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中国制造业会流出吗 | 新潮沉思录

庆幸的是中国经受住了考验，作为最早披露新冠疫情并在核心城市爆发的国家，中国政府展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中国人民体现了高超的组织水平，基本获得了国内防疫的胜利。从目前看，下一阶段的重点将转入输入防控和经济恢复，就像人大翟东升教授3月初的讲座里提到的那样，“要防止经济体系末端的冻伤”。

我国作为一个重视市场经济的现代工业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50%，中小型制造业企业也在国民经济中占到举足轻重地位，而长达两个多月的防疫工作，使得大量依赖现金流而抗风险比较薄弱的中小型制造业企业、外贸企业和餐饮、娱乐、旅游等服务业都遭受了重大的打击，如何确保不会出现大面积的破产和失业，如何迅速的消除恐慌复工复产，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建设的核心。

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发展，一种忧虑也开始蔓延：相当一部分观点认为，由于前期中国疫情发展造成的防疫物资匮乏，以及带来的供应链停顿，会导致企业因避险而将制造业转移出中国，使中国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从而影响经济的竞争力，这种观点在国外疫情爆发前尤其有市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耶鲁的陈志武教授和网络上的一些高知群体（某杀博士等等）。这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疫情到底会对中国制造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想象中产业链转移制造业流出的现象会不会出现？

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三个问题，去工业化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所谓的“避险”又该如何解读？将制造业搬出中国又要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去工业化的本质是什么？让我们设想一个简单的模型，设想你在某个小镇开早餐店，小镇里只有你一家店，整个小镇的人要吃早餐都得到你这来，作为店主，你很好招工，也有丰厚的利润，但好景不长，早餐店慢慢多了起来，其他的店主为了招工开出了更高的工资，你为了留住员工也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同样的由于想开店的人比较多，房租和装修物料价格也涨起来了，而员工们由于已经有了较高的工资和乐观的市场需求，导致其对工资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直接的结果就是利润越来越少，早餐店无利可图。你决定转行卖衣服，目前镇上还没什么服装店，当然商机也不是你一人看到，很多早餐店赚了钱的人也考虑转行，一个新的“早餐店轮回”再次开始。

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工人工资、装修、房租则称之为生产要素，那么这个简单的模型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只是从“早餐店”的角度看，体现的是“去工业化”，“从服装店”的角度看，体现的是“产业升级”，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早餐店”替换成成衣制造，把“服装店”替换成汽车零配件制造，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都不影响模型表达的内涵。那么可以做个总结：由于高利润部门的溢出效应，社会生产要素价格上升，从而使得原来的产业无利可图而消失或转移的现象，就叫去工业化。

现实中的典型例子是荷兰病，由于高利润部门——石油天然气行业的高速发展，通过溢出效应（工资、福利、租金)导致全社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升，一举摧毁了本国的制造业体系。事实上如果换个角度，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看，这个现象的本质会更加清晰，资本的第一使命是寻求增值，为了增值，它总是寻求那些利润更高的载体，而当资本增值到载体的利润达到边际的时候，它就不得不去寻求那些折旧率更低，流动性更强，对于生产要素配置更不敏感的载体，从这个角度讲，无论是去工业化，还是工业升级，都是资本主义产业升级的体现，不同的是，它升级的目的是利润，而非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融证券化是所有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最终归宿。

对于那些已经把制造业从本国搬到中国的西方国家来说，所有搬出的制造业，在本国都已经经历了利润达到边际的过程，而想要搬回去，同样也会面临无利可图的窘境，而想要消除这种窘境，就必须降低生产要素价格，而生产要素的重新定价，就必然伴随着资本的大规模消灭——就像苏联解体发生过的那样，这个结论与《二十一世纪资本论》里得出的结论有异曲同工之妙，皮凯蒂通过对300年财富不平等的研究，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只有暴力（战争）才能改变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趋势，而对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经济不平等本身就是资本增值的结果。而这样的变化对于目前的西方世界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看不到任何自发的、被动的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可能性，无法形成资本洼地，也就断绝了制造业回归的可能。

