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史诗级熔断，可能是全球化重构的前戏 | 新潮沉思录

基于债务的全球化经济

我们先来说一个概念。Debt-based economy（基于债务的经济）目前基本上只有左翼理论才会继续使用的话语。这个概念主要是在探讨这样一个事实：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不能停下来的机器，我们是基于预期在安排我们的生产计划，以及配置我们的资源。

从生产角度就是项目或订单驱动的生产周期，一年四个季度在整个上下游产业都有每季度必须做的计划和现金流压力，比如对于基础建设来说，第一季度是材料到货，封仓，协调进场等项目前期准备的时间。如果存在后退，上游供应商也要跟着后推，下游的劳务承包商也要往后推。

然而生产行业是主要通过银行或其他渠道借贷关系维持生产扩大和无间断生产安排，甚至可以说这个链条所有人都很大程度靠借贷资金进行运转，生产停滞或不能全力生产对于企业来说都是直接的损失。于是短期债务的偿还可能会延后，这又导致银行系统配置以及给企业授信的担保公司存在周期性延后。诸如疫情导致的突发事件对生产链条冲击后，联动到金融系统，会增加系统性债务周期风险，而金融系统的效应会反馈到所有领域。

由于全球资本主义机器是一个自我疯狂加码的经济体系，全球资本主义的运转模式在这种基于预期的集中加码下几乎没有任何生产控制裕度。现在，突发疫情导致全球几乎都损失了整整第一季度的生产周期，而第一季度在很多行业都是年度生产前期工作的季度，直接决定着本年度生产工作有一个有序的开头和稳定的第二季度生产期。

为了应对这种状况，全球各国也都在通过延后中小企业债务还款期限，并继续鼓励银行对中小企业追加低息贷款和税收优惠，同时尽量通过各种税收鼓励来让商业地产商等直接关系企业经营成本的利益方主动进行让度。

欧美诸如“一直嘴硬一直爽”的特朗普指示美国财政部将报税期限延后4月15日之后，小企业管理局牵头提供低息贷款，以及申请83亿美元的紧急支出预算（用于救济和工资税减免），但是特朗普在电视讲话透露的思路还是所谓为整个生产市场提供足够的流动性。

德国甚至让德国复兴信贷（KFW）对中小企业提供低门槛的无上限贷款。

意大利则试图通过所谓意大利援助法案”（Decreto Cura Italia），主要针对个人的房屋贷款和各种补贴。并通过其他措施延后中小企业的债务周期和提供国家信用担保银行贷款。

整体而言，各国并没有超出上文刚才提到的这些措施。但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探讨：

1.通过贷款增加市场流动性有利于直接缓解短期债务周期危机（比如阶段性的企业债），但无法直接解决中长期债务周期，而中长期债务的负债成本可能更为复杂。

2.对现有生产链条处于停滞或半启动的市场环境，而疫情影响的行业覆盖几乎是全行业，直接注入百亿美元甚至千亿美元的流动性（简称集中放水）给市场，市场是否能够有效配置给各个行业的重要节点，是否能避免市场错配，这可能是要打问号的事情。

基于预期的生产链条在生产周期中断后同时面临前一期的需求预期和后一期的潜在供即使美联储继续加码，但是美股17日尾盘依旧回涨疲软给错配的问题，其次也包括受限制的生产环境（包括需要投入大量成本避免聚集感染或者安排人员轮班等等）是否有足够的产能利用率。毕竟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艺术和和所有配置行动的总和，并不是机器降神。任何诸如紧急状态等供需链条突然波动的国际贸易体系都是不稳定的，因为共同市场配置有延后性。

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脆弱

除了疫情作为事件本身来看，还可以发现一些其他的问题，

1.全球化经济模式，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下，运输和生产链条因受损后，应急物资出现供给不足甚至市场配置失效。欧盟各国作为处在全球经济分工体系中上，只保留本土制造业的研发和工艺设计等技术资产，而把产能全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之后。生产周期的中断，几乎导致欧洲共同市场面对急需的应急品成了孤岛，成了政府出面有钱都很难买到应急，需要到集体向我国求援，走高端外交渠道才能以援助名义拿到应急品的地步。

这一方面，说明法德资本主导的欧洲共同市场并没有成了一个可以独立运转的分工体系。法德资本在90年代开始都试图往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输出产能，但是一则东欧市场消费能力不强没有制造业就近优势，二则未形成规模化产业集群，三则东欧的劳动力价格上涨过快，甚至波兰、捷克等劳动力技术水平并没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工人工资都比中国很多地区都高。

于是东欧宁愿做游戏也不愿意给法德轴心做下级市场和初级原料供应地，而程序员在有理工科（主要前苏联地区）教育积累的东欧和巴尔干半岛还是比中美还有欧洲发达国家便宜很多的。

这不得不使得人重新思考完全去地域化，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现有全球化生产体系是不是值得商榷。

2.美股本质是全球资本化的市场，它和国际资本市场耦合度远高于和美国本土生产体系的耦合度。而这次美股市场的市场恐慌并不仅仅是美国或者西方世界疫情状况的恐慌，（由于上述已经论述过的全球资本主义不能停下来的原因，这里不赘述）更多的是对全球产业周期缺失的恐慌。完全非地域性的国际分工体系使得大部分国家并没有本土可以直接替代的生产商作为过渡，而且由于劳动力成本和产业比较优势，本土已经很难进行制造业回流，这使得产业周期缺失这种突发事件对于这些地区冲击是剧烈的，且伴随长期后续效应。

