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城市生病了吗？ | 新潮沉思录

诚然，中国的城市存在各种各样的弊病，但这些问题首先是历史的、发展的问题，在发展中产生，也要在发展中解决。——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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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一种聚落，一种高度集中的聚落。人们聚集在一起，是为了开展商业活动，交换商品，，即所谓市；而在战争频发的古代，为了保护大量聚集的商人这一“肥肉”，要有防卫设施，这便是城。城市也是各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和手工业的聚集地。审视城市，重要的是考察商品生产、交换以及伴随着的货币流通。

工业革命后，城市的生产功能大大增强，工业化的城市往往更加具有生机和活力。在这一时期，工业化的城市从未工业化的地区购买原料，制成产品又输出向这些地区，赚取增加值，而这实际上是货币（如金、银）向城市快速流动的过程。

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兴起和产业转移的进程，一批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开始了去工业化的进程，消费性和寄生性又再次提高，而这种寄生，更是通过高增加值服务业对全球范围内生产者的寄生。

以上是基于历史发展的一些分析，要注意的是，这些分析对于当今的中国都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原因很简单，中国各地现代化的过程是不同步的，不同层级的城市，现代化程度也有很大的区别。

这是自然地理禀赋和行政政策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分化，两种因素并存，最初以自然地理为主。其中河流水文在城市的形成、发展、分化过程中有巨大的作用，这是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水，水运也是极为重要的运输方式。总之，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城市往往都有河流相伴。

而在中国进入近代以来，铁路、公路逐渐兴起，部分地改变了原有的格局，徐州、郑州、石家庄皆是如此。当然，整体上仍然继承着明清的省-州府-县三级格局。下面分别从服务人群和货币流动两个方面来分析一下县级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地级城市。

首先是县一级，特别是农业县的县城或者说城关镇，从某种角度上说，可谓千年未变，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上和其他集镇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县城和集镇的区别在于政府、中学、县人民医院都在这里，抛开一部分蛀虫，这些公务员、教师、医生确确实实为整个县级行政区提供了行政、教育、医疗服务，整个县城中，也只有他们真正有稳定工资，或者说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而另外一群有钱，有购买力的人，则是农民们，他们将部分农产品出售，或者外出务工，将钱寄回家乡。

而在县城，想要做好生意，一定是要为以上几个群体提供商品和服务。起初这些商业由供销社和百货大楼提供，如一块肥皂、一条毛巾；后来，一些批发市场、超市以至于后来的商业综合体开在了县城最繁华的地段，伴随着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及城镇化（农民上楼）的东风，出售着以电视机为代表的各类大家电和小家电，贩卖着简单甚至劣质的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造就了一代神车五菱宏光，养肥了一批建材市场。

至于什么第三产业，基本上只有小饭馆、小理发店，在货币流动的过程中，都依附于上述的几个群体，至于金融业，那就只应该有农村信用社和小型城商行。而想要发展一些工业，就必须要有地方特色和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比较优势，形成较大规模，把商品向外输出，让雇员得到工资而产生足够的需求，这次疫情中崭露头角的卫材之乡长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现阶段，劳动密集型的要比资本密集型（如小钢铁厂、小化工厂）的好一些，这也是从拉动就业和消费的角度来考虑的。当然，如果能拉到一个团队、一家公司，做一点有高新技术的产业，那可算捡到宝了。

到了地市一级，差距就更大了，同样地处深山，十堰有一定的工业基础，而欠发达的恩施州，基本上是纯农业地级单位。这样的分化是逐步产生的，是投资在各个城市不均匀的结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资本从哪里来？那么在此简单地用经济史的视角分析一下，中国工业化、中国城市发展的资本来源。

概括地讲，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是一个资本不断增密、排斥劳动的过程，这很好理解，简单的农具、纺织厂的织机、一套炼钢设备再到一台光刻机，每一次产业升级所需要的资本的量都要上一个台阶，而雇佣劳动数量却反而下降了。如果资本不足，甚至发生资本被投资方抽出，叠加贸然产业升级会导致工作岗位减少，失业率上升，进一步使得需求减少，直至发生危机，因此，劳动力不仅可能是资源，也有可能是包袱。

