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疫情，欧盟也早已开启解体倒计时 | 新潮沉思录

“我对你的解释亦或是借口都毫无兴趣，因为我相信我不会从中得到答案。”

——第一军团之主莱恩·艾尔’庄森（Lion El'Jonson）

1347年，伴随着蒙古大军的长期围困，躲在卡法城墙下的热那亚人愈发感到不安。蒙古军队弹射到城内的不单是病死的尸体，更是对于死亡不可名状的恐惧。在巨大的压力之下，这些热那亚人毫不犹豫地选择连夜出逃。当他们终于踏上西西里的土地时，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一场欧洲历史上最大的瘟疫紧随其后而来。黑死病首先在西西里扩散，然后迅速蔓延到北部意大利地区，接下来更是传播到整个欧洲。欧罗巴大地痛苦的呻吟成为了这一人类史上最糟最恶传染病的注脚。甚至隔离（quarantine）这个单词本身就来自于quarantino这个意大利语单词。

历史总是以某种讽刺的方式完成了循环。1月底欧洲疫情的出现非但没有引起欧盟的注意，反而触发了欧洲政客和媒体对于中国的嘲笑。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疫情与某种体制的失败联系起来，用于确证自身价值观的正确性。在2月底意大利北部地区已经呈现出集聚性社区爆发的时候，欧盟依旧公开表示，各国有“很强的整体防范水平（a strong overall level of preparedness）”来应对疫情在欧洲的传播。甚至五星运动联合执政的意大利民主党主席津加雷蒂还公开带领党内政治人物前往米兰，表态反对封城令。不过，颇具喜剧效果的是，津加雷蒂随后被宣布测试结果为阳性，不得不接受自我隔离和治疗。他发布在facebook上为了显示米兰一切正常的作秀视频也很快不见了踪影。

毫无疑问，欧盟不合时宜的乐观主义态度正在导致欧盟的自我毁灭。即便有着EWRS或者ECDC这样的机构和系统，即便有着全球领先的医疗水平，即便有着自我吹嘘的欧盟价值观，欧盟依旧无法阻止疫情的扩散。从意大利到西班牙，医疗资源的不断崩溃正不可避免地将所有人拖入深渊。“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我们以前也从未见过可以得到控制的大流行。”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博士的严重警告似乎正在走向现实。

作为一种笑话的欧洲团结

欧洲团结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养活了无数鼓吹欧盟团结的知识分子和新闻媒体。然而，当1999年欧元在一片欢欣鼓舞之中诞生之时，那些为欧洲一体化高唱赞歌的人可能没想到短短二十年里世界风向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次疫情中欧盟的失败并非什么新鲜事。毕竟，对于欧盟这样的官僚机构而言，在危机中失败反而是常态。

首先，在本次疫情尚未开始的时候，欧盟就已经陷入空前的分裂之中。当我们痛心欧盟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无聊的会议时，对于欧盟而言，二月份最重要的事情绝不是什么疫情，而是二月底的预算峰会。究竟应该如何填补由于英国退欧而造成的财政缺口，才是最令欧盟最头疼的问题。在成员国之间心怀鬼胎的相互算计中，峰会无果而终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随后，欧罗巴疫情的失控迫使欧盟不得不改变口风，承认之前低估了疫情。为了加强欧洲地区的医疗资源的分配整合，欧盟提议召开紧急峰会。3月10日，欧盟各国领导人更是一个个在峰会承诺欧洲团结，将支持在欧洲层面共同对抗疫情。然而，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出生于1986年的奥地利总理库尔兹就无视《申根协定》，直接关闭奥地利和意大利之间的边境。这一近乎打脸的举动，理所当然引起了欧盟的强烈批评。

欧盟的谴责除了证明自己的外强中干之外，几乎毫无意义。反而是欧洲国家纷纷响应奥地利的举动关闭边境。从波兰到匈牙利，甚至德国和法国都开始变相限制边境的流动。与难民危机一样，欧盟引以为豪的自由流动再次成为一个笑话。甚至与15年相比，欧盟在边境问题上的话语权进一步弱化。在欧盟国家的自行其是中，欧盟的谴责变成了唾面自干。在3月17日，鉴于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已经关闭边境的情况下，欧盟不得不姗姗来迟地追认欧洲国家违反《申根协定》的举动，宣布临时关闭外部边境。

