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教员的思想是怎么诞生的？ | 新潮沉思录

提到毛泽东思想，中国人绝对不会陌生。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人就在波诡云谲的近代史中摸索，为实现民族独立富强而不断努力。最终，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排患释难解纷乱，结束了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屈辱史，重建起华夏大地的黼黻河山。

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毛泽东思想闳于中而肆于外，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威震四海，横绝五洲，气吞万里如虎。在寰宇的各个角落开枝散叶，和马列一起指导着全人类最伟大的解放事业。从五月风暴游行队伍里高举的毛泽东半身像，到东京大学进步青年们打出的造反有理横幅，从印共毛派、尼共毛主义发起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马克龙、查韦斯等国家元首自称毛主义者。这些不同国籍，不同肤色，不论高低贵贱、雅俗尊卑的人，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相同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原因很简单，毛泽东思想是一种真正实用实效实际、强大强力强毅的唯物思想，这种思想能指导人类正确的实践，进而迸发出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在中国，只要正常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就会在课本中看过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的故事，在书本中学过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产物的描述。这些描述的前面往往还会摆上“活的灵魂”“精神实质”“精髓和核心”等一系列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定语。虽然分析的都是条条道道、正词崭崭。但仔细思忖一番，只能感受到毛泽东思想很厉害，却不明白它为什么厉害。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找到的都是些更加艰深晦涩、佶屈聱牙的大部头专著论述。不是马哲科班出身的高材生，想弄清楚名家大拿们发明的新名词、新概念都很困难，更别说把它运用到生产生活中了。但这也出现一个问题，如此“复杂”的毛泽东思想，连饱读诗书的现代人都看不懂，又是怎么在80%都是文盲的旧中国遍地开花的？

原因很简单，这些现代人在象牙塔里钻牛角尖弄出来的空对空解释，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不但天生不接地气，还鱼目混珠掩盖了马克思主义原本样子。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就痛骂过这些空对空理论：“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我只知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本人更是直言不讳：“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不是道学先生皓首穷经出来故弄玄虚的把戏，也不是评职称、写材料、应付考试时才拿出来的长篇大论，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

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体系中的最合用的工具之一，如果按领域划分，可涵盖政治、哲学、军事、外交、文艺、法律6个领域。如果按经典定义划分，可分为3个基本方面和6个方面：3个基本方面就是耳熟能详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6个方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的理论。

一般来说，正常人看完这一堆，还是不明白毛泽东思想到底是啥。这也很正常，上面这些定义固然描述的正确全面，但是，历史上但凡有点名气的人物，都会在众多领域昂霄耸壑、大有建树，什么都提就等于什么都没提，面面俱到就等于面面未到。此外，毛泽东和马克思、列宁一样，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系统梳理，所以一直缺少一个绝对权威的划分模式：马克思虽然一生笔耕不辍，但《资本论》还没完成就龙驭上宾、大行归天了，众所周知的马克思主义3个部分，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驾马车，肇始于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创作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则因暗杀感染，创业未半、中道崩殂，列宁主义“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来自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所中央党校——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的演讲《论列宁主义基础》。

而毛泽东未完成理论梳理的原因则是谦虚。毛泽东不愧不怍、不矜不伐，向来把所有的功劳归于人民，在世的时候一直开诚布公的表示“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提法。” “凡有'毛泽东思想'字样的地方均改为'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字样。” “《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甚至还因为毛泽东的一再坚持，党的八大又把七大写入党章的毛泽东思想摘了出去。

虽然毛泽东本人没有对自己的理论进行梳理，但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有一个乘一总万、举要治繁的总结：“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与这两件大事相对应的理论，就是广义毛泽东思想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后者由于某些原因这里不展开。接下来，就了解一下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一）中国革命之始—工人运动

现在的革命史观，是把近代史分成旧民主主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时期两个部分。从一鸦始，以建国终，用五四分。但众所周知，五四运动是一场集中在大城市，为抵制巴黎和会发起的运动。运动之后，既没达到维护主权完整的目标，也没有推翻旧民主主义的政权。相比一鸦、建国这样举足轻重的大事件，五四似乎只是个轻如鸿毛的“小运动。”之所以这个“小运动”能有大重量，原因很简单，五四运动在反帝反封的同时，还在国内传播了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