再来说说“避险”。从目前看，疫情的传播对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封城，断绝航班是目前的趋势，随着疫情的进一步爆发，各国隔绝人员来往是可以预见的，疫情带来的变化确实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但是对于那些需要“避险”的企业来说，风险本身可怕吗？开个早餐店考虑安全也就够了，建服装厂则需要配套设施的完善，发展it行业则对智力资源有着强烈的需求。如同企业的马斯洛需求层次，随技术水平越来越高，产业集群协作的要求越来越高，企业的风险偏好会越来越低，对于“避险”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

对于企业来说，风险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应对风险的能力，而具体到一个国家，应对风险的能力，实际上体现的就是政府治理的能力，中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为经济发展消除风险的能力，从基建到人才培养，从经济政策到产业规划，为产业升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此次应对疫情的表现看，传统的老牌西方国家政府可谓是出尽了洋相，留下了一大堆诸如“全民免疫”这样的笑柄。对于金融资本来说也是一样，美国股市在3月9日首次熔断，此时美国疫情还未全面爆发，正如那句“信心比黄金更重要”，让投资者对美股失去信心的原因，是特朗普政府倒行逆施的滑稽表演。

可以这么说，在这个时代，政府治理能力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了经济本身，哈耶克泉下有知，可能想不到他想象的那个能保障市场经济无限制发展的超级政府居然真的存在，只是出现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疫情爆发的这个当口，国内已经着手进入正常秩序，开始全民复工复产，这种强烈的对比实际上就在告诉全世界的企业——中国有能力在疫情席卷全球的情况下提供一个安全有序的经营环境。

最后一点，则是全球化经济下产业转移本身所面临的竞争压力。设想一个理想的情况，同样的两个企业，在同一个市场里，生产同样的产品，有各占50%的市场份额。如果此时一个企业应为某种原因，要关停了目前的工厂，去另一个地方建设另一个工厂，会有什么后果呢？

显而易见，第一是转移周期里市场份额会被另一家企业侵占，而这家企业由于排他性的市场优势可以获得超额利润，第二是建设成本摊销周期内的产品竞争力下降。对手的市场份额上升，利润上升，成本下降，而转移企业市场份额下降，利润下降，成本上升，简而言之，此消彼长，如果不考虑任何外部性的影响，那么转移的企业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技术优势。事实上这也是现实世界里经常发生的事，产业转移，要么依赖政府补贴对冲成本，要么依靠资本洼地攫取利润，要么依靠关税壁垒保护市场，如果这些都没有，要么就得依赖技术优势降低损耗。

然而，除了关税壁垒，其他国家可依仗的武器实在有限，但考虑到美国此次面对危机又将进行新一轮的超发货币，对于缺乏货币主权的国家来说，关税壁垒只会引发大规模通胀，难以持续。而现实世界里，除了少数国家在少数行业建立的技术壁垒，已经没有什么行业能对中国有显著而又全面的技术优势了。

如上所述，个人觉得疫情不但不会导致去工业化现象的发生，反而会进一步加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总体上，如果把生产要素价格、政府治理能力和技术优势这三点剥离出来分析，会发现三者也形成了一个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具备生产要素价格低，政府治理能力强，同时又有技术优势的条件，竞争力一流的国家最多具备其中两条：生产要素价格低，政府治理能力强，但没有技术优势，这是改开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强，有技术优势，但生产要素价格高，这是20年前的美国；生产要素价格低，又有技术优势，但政府治理能力不行，这是19世纪末的美国。而大部分国家最多具备一条优势，甚至一条都没有。在这个星球上找到这样一个具备三个要素的国家来承接产业转移，这样的国家在现有世界体系中不存在。

我在17年3月曾以特朗普面临的困境写过一篇分析文章，现在看来懂王的总统生涯没有出乎文章的发展，唯一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做出预言，错失了当神棍的快乐。没有人预料到2020年到现在变化来如此之快，所以我基于以上分析作几条大胆预言，不保证靠谱，仅供脑补。

第一、如果美国疫情继续加重，排华情绪可能很快就会到来，如此美国将失去自己最重要的智力资源，以港台高华为核心的国际反华势力会遭受重大打击；

第二、我国不但会在此次疫情中补上几块重要的产业短板，而且还会出现低端制造业回流的现象；

第三、全球化不会倒退，而会以金融资本和信息产业为载体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