而金融市场由于美元体系和美债作为最佳投资品，全球联动度又过高，全球恐慌情绪放大效应是几何级的。所以特朗普救市目前收效不好并不仅仅是操盘问题，08年美国救市采用的抓手好歹明确是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商，结果尚且没救过来，这次全行业基于生产周期缺失的恐慌，美联储大规模降息的奇怪操作反而释放了似乎黔鹿技穷的信号，市场恐慌反而几何级扩大，继续导致金融市场下跌，当然这和很长一段时间美国依赖低利率货币政策释放流动性来解决问题的惯性有关。国内经济学者李稻葵直接吐槽特朗普还不如啥都不干喝喝茶，影响还好一点。

而主流金融市场处于避险考虑，会通过热钱的方式进入它们认为的避险市场，抬高避险市场大宗价格和企业股，但是这些热钱并不会进入到避险市场的生产体系，对于生产恢复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值得怀疑的。

这引发的思考其实是我们现有全球化经济体系的脆弱。沃勒斯坦晚期思考中把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构性危机归结成三点：⼈员成本、投⼊成本和税收成本。

人员成本的降低通过跨国转移产能实现，因为全球化早期的制造业内部培训体系已经足以容纳非熟练技术工人入驻，且还未参与世界经济体系低收入的地区，不仅工资水平低，本地急需外部资本输入创造的就业岗位，且相比于工会化欧美，劳动权益的预期和劳资关系协调成本也较低。

同时寡头企业牵头通过内生技术积累不断优化生产流水线和投入研发或引入自动化体系来减少人员岗位需求。

但这两个都有极限，一是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工资增速比想象的快，参与世界经济体系后的后发国家经济议价权也不一定弱势，劳动者的权益意识会对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提出进一步要求，综合成本慢慢走入一般均衡。

二是，先发国家并不会永远占据技术优势，后发国家在全球化分工带来的新兴领域都具备后发优势的可能，先发国家在行业整合和消费习惯上都可能存在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成本。那么，自动化技术的生产可能不是传统先发国家的跨国资本寡头，人类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可能是多极化的。

其次是投入成本的急剧增加，主要原材料全球化配置后的成本，企业从金融市场获取支持的隐性成本，生态环保技术投入，以及修复基础设施的成本。这个就不用多论了，这方面原因导致欧美企业的倒闭，迁出甚至竞争弱势都有很多例子。

最后是税收成本。传统跨国资本通过不同地区的监管力度差异，税收政策差异，以及通过金融系统各种产品手段尽量避税，但这也是有极限的，企业的各种资产配置避税实际上也在增加不确定性，从而压缩企业经营的裕度，在诸如疫情这种突发冲击下，哪怕对于跨国资本，这都是一个重要问题，类似于我们刚才提到逐层加码的债务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的问题。更何况后发地区随着经济发展，税收制度和监管也会更加正规化。

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体系的重构

目前由跨国资本主义推动的全球化从上世纪开始，随着欧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而统治全球，然而在那之前，世界被相对保守的国际贸易体系统治了很多年。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开放和保守两种模式会长期冲突，此消彼长，直到一种新的范式出现 。

举个历史上的例子，1929年大萧条后，国际贸易体系转为保守趋势，美国颁布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方案，于1930年6月17日经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将20000多种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英国也采取内部税收减免等措施，打造英联邦主导的区域性贸易集团主导的共同市场。

于是曾经二十世纪初期建起来的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开始被各国的各种非关税性质贸易壁垒冲破，而多国通过以主权国家为单位，进行大量双边协议来重构国际贸易模式，而主权国家的双边协定又成了很长一段时间较为稳定的贸易模式。

对于目前这种全球化模式，这次疫情这类突发事件给我们展示了一下这个新型黑箱的一些内在矛盾。于先发国家而言，上述提到的全球化市场一些内部矛盾及其引发的内部政治问题，以及经济实力衰退，可能会从多边贸易体系退却，将以前多边贸易体系下的经济成果折现，鼓励跨国资本部分回归地区性提供本国就业岗位和经济推动力，这样会回归到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签署的区域性合作协议和双边协议群来构成新的贸易体系。这是美国在做的事情，当然由于总统是特朗普，他不仅折现回流和收缩，还喜欢到处搞敲诈。当然，产业链是否回归并不会以特朗普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而对后发国家而言，也不会仅仅满足于参与世界经济体系，而会去主导一部分国际分工体系作为自身的产能和技术服务输出，并培养后续新兴市场。那么，出于目前经济话语权尚不成熟和与现有国际体系的摩擦，也会通过区域性合作协议和双边协议这样更具备自主权且保险的方式，通过投资换基础原料，投资换基础设施经营收益，借贷或投资换取未来市场收益的模式去建构国际贸易体系。

于是无论对于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下一步一个统一的需求可能是重构全球化——即回到主权国家为单位，以双边协议和地区框架为基础，采用主权信用担保模式的新全球化体系，在这种趋势之中，跨国资本将越来越多的和主权国家的意志产生冲突，全球贸易体系进入保守主义抬头期。

这可能是这次疫情带来的一种突变性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