改革开放前主要是156个工程承接苏联产业转移，苏方资本撤出，中国进行内生性的三线建设，43方案吸收欧美技术。当然，需要强调的还有自晚清开始，在前三十年快速发展的铁路运输。一图胜千言：

中国人民铁路全图是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铁道部绘制的一张全国铁路线路图，该图纵108厘米、横77.8厘，保存完好，为拼接胶印，对研究建国前夕的全国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极具参考价值，被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收藏于中国铁道博物馆。

大多数中国重要城市的工业基础，都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并将这一优势延续至今的，当属北京，其次则是东北地区。需要指出的是，从绝对数量来看，这一时期的投资相比于改革开放后微不足道，但绝对是基础性的。

长期以来，建国初期偏重工业的产业政策、禁止私营实行集体化的经济政策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的户籍政策受到广泛的批评，认为应该发展私有经济，发展轻工业，增加就业，“就如同改革开放后一样”。

这就是忽视了重工业的基础性作用，仅以化学工业为例，其中两大重要产品分别是化学纤维和化学肥料，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化学工业，就没有化肥，就没有足够的粮食让农民进城成为工人，也不会有足够的棉、麻，更不会有足够的化学纤维，如何发展轻工业？而这一问题，恰恰是改革开放前开始的四三方案着力解决的。

四三方案26个成套项目中的沧州化肥厂

因此，不能以改开后否定改开前，很多城市通外向型经济崛起，确实改变了中国的城市发展格局，擦除着改开前的痕迹，但如石家庄、徐州、十堰、攀枝花等城市与其他农业为主的地级市拉开差距，则代表着改开前留给我们的遗产。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铁路网已经成型，有全国影响力的铁路枢纽向中部转移，武汉、郑州、西安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地位大幅度提升，但中国仍然非常缺乏资本积累，有港口且能吸收外部投资，承接产业转移的沿海城市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壮大，中部虽然增长，却因此没有很突出，但只要中国重新转向内生性的现代化，上述三城必将重新崛起。

改革开放后，先发的山东、江苏以集体企业为过渡，从当地国有企业购买机床等设备，生产轻工业品，供给内地，和其他集体企业交换、出口，这种不负债，也不雇佣，不需要定期发工资的生产方式，如果遇到经济波动，停产分散务农即可。与此同时，深圳开放建特区，进而广东、福建引入港资、台资，以三来一补为主，发展外向型经济。随后上海、宁波、温州开放，江浙沪亦转向外向型经济，而山东内部出现分化，胶东对外开放，鲁西以本地为基础。

到1997年，东南沿海民营企业严重挤压内地国有企业，特别是东北重工业企业，即使通过国有银行提供贷款支持，仍难以扭亏为盈，同时引发了国有银行巨大的坏账问题。而江苏、山东通过大国企、县级小国企、乡镇集体企业和农村的良性互动，同时往内地销售一部分商品，出口一部分商品，承受住了危机，高度城市化的东北则一蹶不振。

至此，简单分析一下便知，矛盾在于部分企业所生产商品在市场上无法顺利售出，滞销、亏损、破产，即是说中国整体已经进入资本过剩、生产过剩的状态。

只要是门槛不高的行业，竞争会非常激烈，售价直逼成本，只有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和以次充好降低品质能够使企业盈利，营商环境全面恶化，想想那9分钱一只的口罩。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谋求加入WTO，大量出口，缓解产能过剩，另一方面，扩张财政，引导资本转向基础设施建设，这虽然实质上转向了土地财政，带来一系列问题，但延缓了危机。在2001-2009年间，乘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东风的出口为明面上的主流，后者为支持性的支流。以上为缓解需求不足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如何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增加值，减缓上述恶性竞争？

答案是积极的产业政策。如果秉持片面的比较优势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必然引向前文所述生产过剩，而资本是趋利的，实体资本会被挤出，投入金融投机。

如果我们观察日本、四小龙、四小虎的发展过程，在资本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东南亚、港台、日韩都选择了金融投机，这是客观的利润平均化过程，但在欧美撤资时，四小虎全面崩溃，台湾日本韩国凭借之前产业政策留下的半导体等高新技术产业勉强支持，但经济也逐渐停滞。

