格不菲，如果不能在发达国家进行销售，基本上没什么利润，耐药结核的大户都在发展中国家，而患者往往还是这些国家里边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人群，难以给药品支付足够的价格。所以在这个领域，毫不夸张的说，十年差不多才有一个新药。

这样的问题，远不止一个，hiv的流行，止痛药物滥用问题，动荡地区的霍乱爆发，这种看起来像是医学问题，实际上是经济和政治的问题还有很多。这些问题难道不是现在国际体系的问题吗？如果指望医生们去解决这类问题，那么我只能说一句“学医救不了人类了。”

长久以来，发达国家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态度，总是十分傲慢的，似乎这些灾难发生的世界，和他们不在一个世界，最多也就是施舍性的做一点慈善罢了。但是这次疫情告诉我们，既然要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那么自然也要承受相应的代价，病原体并不在乎国界线和意识形态，于是被偏见和自以为是蒙住眼睛的西方世界显得惊慌失措。

人类或许会在几个月或是一两年之后控制住新冠病毒，但是很多国家除了获得了更多的偏见以外，恐怕并不会吸取什么教训，在这样的情况下，世卫组织将会面对越来越多类似的挑战，人类在卫生事业上面的道路，会变得更加崎岖。

无论西方国家某些自欺欺人的人再怎么样装作看不见，在各种卫生事件面前，人类就是客观意义上的命运共同体，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让人类享受更高质量的医疗，那么人类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组织或者是几种新药，而是一个更有建设性的国际体系——世卫组织已经做的够好了，但是某些国家里边的某些人，做的连及格都没有。虽然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之中已经重复了无数次，但是每次重复的时候，总是让人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