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关到伐纣 | 新潮沉思录

最近入关学的火爆由两个节点引发，一是入关学创始者知乎用户“山高县”的账号被知乎封杀，二是世界疫情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各种滑稽表演以及对中国抗疫成果的偏见和歪曲，非常符合入关学的“模型”，从而引发了各平台键政圈群体言必谈“入关”的场面。

像X学这种流行梗的形成总结一下有以下几个关键点，首先要足够新奇有趣，其次要通俗易懂，然后要能粗暴概括或解释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比如“姨学”的“武德”和“费拉”，“曹学”的“内卷”等，都已脱离提出者的原始语义而被广泛使用。

入关学成功的地方在于形象解释了欧美对中国的心态，在欧美看来它与中国的关系，就好像大明与关外的建州女真，大明（欧美）是文明中心，建州女真（中国）是野蛮人，在野蛮人打进山海关之前，无论其多么讨好大明（欧美），模仿大明（欧美）有多卖力，在大明（欧美）心中仍然还是野蛮人。比如有知乎网友用入关学解释为何欧美人如此排斥戴口罩，是因为大明士子绝不肯屈膝建州野蛮人的风俗。事实上，欧美一直不肯正视中国的抗疫成果导致坐失良机，确实有部分因素是欧美社会普遍认为新冠疫情爆发是因为中国人肮脏落后，西方社会先进文明，自然不会发生疫情。

然而大明已然腐朽，以石油美元为基础，建立起的金融帝国主义，则是这套体系当中最为腐朽的部分。美国通过强大的美军强行推动世界各国接受石油美元，在此基础上，只需凭空创造美元符号，以美国国家信用做背书，就可以不断的拿这些空想出来的符号，换取各国人民的血汗。华尔街金融巨蠹们，通过各种方法巧取豪夺，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这些人在获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挖空了美国统治世界的秩序基础。于此同时，强大的美军看似无坚不摧，但是却在各式各样的治安站中疲于奔命。

入关学提出，只有当野蛮人入关之后，中原大儒们（欧美舆论媒体 ，学者政客等）才会正视，并主动迎合 。

有人质疑“入关”的概念是不是与旧日本帝国的昭和思想类似，对此入关学的拥趸们解释到，”入关学“中的“大明”与“建州”模型，是为了描述欧美人“文明”与“野蛮”的思维模型，而不是提倡学日本人搞军国主义。而且现实世界是大明要打压迫害建州。对于美国政府近期对华的种种表态，有网友用入关学形容到：山海关正主动向建州迫近。

当然，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入关学“只是键政亚文化现象，并不是真正的学术理论，粗暴，不严谨再所难免。但确实是对国际关系中长久存在的一种不对等关系的民间反攻。

对很多人而言，在潜意识里认为，西方人说的就是对的，西方人的审美才是美的，西方人研究的路径才是方向，西方人的理论就是学问。西方人掌握着合法性的所有奥秘和全部话语权，他们似乎掌握全部的理性、审美和道德判断。最为恶劣的是，西方人深知自己垄断了这种文化和理论体系上的霸权，所以西方人特别喜欢在理论体系当中玩弄各种不同的概念，只要言之成理逻辑通畅，就可以拿来使用，不管理论是否前后一致，逻辑是否贯穿。

最终造成，一切都围绕着西方人的喜好，对事实任意颠倒。西方人说好，就不好也是好，西方人说不好，好也是不好。我们中国人无论做什么，西方人都可以从理论体系当中找到资源，任意攻击诽谤我们，造成了我们在西方的理论体系之下无所适从。

在西方这种虚伪的学术态度面前，我们无论如何学习西方的理论，都不可能掌握判断自身实践合法性的标准。从而造成了，理论能力的低下和意识形态的依附，让了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身在汉营，心在西”，成为了“第五纵队”，为西方的胜利不断摇旗呐喊。甚至今天发生了疫情，西方人在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提供成功经验的础上，还有阿丘和六神磊磊之流，要为西方发生疫情道歉。他们这种在在西方面前诚惶诚恐，卑躬屈膝的心理，真是卑微到了泥土里。

从入关到伐纣

对于西方的这种文化殖民造就的种种问题，理论界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赘述。回到入关学，即使不从严谨的理论层面要求，在参与者们初期被入关学吸引之后 ，也会出现认知分化。