社会主义作为这个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思想之一，与资本主义一样，各种流派多如牛毛。在五四运动那会，有分量的就“可分为五派：一、无政府主义；二、共产主义；三、国家社会主义；四、工团主义；五、行会社会主义。”（陈独秀）马列主义，就是其中被称为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说马列主义特殊，不是因为它特殊所以它特殊，而是因为马列主义是一种改造派的社会主义。不但与资本主义水火不容，与其它流派的社会主义同样格格不入。

这倒不是因为马列主义者们自命清高，故意和别人过不去。恰恰相反，改良派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拖字诀：美好生活看明天，筑梦永远在路上，革命始终未见行。这种以拖求变、擅长画饼的社会主义，当然也不是一无是处，用在积金堆玉的富国强邦上可能会锦上添花，但用在一贫如洗的穷乡困土中无异于担雪塞井，甚至有时候还会阻碍社会的进步。

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改良派社会主义，改到今天一百多年过去了，不但没改出个社会主义国家来，反而纷纷把自己改成了资本主义。而马列主义则是被毛泽东称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是一种注重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随着五四运动的发展，马列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国人第一次发现，原来除了走封建僵化的老路，改弦资本的歪路，卖国求荣的邪路外，还有一条解民倒悬的新路可以选择。毛泽东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之后，清醒的认识到，只有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才能挽民众于危难旦夕之间，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

《共产党宣言》说过“无产阶级如果要担当得起历史和民族赋予他们的伟大责任，他们在斗争中就必须有一个思想上明确和组织上严密的政党。”要用“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解决中国问题，首先就要成立以马列主义为纲的中国共产党。今天我们熟知的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甚至也不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

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国内就已经有中国社会党、中国无政府共产党这样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党派，但这些五花八门的党派首鼠两端、组织混乱，不是什么都反对，就是什么都不反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所以很快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直到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 “派人到各国访贤，做工作。” （周恩来）中国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才借着五四运动的东风，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世界革命为己任的共产党，将革命的火种洒向了寰宇的各个角落。中国当然也不例外。共产国际来中国“不仅找了陈独秀、李大钊，还找过江亢虎、黄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过吴佩孚，在南方找了孙中山。”（周恩来）一时间毓子孕孙出的各种中国共产党，形形色色不下数十个。除了今人熟知的，由南陈北李发起的中国共产党以外，还出现过中国共产党（大同党）、中国共产党（今日派）、中华共产党（俄国共产华员局）、支那共产党、重庆共产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等良莠不齐、互相独立，甚至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共产党。因为一下子出现的共产党实在太多，连共产国际都难辨真伪，只好找了几个影响力大的去莫斯科交流，导致1921年6月的共产国际三大出现了五家共产党、齐聚莫斯科的怪相。

相比中国共产党（大同党）号称3000名党员的规模，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还只是一个仅有50多位党员，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小到自己都觉得建党只是个形式。1921年7月23日，13名全国代表在上海召开了历史性的中共一大，作为中国马列主义泰山北斗的南陈北李，原则上表示十分关心，开会时一个没来。原因很简单，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一个在广州筹款修校舍，一个在北京讨薪发工资。

因为两位大佬的以身作则，他们的弟子们也没把一大太当回事。李大钊这边，本来要代李大钊参会的邓中夏、罗章龙，以跑去中国少年学会开会、准备二七机车工人座谈为由开小差，顺手就把活推给了资历最浅的师弟刘仁静；陈独秀这边，代他出席的陈公博更让人瞠目结舌，表示我跑这趟就是为了带老婆渡蜜月的，甚至还以这段经历在《新青年》上刷了一篇游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

虽然代表们不大上心，但来都来了，工作还是要做的。今人学历史，都会听到一句“一大立党，二大立纲”。之所会有这种说法，不是因为一大没立纲，而是一大拟出来的文件连同党纲，都因为“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董必武）开完会没过多久就弄丢了。以至于今天看到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是由苏联人1956年交还中国的俄文版，结合陈公博的英文硕士论文翻译而来。

除此之外，还因为代表们粗心，会后就把开会日期给忘了。导致上世纪70年代之前，没人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哪天成立的，只好把党的生日定在七一。一大代表刘仁静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无奈的表示“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

虽然一大少了点仪式感，但结局还是令人满意的。所有人都知道，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它能成功的原因数不胜数，但追本溯源，还是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擘两分星，找到并解决了中国最大的两个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