最后，为了应对疫情对于欧洲经济的破坏性影响，欧盟各国纷纷突破了欧盟数十年谈判形成的财政纪律。今天意大利宣布250亿第一批援助，明天西班牙就宣布2000亿刺激计划。一贯强调预算平衡，反对赤字的德国更是推出了5500亿的贷款支撑。要知道，财政纪律可是欧盟少有的能对主权国家进行制约的工具。正是这一财政纪律，迫使南欧国家不得不接受紧缩的财政政策，导致失业率的居高不下。

3月26日的又双叒一次紧急峰会将北欧国家和南欧国家的这一矛盾暴露无遗。为了应对疫情危机，以意大利为主的南欧国家要求欧盟推行共同债券以应对危机。然而以德国和荷兰为主的国家再一次拒绝这种可能加重自身债务风险的提议。荷兰更是公开指责南欧国家应该去讨论为何自己财政会陷入如此糟糕境地的原因。

在如此缺乏团结的情况下，欧盟的失败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或者说，欧盟能成功反而是见了鬼的事情。在相互的尔虞我诈中，没有欧洲国家真正愿意为了欧洲作出牺牲。于是，我们不得不询问，欧盟团结究竟去哪了呢。

欧盟的两个创世神话

刚刚过世的保守主义者斯克鲁顿曾经说过一句话，“当人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某种跨国政治机构时，……其结果就是像今日欧盟那样的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欧盟今日的表现则无疑完美符合了斯克鲁顿的嘲讽。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欧盟缺乏团结的现状早在它的创世神话中就已经埋下。

众所周知，欧洲团结的思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相关。面对这一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争，欧洲知识分子开始集体反思究竟应该如何避免战争。在当时的他们看来，这无疑是一场民族国家所导致的灾难，那么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欧洲联盟。于是，他们开始寻求欧盟的第一个创世神话，也就是康德的永久和平。

讨论《永久和平论》无疑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对于当时的战后精英而言，康德所描述的自由民主国家联合起来通往永久和平的方式无疑十分具有吸引力。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必须构成一整套新的价值观论述。为此，他们从康德的永久和平出发，构造了今日被称之为欧洲价值观的东西。这套价值观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为基础，强调人权的重要性。并且通过不断细化，他们将这种价值观广泛渗透到从性别平权到多元文化等一系列议题之中去。

然而，光靠价值观忽悠群众很明显是不够的。或者学术一点说，缺乏客观推动力的欧盟价值观需要实存的基础。为了让欧盟能够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超国家联盟，必须为它找到切实的地基。这直接产生了欧盟的第二个创世神话，也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虽然，今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然破产，并且沦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是对于当时很多人而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论述无疑十分具有诱惑力。按照这套学说的理解，通过相互间的经济联合，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生产力要素的流动。这无疑可以刺激经济的增长，并且让各国共同分享红利。

更为美妙的是，这套学说认为随着经济的一体化将会自动促进其他方面的一体化。这几乎完美吻合了建立欧盟所需要的客观基础。

虽然两个创世神话之间的关系并非十分和谐，但是大体上从煤钢共同体开始，沿着欧洲团结的道路，欧洲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进入到后冷战时期，出于维护内部市场和冷战后政治局势的变化，更衍生出来欧洲独立的集体安全需求。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强调唯有独立的欧洲防务才能真正保卫欧洲的地位。

然而，08年的经济危机率先摧毁了第二个创世神话。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欧洲国家不但发现没有享受到红利，反而丧失了独立的财政政策，使得很多国家丧失了刺激经济的财政手段。这一危机的高潮就是希腊被迫屈辱地接受欧盟的紧缩财政政策。15年的难民危机则摧毁了欧洲集体安全的幻觉。事实证明，欧盟并没有维护欧洲安全的能力。面对百万难民，欧洲国家能做到的只是闭门自保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第二个创世神话的全面破产意味着欧盟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推动一体化进程的客观动力。欧盟已经陷入到停滞和慢性衰退之中。

永久和平的幻想

丧失了客观推动力的欧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之中。为了维系仅存不多的凝聚力，它不得不求助于第一个创世神话，然而过分强调第一个创世神话则不可避免导致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分裂。更为糟糕的是，正是这种过分强调价值观的举动让欧盟进一步陷入分裂之中。