比如有人同样从类比的角度认为，美国根本没资格与大明相提并论。自古得国之正者，未有如大明，美国却是靠种族杀戮与殖民抢劫起家的。中国也根本不是蛮族。

更重要的问题是，入关学深入讨论下去，总会碰到一个问题，要不要入关，怎么入关，山海关主动砸过来之后怎么办等等。入关学的参与者们其实大都明白一个问题，即像美国这样的金融军事霸主国家是不能一直存在的，美国构建的这套世界秩序体系也是不能一直持续的。如果只是在这套秩序内由其他人取代了美国，虽然的确会有洪承畴、孙之獬、曲阜孔家等等高等文人主动投靠、共襄‘盛举’，论证满清统治的合法性”，但这说到底还是原来那套秩序，不过是又一个轮回，这既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初心，更不是一个古老东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种思考基础上，入关学出现了第二阶段，即用“伐纣”，“翦商“模型取代大明建州模型。包括本号一些作者在内的部分网友就对此进行过表述，并得到了不少反响。笔者也对此也进行了一些介于键政文化和理论之间的思考，当然，本质仍是在这套键政文化语境中的类比。

入关是一个异质的族群的入侵，导致旧秩序的解体，要重建旧秩序，但是重建旧秩序，就面临着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旧秩序的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强调自身合法性，则会导致统治族群和被统治者之间持续不断的文化矛盾；全面倒向旧秩序，只能加速统治族群自身的腐败。

伐纣同样是一个异质的族群的入侵，导致旧秩序的解体的过程，但同时建构了一个全新的秩序，这个秩序是建立在对旧秩序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自身特殊性和旧有社会合法性批判的基础是，成功建构的新社会体系。与入关不同的是，伐纣需要的是理论的能力，是思考和建构的能力，这恰恰是我们当下所亟需的。

入关这个隐喻本身就存在着致命的缺陷。隋杨素的《出塞》曰：“横行万里外，胡运百年穷。”元末宋濂给朱元璋起草的《谕中原檄》也再次提到：“古人云，胡虏无百年之运。”在中国历史当中，南下中原并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大大小小不下十余，但是基本都是在百年之后销声匿迹。其中维持时间最长的是清，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但是也最终难逃腐化堕落气运全消的下场。

所有的少数民族入关，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汉化和维持本民族自身特殊性的问题。中原被攻陷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游牧战士强健好战，而是因为中原社会的腐化堕落和内部斗争。维持长久统治的关键，就在于维持统治民族的特殊性，就如“姨学”所说的“武德”、“朴实刚建”那样。

每一个入关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都面临着如何防止统治民族陷入同样境遇的历史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般方案，就是维持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辽的南北面官制，金的猛安谋克制，清的八旗制度等等。这样的制度最大的缺陷，就是让统治阶级的人民脱离现实生产，最终让整个民族堕落腐败。但以少数统治多数，又身处多数人的社会当中，随时可能出现危险，这种危险的预期往往造成巨大的心理负担，反而比被统治阶级实际的反抗更加可怕。

所以少数民族统治阶层会拼命的增加自身的合法性，而不是思考如何通过思想体系的建构和现实政治制度改革，推进社会的发展。多尔衮的剃发易服，康熙、乾隆的文字狱，雍正的《大义觉迷录》，正是这个原因。在这种特殊性和合法性（普遍性）之间的斗争当中，特殊性是维持统治族群内部团结和进取精神的核心力量；但特殊性却又成为了其统治合法性的最大缺陷，合法性内在的要求统治阶层是具有普遍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统治民族腐化堕落，失去进取精神；另一方面，思想界长时间的沉溺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斗争当中，错失意识形态建设和改革的良机。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下，百年之后，气运全消。如果说，今天我们喜不自胜的看着，在经济危机和疫情的双重打击下，西方已经如大明一样，几乎唾手可得。那么，可想而见，我们如蛮夷一般占据天下，最终的结果恐怕不会比清更好。

幸而中国的历史足够漫长，我们至少还有伐纣这个选项。伐纣，纣王无道，周天子吊民伐罪。从占领中原的过程而言，周人伐纣与满清入关这两个具体的事件，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在于，周人不仅砸碎了一个旧世界，同时也建立了一个新世界。周人 “监视古意”，夏、殷二朝的相继覆亡，使得他们难以释怀，因此，《周书》充满了“殷鉴”思想。“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嗣王其监于兹”，“监于殷，丧大否”。经过对夏、商二朝覆亡的反思，周公清醒地认识到“惟命不于常”，如何不重蹈夏、殷覆辙，是他们持续关注的问题。

“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在这样一种意义上，周公带领着周人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制度，代替了殷人的非理性的血腥祭祀，不再是以恃强凌弱为核心逻辑，不再是以依附的城邦向中心帝国进献贡品为主要的统治方式。周人在伐纣之后，通过对殷商的反思，把中国从神话论的世界观，带到了理性的世界观，从而点燃了东方文明的灯塔，这是和希腊人开始思考哲学是同等重要的人类文明史大事。