那么城市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规模较大的城市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升级）最重要的落脚点，资本投入时，聚集一定比分散好。一方面，工业化和产业升级是一个资本增密的过程，只有集中投资，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另一方面，几百个亿投在一个城市，就是一条地铁；两千个亿投下去，能建起一条京沪高铁；而分散在几十个城市，就只能修建公路，购买公共汽车，这对交通通达的促进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而在基础设施共用降低成本的角度考虑，城市人口每增加一倍，基础设施仅需要增加70-85%，而资源聚集会导致房价抬升，政府卖地收入提高，基建水平进一步提高，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

其次，教育、医疗资源和较高水平的行政服务均集中于大城市，这有助于产学研结合，培养和吸引高端人才和民营资本投资，响应产业政策，政府财政收入提高，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方面的投入，这又是一个正反馈循环。

问题来了，较高的地价会抑制人才和资本流入吗？一定程度上会，但只要聚集的收益大于地价上涨带来的额外成本，那么聚集一定会进一步发生，所以重要的是以人为本，以产业为本，而不是以土地财政为本。总而言之，城区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是自然条件（以资源、交通为主）、市场竞争和行政手段共同创造的低成本高收益地区。

但沿海大城市不可能无限扩张，当地价足够高因而已经抑制人才和资本流入时，城投债会爆发债务危机的风险就已经很高了（温州即为一例），与其听之任之，不如适当限制沿海地区城市发展，支持内地大城市形成优势产业。

但是，市场的力量是巨大的，扭转资源的聚集是很困难的。是什么部分扭转了这一趋势？正是09年金融危机造成了输入性的危机，欧美经济陷入困境，连累国产商品滞销，企业亏损、破产。其中东南沿海受冲击最大。这既是危急存亡之时，又是大机遇出现的时刻。出口退税政策转变为家电下乡补贴，山东和其他中部省份通过对农村腹地消费能力的开发，延缓了危机。

在此引用温铁军老师的论述：2009年之前我们搞了十多年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搞了四五年新农村建设，有人说这是浪费。是，通电有线损，自来水有线管损耗，道路不一定有人用，承担这些建设任务的国有企业也存在效率不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你想想，如果你不把路修通了，不通电，不通水，你想卖给农民汽车，怎么开？你想卖彩电、洗衣机、热水器，谁会买单？正是这些建设和农民兄弟支持，才救了原本的沿海外向型企业。

那么回到此时此刻，这场大疫给我们什么教训？其一，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医疗方面严重不足，下一阶段的基础设施应该以不足此项短板为重点，当然，医疗见效慢，不像交通基础设施可以快速提高经济运行水平，但我们必须补课了。其二，从低端的口罩制造，到高端医疗器械：核磁、CT、PET-CT等应形成一整套产业集群，要有国家队和产业政策扶持（有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上海影联医疗）。其三，交通运输部门特别是铁路应该加强多通道建设，不能因为失去重要节点而瘫痪，如需转运病人至外省医院，要有预案，不能像武汉市在市内转运病人都做不好。其四，我们已经讲明了中西部经济加速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也看到，这样的经济基础和当地上层建筑已经出现了巨大的矛盾，这样的情况急需整治。

最后，仍然是回到城市，我们需要支持中西部省会发展为中心型大城市，但也要注意要加强对城市群和其他强地级市的建设，需要一批强势产业，形成产业集群的中等规模城市。这需要产业政策的支持，也需要不断加强教育投入，加强产学研结合，扶持一批所在城市有发展潜力的高校，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校区、天津大学（福州）、北京师范大学（珠海）、中国矿业大学（徐州）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中国人口密度图，篮圈为部分省会城市周围2小时交通圈

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北、鲁西、皖北、豫东等人口密集地区远离省会城市（四川盆地南北，南阳襄阳、衡阳赣州等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一批强势的地级市来服务，如徐州，在淮海地区提供了教育、医疗服务，和周边地市进行了公积金互通、医保联网结算等，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以民为本，扩大内需（其高潮就是精准扶贫），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是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主流，一带一路和RCEP要继续推进，但出口的地位仍会有所下降。中国的现代化，还是要回到内生性现代化的轨道，中国的未来也必然在于县级行政区以服务好农民为目标的现代化，在于山东和其他中西部省份，在于苏北、粤北粤西，在于有广大农村腹地的武汉、郑州、西安等城市，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全面提高。

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