近代中国国贫兵弱、丧败不支。各种矛盾擢发难数、不胜枚举。但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两大矛盾总是作为矛盾的主角，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此起彼伏、交替相推。为解决这两大顽疾，中国人把这个世上所有可能的方法、可行的路线都试了个遍：从政教一体的太平天国，到尊王攘夷的义和神拳；从封建自救的洋务运动，到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从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无数聪察强毅之士、正直中和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做过尝试与努力，但结果却一地鸡毛、乏善可陈，换来一把心酸泪，遍地英雄冢。

是他们不够努力吗？当然不是。“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方向高于方法，动力重于能力。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不过是升山采珠、缘木求鱼。毛泽东分析了前人的革命经验后，敏锐的发现“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

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但这是一个说起容易做起来难的事。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中国革命史是一部充满了团结与背叛的矛盾史，革命的对象不见得总是敌人，革命的同仁也不见得全是朋友。今天的朋友，可能就是明天的对手，后天的战友，大后天的敌人。大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相爱相杀。原因很简单，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社会矛盾的本质，就是利益冲突的总和。阶级作为利益的共同体，就是革命最大的抓手。所以“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世界逐步跨入工业时代，鳞次栉比的工厂车间代替纵横阡陌的农田耕地，成为普罗大众吃穿用度的基石砥柱。工人阶级也乘势而上、崭露锋芒，取代农民阶级站在了历史舞台的最中央。但凡事有利有弊、福祸相依。科学技术显著进步的同时，社会矛盾也在紧锣密鼓的凸现。如同地主对农民的重利盘剥一样，资本家声色犬马、醇酒妇人的背后，是整个工人阶级享不完的血汗福报。由此伴随而生的劳资矛盾代替农民与地主间的矛盾，成了悬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但是，就如《共产党宣言》所言，“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工人运动，所以刘少奇说“共产主义离开了工人运动是空洞的共产主义。”

工人运动作为劳资冲突的集中表现，在近代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安源、唐山、汉阳等这些地方的工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几十年以前便有过很大的罢工斗争了。”（刘少奇）工人阶级作为工业“社会的台柱子”，天生就具有劳动密集、组织度高的优势。是稳定社会最重要的压舱石，也是改朝换代最危险的火药桶。谁能处理好，谁就能左右国运。所以不管是革命的势力还是反革命的势力，都在这个问题上鸱视狼顾、互争雄长，通过建立工会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基层组织，角逐工人的领导权。资本主义政党、无政府党，甚至基督教、封建行会都曾争先恐后的组建过工会，创设了湖南劳工会，广州理发工会、茶居工会等一系列工会组织。

中国共产党作马列的学生，当然不会在这方面屈居人后。一大就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开宗明义“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 1921年8月11日，一大结束仅11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应运而生。劳动组合，即是日语 “労働組合（ろうどうくみあい）”的字面翻译，意思就是工会。这个有点不中不洋的名字，不但现代人看了一头雾水，当时人也觉得莫名其妙，所以这个组织很快又换了个今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总工会自前身呱呱坠地始，就不同于各自为政、土鸡瓦犬般的传统工会。全总致力于整合工会、组织工人，让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同频共振，用革命的总罢工同一切反动政府斗争。但问题也来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全国上下早就有各种各样的工会组织，它们并不都是游手好闲的“招牌工会”，或多或少都有支撑自己的理论，或明或暗都在维护工人的利益，为什么非要跟着共产党在高压线上走钢索？凭什么就不能偏安一隅守着自己工会这一亩三分地？

有这种想法非常正常。罢工本来就是一把双刃剑，稍不留神就招灾酿祸，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骚。工人读书少、没文化，不代表工人脑子蠢、没见识。当然知道罢工只是手段，争利才是目的，绝不会为了手段不择目的。所以往往有升斗必较的自发性，而缺乏渊图远算的自觉性。最喜欢用急功近利短平快的方法解决问题，也经常被朝三暮四耍猴子的方式分化瓦解。工人的自发行动往往都是见好就收、浅尝辄止。这种工人自发形成的，在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小乘社会主义，早就被列宁一眼看穿：“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大乘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先进理论不会自发产生,共产党人必须加强对工人阶级的思想理论灌输。”（马克思）

毛泽东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后，清醒的发现中国“工人之所以没有彻底觉悟，就是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要想改变工人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思维模式，把维护自己利益的自发性，转变成革新社会制度的自觉性，“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