从入关到伐纣，本质上体现了中国互联网的一些网民开始摆脱西方循环思维，认识到打碎旧世界构造新世界的必要性与必然性。从这点出发，共产主义，天下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既有概念又进入参与者们第三轮的讨论中。

当下理论界的困境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每当历史来到转折点的时候，我们就会下意识的翻开自己的历史，去寻找相似的段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成功的解答自身所面临的历史难题。但历史却是一门微妙的学问，存在着用当代人的实践方式、认知结构、心理状态和选择偏好去认识古人的问题。去选择历史事件，只有真正的检审我们当下的心态和处境，才能真正的看清历史和当下，才能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我们指路。

入关也好，翦商也好，虽然粗暴，不严谨，无法形成系统性学说，但都是在旧有世界秩序即将失效的在时代大变局下，来自民间的一种充满活力的探讨。

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立起一套逻辑完整的理论，这套逻辑的确严密让人折服；西方人在各种理论中不断玩弄双标时的无耻和精致无比的利己主义，也让我们惊呼“佩服”。但是，时至今日，西方理论在实践上以及彻底破产，无论是左的、右的，还是第三条道路的，各种理论资源都已逐渐枯竭。尤其是在此次疫情面前，西方各国政客的滑稽表演，足以说明西方理论体系之下，它的精英和政治体制都已经是垂垂老矣。中国作为实际上仅有的两个能够从神话世界观主动走向哲学世界观的文明，有必要再一次砸烂一个旧世界，从而重建一个新世界。

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哲学理论思维和哲学理论建构，更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但是时至今日哲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复杂程度已经今非昔比，已经不是通过周公的思考就能轻易建构的了。西方人从笛卡尔到康德将近150年的时间当中，才堪堪完成在哲学理论上的建构；直到冷战后，整个西方理论体系才算真正的建构完成。

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中国的学者需要总结中国和西方，古典和现代等多方面的理论资源，思想界“通三统”，汇通中、西、马三种哲学传统的呼声不绝于耳。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新的哲学体系，必须将党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经验，毛泽东思想当中珍贵的哲学意蕴，和当代西方最新的理论相结合。所以，这必定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学术探索过程。

然而遗憾的是，今天的中国大学的理论界，很难说存在着容纳理论体系创新的土壤。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思想界对解释当代世界建构哲学理论体系兴趣寥寥。汪晖教授在《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一文当中指出，“当代中国思想界放弃对资本活动过程(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复杂关系)的分析，放弃对市场、社会和国家的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的关系的研究，而仅仅将自己的视野束缚在道德的层面或者现代化意识形态的框架内。”

当代中国大学中的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理论旨趣颇为类似乾嘉学派，采用了汉代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当然训诂、考订的是西方理论和西方政治话语，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西方话语体系的翻译、引进、介绍、研究、总结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某种意义上，我国思想界几乎和西方一样了解西方的学术前沿动态。但这种研究取向，却某种意义上阉割了我国学者在建构理论体系上的能力，让中国一部分中国学者，成为了依附在西方理论体系的附属物。这无疑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现，也是中国形形色色的精英和公知，各种逆向民族主义的思想根源。

这十几年来，民间的政治论辩和理论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从“精英”和“愤青”的对峙，到“公知”和“自干五”，“左”与“右”的论战，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实践两者的优劣，成为了中国互联网舆论的主题。相关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但就像上面提到的，“入关学”和“姨学”等，其本质就是一种用历史生硬的比附当代世界现实，基本不具备任何形式的理论性。当然这责任并不在网民，反而凸显了正统学术界的建树缺失。

社科领域的各个学科，原则上都脱胎于哲学，通过形成自身的学术范式，从而确立自身的学术规范。但是，所有的社科领域研究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今天随着西方社科领域专业化、数学化的浪潮，各个学科专业化分割了学者们的视野。经济学家不懂政治，社会学家不懂经济，政治学家不问哲学，成为一种风潮。

时代亟须中国的理论工作者们探索与实践出一份答卷。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1944年，郭沫若在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前夕写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七十年过去了，事实证明我们面对历史挑战，成功的脱颖而出。

在今天，在疫情和经济危机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就如同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早晨6点的牧野，我们不仅需要周武王和姜太公的勇气和决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我们还需要周公对旧有世界秩序的深刻反思，“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世界正等待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再次复兴，在此复兴我们的理论建构能力，通过点亮我们自己，构建新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