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DA与游戏规则 | 新潮沉思录

在1904年那届堪称“混乱”的圣路易斯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英裔美籍长跑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在被教练半强迫地服用了混合了蛋清的士的宁（马钱子碱，又名“士的宁”，是一种极毒白色晶体碱，曾用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后，成功获得冠军。虽然他在率先冲过终点后再起不能，经四个医务人员紧急抢救后方才清醒过来，但毕竟是拿了金牌，“证明”了自己是当代第一，想想也值得吧。

这就是现代奥林匹克史上第一例兴奋剂使用案例。

虽然国际奥委会从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开始实施兴奋剂检测，但回顾冷战期间，兴奋剂发展依然迅猛。即便暂且不谈隶属华约或者北约的国家夺得奖牌、名次后为相关经济体制与意识形态背书的作用，只谈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科技比拼，我们也会发现，“服下就能拿名次”的人类运动能力的增强类药物，最有可能主导其研发的从来是军方。

冷战期间，华约北约双方军事力量互相攀比、提升科技树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既然是军事力量，除了在导弹飞机坦克核武器这些领域上下功夫，对战争的基础，也就是士兵的增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我们甚至可以说，在那个时代，你给运动员提供的增强类药物效果越好、副作用越低说明你的科技水平也就越高。

“如果我可以给你一颗药丸，吃了它你可以拿得奥运金牌，但是我要在一年后杀了你，你愿意吗？” 在1967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教学研究员，马里兰大学副教授，Gabe Mirkin博士曾就此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公路赛前做过一个调查问卷询问多名运动员。在约100名调查运动员中，超过一半的人选择药丸。

在2003年，田径名将、9枚奥运金牌得主卡尔·刘易斯承认，自己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前，尿检呈阳性。而美国奥委会只是象征性的警告了下，刘易斯不仅没有禁赛还保留了自己的金牌与成绩。

我们回顾体育赛场的兴奋剂史，似乎在苏联走向颓势之前，世界各国也好，国际奥委会和奥委会相关组织也罢，一直对体育赛场上的兴奋剂采取了某种程度上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这样看来，比起当代国内外媒体与相关机构对兴奋剂事件的穷追猛打，当初的权力机构与媒体似乎都很“宽容”，而这“前恭而后倨”，特别是针对我国与俄国的倨傲以及对美国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恭敬，都是从红旗在克里姆林宫落下那天开始的。

不少自我认同为“新左翼”的各国学者们（如柄谷行人）在苏联解体后猛地发现，自己虽然以“新左翼”的自我认同花式嘲讽苏式社会主义，但其实自己的“新左翼”认同恰恰是因为苏联的存在才有意义。至于为什么要在这里提这件事，实在是因为围绕WADA以及本次以WADA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为首的“规则制定者”们的肆无忌惮，也依然是和苏联的解体息息相关的。

当然，就算是现在，奥运会这样的全球体育盛会也依然是各国角逐综合国力的赛场，只不过苏联解体后，再也没有国力与科技水平都与美国处在同一水平线的国家。美国的体育成绩与制药水平从此一骑绝尘。

自从中美恢复建交以来，中国多是以融入和遵守秩序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我国体育事业起步晚，80年代开始参加奥运会，也曾走过弯路。相当多的资料也表明，1986年那位来自东德的排球项目主教练克劳斯带来的不是什么先进的训练方法，而是对兴奋剂使用的百无禁忌。90年代，我国体育一些领域陷入到兴奋剂危机之中。为此，中国的体育事业与运动员付出了惨烈的代价。

痛定思痛的中国人针对这一情况开始做出改变。1999年11月10日，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成立，中国可以说是这一机构所制定的规则最好的遵守者之一。

尤其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曾表达“绝不会说某一届奥运会是历届最好的”雅克·罗格也不得不表示“北京奥运会确实树立了标杆”。这样的评价不可能是空穴来风，是全国人民在这场盛会所做出的的奉献最终让这一届奥运会成为了标杆。

值得骄傲的是，08年北京奥运会即便依然有各国运动员为了拿到金牌后的巨大利益而铤而走险，但依然是相对干净的一届奥运会。客观地说，因为成为世界冠军后的利益回报过于丰厚，几乎是不可能在现行经济体制下根绝运动员使用兴奋剂，但是北京奥运会对反兴奋剂的努力却是不能被抹杀的。

这样的遵守也体现在WADA这个机构自己的数据之中。该机构14年的一份数据表明，中国运动员即便不是最干净、最努力、最有天赋的运动员，也是这三个“最”之中的第一档了。

可以看到，中国被抽检数高居榜首，在高达13180例中检测出区区48例，在永远和理想世界有距离的残酷现实里，中国已然是世界上最干净的运动强国之一了。至于为什么清白了很多年的中国不能享受和其他几个体育强国一样的抽检待遇（比如，澳大利亚、美国），显然与WADA的构成有关。

自打该机构成立以来，干的最多的事就是给西方国家认定的敌国运动员“添堵”。为什么这么说？2019年11月25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称，由于在检查中发现“莫斯科反兴奋剂实验室的数据‘既不完整、也不完全可靠’”，因此提议在国际重大赛事上对俄罗斯禁赛4年，随后，俄罗斯真的被禁赛四年了。而就在同年11月，WADA“上新”了一个主席，而这个名为维托尔德·班卡的现任主席，是波兰体育和旅游部部长。至于波兰人有多想、有多喜欢给毛子添堵，笔者只能说这个至少要追溯到莫斯科公国建国之前的时期了。

只是旧恨尚且不用这么“赤裸裸”，但是所有的事情一旦是“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就会变得麻烦起来。

2015年，时任WADA主席的里迪表示，自从1999年成立以来，该机构与兴奋剂之间的战斗始终力量悬殊。WADA的资金来源于国际奥委会和各地政府，两者各占一半。然而过去十年，机构年平均收入基本保持不变（2015年为2680万美元），在通货膨胀的大背景下，机构运转只能勉强维系；2019年1月1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反兴奋剂部门（Court of Arbitration for Sport Anti-Doping Division）的洛桑办公室开始正式运行。Brent J. Nowicki，该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反兴奋剂部门获得更多的独立性这一改变，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和反兴奋剂相关的纠纷和案件，让类似的案件的审理时间缩短，节省投入和资源，以及解决一系列现存的问题。

WADA目前的资金来源构成，亚洲国家似乎只占25%左右，剩下的75%依然是由欧美国家来提供。眼瞅着在这么严的抽检下，我国运动员依然能出成绩、拿金牌，这“断人财路”之仇怕是避不过了。这“旧恨”添上“新仇”，也无怪乎WADA迫切的想要证明自己才是大哥，自己才Said Calculation（说了算）了。

2015年，美国运动员申请WADA认可的“服药豁免权”的人数高达653人，大约有400人通过，获得使用违禁药物“治疗”心肌缺血，哮喘，糖尿病，失眠，多动症，等疾病，而其他国家一共不到50人，到目前为止中国运动员从来没有获得这种资格。笔者不禁感叹，如此之多身怀疾病的美国运动员还要坚持体育事业，或许这就是他们的奥（双）林（重）匹（标）克（准）精神吧。

这次孙杨禁赛事件，和这几年我们遭遇的其他事件一样，都指向一个问题，作为一直以来的国际秩序追随者，我们早已习惯了偏见，无理和不公，只是这样的规则体系仍然让制定者们不满意，以至于到了要掀桌子的地步，也难怪今天国内互联网上出现了很多"不入关行吗“的声音。

PS：没关注相关新闻的同学请查看今天二条关于孙杨事件的补充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