现代人看到灌输、阶级斗争两个词，往往都不屑一顾，觉着这都是什么猴年马月的玩意，我向来保持独立人格，不接受一切别人灌输的东西。但是，灌输是一种手段，强弓硬箭是灌输，引而不发也是灌输，只要方式得当，灌输从来就不会因为个人的好恶而影响效果。之前的资本家就最擅长看人下菜、因事施策，把精致的利己主义什袭而藏成包治百病的普世良方，潜移默化的给工人兜售韭菜的自我修养。让工人相信辛苦工作，就有收获，只要每天坚持挖25个小时煤，总有一天会成为煤老板，却从来不会告诉工人生产资料的袭冶承弓、私人占有，才是他们的养尊处优、纸醉金迷的根本所在。

列宁说过“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客观的说，阶级斗争这个词因社会矛盾冲突的减弱，在今天早已被束之高阁、敬而远之，变得非常有距离感。甚至为善于代人反思、帮人感恩的有良心知识分子表面上所不齿，刻意强调其坏的一面而庸俗化为张牙舞爪的愚夫暴民，欺负儒雅随和的官僚财阀。

不过，阶级斗争从来不会因为置若罔闻就消失不见。“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旧制度永远不会主动退出历史舞台，奴隶社会战胜原始社会，封建社会战胜奴隶社会，资本主义战胜封建社会，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每一次飞跃都伴随着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的新旧交替，总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爆发。从白厅宴会厅前的英皇查理一世，到巴黎断头台上的法皇路易十六，再到叶卡捷琳堡中的沙皇尼古拉二世，欧洲唯三被处决的皇帝全部死于阶级斗争，其中两个死于资产阶级对地主阶级发起的阶级斗争。

即便是科学民主深入人心的今天，中东的君主专制，南亚的种姓贱籍，非洲的奴隶买卖等等旧制度的遗毒，仍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引发着无数恶性事件。所以毛泽东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但是，光讲道理没用。马列主义虽然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但不是普罗大众的唯一选择。工人为什么要接马列主义的灌输？天底下自厝异同的土道理千千万, 不明所以的洋理论万万千，凭什么非得摸着列宁过河？而且，马列主义作为一种十分超前的工人阶级屠龙术，“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自发增长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列宁）

阳春之曲，和者必寡。中国最早的马列主义也和国外一样，是只在知识分子中间传播的一种小众思想。一大的13名代表结合生平履历看，全部老师和学生。最初的共产主义小组与其说是工人政党的前身，不如说更像大学里的马列主义读书社。如何避免高开低走、不接地气，又成了亟需解决的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党员们传道授业、春风化雨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开始就把学校和工会做了绑定，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中点明“工人学校是组织产业工会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所以在一切产业部门均应成立这种学校。”“工人学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

最早的工人学校，从一开始就不是照本宣科、传道授业的职工技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通过学校作为建立工会的切入点，帮助工人了解剥削的本质，从思想上接受马列主义，将基层扎根于工人之中。

但问题也来了，系统的理论学习需要占用大量的脱产时间，而工人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不断延长的剩余劳动时间，和从没到手的劳动剩余价值。也就是马克思说的“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通常的工资就是同‘普通人’即畜类的生活水平相适应的最低工资。” “他们越想多挣几个钱，他们就越不得牺牲自己的时间，并且完全放弃一切自由来替贪婪者从事奴隶劳动。”再通俗点讲，就是终日996还被资本家视为四体不勤的顽愚草芥，讨不着好、挣不到钱，背最黑的锅、做最苦的事、挨最毒的打，长期游走在过劳死和饿死的边缘。

所以，旧社会工人作为被资本异化的工具人，从分工确定的那一刻起就被明里暗里的要求舍弃一切休息时间，放弃所有非专业的思考。浸淫在这种环境下，工人可能某天会心血来潮研究下马列理论，但绝不会全神贯注钻研共产主义。来工人学校的工人往往都是叶公好龙，行而上学，不行退学。要用强迫的方式逼工人来学习，他们马上就会用晋西北著名哲学家李云龙的名言回复“学习？学个屁！”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工人学校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就因为工人的门可罗雀，开门没两个月就吃了闭门羹。所以，要让工人乐于接受马列主义的新思想，还是要劳逸结合、寓教于乐。

为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一个更加有效的传播平台——工人俱乐部。

篇幅原因，本次先讲到这里，后面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