2015年的难民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正如《永久和平论》所指出的第三项条款一样，“世界公民权利应限于以普遍的友好为其条件。这里正如前面的条款一样，并不是一个仁爱问题，而是一个权利问题。”欧盟的价值观要求欧盟必须去帮助难民享受基本的人权。同时这种价值观要求欧盟在2011年干涉叙利亚内战。毕竟按照罗尔斯的理解，“根据我们为自由及合宜人民制定万民法，这些人民唯有不宽容法外国家。拒绝宽容这些国家，是自由主义和合宜性的结果。”结果也已经被我们熟知。狂热的价值观恰恰导致欧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陷入了进一步的分裂之中。

在本次疫情危机中，欧盟价值观的狂热程度进一步加深。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于价值观的机械执行之上。由于客观动能的丧尽，欧盟对于任何可能损害一体化象征的行为都保持高度敏感。面对疫情的快速扩散，关闭边境阻止流动无疑是一种自古以来有效的方案。然而，为了维护所谓的欧盟境内自由流动，欧盟非但没有积极关闭边境，反而谴责奥地利的抢跑行为。马克龙更是在3月10日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会关闭法国与意大利之间的边境。甚至，在3月17日不得不屈服于主权国家的要求时，欧盟还将已经脱欧的英国也划入自己的共同边界之中。这种无时无刻不透露出强烈价值观的扭曲做法，直接削弱了欧盟正确应对和灵活处理事务的能力。

第二，这种价值观也表现在对于中国的偏见之中。特别是在本次疫情尚未在欧洲爆发时，欧洲价值观导致欧洲许多政客陷入某种精神分裂之中。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这样的国家缺乏透明，必然存在数据瞒报和造假。中国疫情一定会比报道出来的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防疫体制蜜汁自信，认为就算中国瞒报的疫情十分严重，欧洲也可以轻松面对。他们更是鼓吹中国唯有效法他们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才能真正拯救中国。甚至不少国内学者也为这种观点摇旗呐喊。北大教授张千帆就在纽约时报中文版撰文表示，“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于摇篮。”虽然我们现在可以不妨问下张教授，他口中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有没有拯救到欧洲呢。

这种价值观先行的僵化做法是欧盟在本次疫情中日益糟糕的关键原因。这背后真正的问题依旧是主观国家和超主权机构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换句话说，这是霍布斯的利维坦和康德永久和平之间无法跨越的鸿沟。上文已经指出，欧盟的价值观本身就排斥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然而，在丧失客观动能的情况下，许多欧洲民众早已对日益僵化的政治正确心生厌恶。危机唤起的既不是自由派所幻想的强大欧盟，也不是齐泽克这样的左派所认为的新时代曙光。它所唤起的是恰恰是利维坦的强大本能。如果改写马克思的话，一个民族主义的幽灵正在欧洲的上空徘徊。

被庸俗的日常状态所遮蔽的利维坦的锋利獠牙，再一次展现在世人的面前。的确，欧盟之间并非没有团结的举动。比如最近德国就接受了极少数法国意大利的患者。只不过这种杯水车薪的举动完全无法扭转欧盟日益衰弱的趋势。特别是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恶化，各国政府必然优先考虑本国民众的医疗安全。这一微弱的团结迹象也将如同风中残烛般随时熄灭。至于诸如共同债券这种真正需要作出牺牲的让步，则恍如空中楼阁，了无希望。

事实也一次又一次证明，欧盟的确是这样一个无能的机构。这是为何在经济危机时，北欧国家会对南欧国家见死不救的原因；这也是为何在难民危机时，东欧国家纷纷闭关锁国拒绝难民分配的原因；这亦是为何在疫情危机时，各国禁止医疗物资出口保护本国需求的原因。在本次疫情面前，欧盟各国之间除了在口头表示团结协作之外，几乎没有实际的动作。作为欧盟顶梁柱的德法则更是带头扣押医疗物资。这对于饱受疫情影响的南欧国家和本来竞争力就薄弱的欧盟小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灾难。

事实证明，所谓的价值观或者制度优势，并不能拯救欧洲于水火之中，唯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能保持强大的动员能力应对危机。至于欧洲团结更是一种幻想。欧盟在五到十年内瓦解或者实质性脑死亡也并非耸人听闻的预测。我们必须准备好应对一个后欧盟时代的到来。游戏的规则即将改变，现在轮到我们做好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