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草明年绿，谁家儿郎笑？娘子在不在? | 猛哥

图自网络

写在前面：

武汉开城。很多人让我写点文字。于武汉，我是充满感念的。

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武汉，我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人等也跟武汉有关。

余华有本书叫《十八岁出门远行》，我甚喜，至今还记得结尾：后来我就背起了那个漂亮的红背包，父亲在我脑后拍了一下，就像在马屁股上拍了一下。于是我欢快地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从那以后，我就对外头的世界万分憧憬，掰手指，盼望十八岁早早到来。

十八岁终于来了。爸爸送我出门去上大学。尽管是湖北人，却是头一回去武汉。“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

打第一眼看见武汉，这个城市在我的记忆中策马奔腾，没有停歇。

那就趁机写点东西吧，聊以为记。

1

写武汉的作家很多，最佳者无疑是易中天。

他有一本《读城记》，其中这样写武汉：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所谓“最好同时也最坏”可以概括为：左右逢源，腹背受敌，亦南亦北，不三不四。

说的就是武汉的地形和地理位置。

武汉自古就是“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很奇特。

说武汉离不开孙权。

尽管孙权在《三国演义》中战斗值一般，但在《三国志》中他可是一个厉害角色。

为了跟刘备抢荆州，公元220年，孙权迁都武昌。

请注意，三国时的武昌，不是现在的武汉，而是武汉以东的鄂州，东汉设鄂县。孙权迁都之后，鄂县更名为武昌。

“以武治国而昌”，武昌的名称由来于此。

关羽大意失荆州，还送了人头，刘备很伤心，亲率大军来报仇，怒令智昏，不敌陆逊，败退白帝城，喊来诸葛亮托孤，最后一命呜呼。

白帝城位于重庆市奉节县，如今还有遗址。

那是公元223年的事。

同年，孙权在古代武昌以西附近大兴土木，筑夏口故城。

夏口城，即现今武昌。

为何叫夏口呢？因为该城在黄鹄山北侧(今之蛇山北侧)，面对长江，并与夏水(今之汉水)口遥遥相对。

孙权还在黄鹄山造了一座军事塔楼。

黄鹄山又名黄鹤山。据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城西临大江，江南角因矶为楼，名黄鹤楼。”

一城一楼就此浮出历史地表。

2

《元和郡县图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地理总志，叙述全国政区的建置沿革、山川险易、人口物产，以备唐朝皇帝制驭各方藩镇之用。

它的作者是李吉甫。

李吉甫出身名门，早年点儿背，被贬来贬去，很郁闷，让擅长占卜的袁隐居推算官职运数。

唐朝是一个很神奇的朝代，开放至极，三教九流都能等大雅之堂，比如相术士。大名鼎鼎者，除了写下《推背图》李淳风和袁天罡，还有袁隐居，留有《阴阳占诀歌》一百二十章。

袁隐居对李吉甫说：“你可以做到将相，寿数为九十三。”

李吉甫说：“你妹，我的先辈中从没有能活到七十的。”

袁隐居说：“按照占算出来的命数，就是九十三。”

那就走着瞧。后来，李吉甫真的两度拜相，节度淮南。不过五十六岁就嗝儿屁了。

可他死的那天是元和九年十月三日。恰好符合九十三之数。

这都能扯上，信了你的邪。

李吉甫的儿子更不得了，他就是李德裕。

唐代中晚期的“牛李党争”影响了国运。《剑桥中国隋唐史》说，牛党领袖是牛僧孺、李宗闵和李逢吉，而李党的领袖则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绅。

很巧，牛僧孺崭露头角时，就是被李德裕他爹，也就是李吉甫给打压下去，外放去做武昌军节度使。

之前，夏口城和黄鹤楼是连在一起的，牛僧孺到任后，进行改建，把黄鹤楼从城里分离，成为独立的景观建筑。

对，到唐代，黄鹤楼已经没了军事用途。

严格算，从西晋起，黄鹤楼就是游览意义大于军事意义。

为嘛？因为魏蜀吴最后都归了司马家。

刘备翘辫子后，诸葛亮满门心思手撕曹魏，蜀汉对东吴已构不成威胁，孙权再把都城放在武昌就不合时宜了。

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然后把国都又迁回建业（今南京）。但他还是让太子孙登驻守武昌，实际上把武昌当做东吴的第二国都。

公元265年，东吴末代皇帝孙皓听说荆州有王气，能破建业。这还了得，他不顾大臣们反对，仓皇迁都武昌，要镇一镇这团王气。但折腾一年，毛都没看到。公元266年，孙皓又迁都回建业，劳民伤财。

公元280年，“千寻铁锁沉江底 一片降幡出石头”，吴亡，三分天下尽归晋。

自然，作为内战工具的黄鹤楼就另做他用。

3

变成景点后，黄鹤楼吸引了文人无数。不少名士“游必于是，宴必于是”。

李白对黄鹤楼情有独钟，但读了崔颢的《黄鹤楼》后很惆怅，“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老崔的《黄鹤楼》如今妇孺皆知：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此诗被后人评为“唐人七律第一”。

虽自愧不如，但是李白还是写了16首关于黄鹤楼的诗，男人都是大猪蹄子，不能信呀。

公元730年，李白的好基友孟浩然要去扬州，两人在长江边执手相看泪眼，基情涌动，李白忍不住，写下《送孟浩然之广陵》，遂有名句：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1290年后，武汉爆发疫情，各省驰援。疫情稍歇后，武汉发布感恩海报，其中感谢江苏医疗队海报选取的景观是黄鹤楼，感谢辞是：

下个烟花三月，一同登楼望春风。

多读书，还是有好处。

4

据统计，历代骚客在黄鹤楼留下了超过400多篇诗文。其中居然有岳飞的《满江红》。

别误会，不是《满江红.怒发冲冠》，而是《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真怀疑，岳飞就会这一个词牌。

就会一个词牌的岳飞把一手好牌打烂了。他一直跃跃欲试，要打回黄河以北，迎回二帝，让宋高宗赵构很烦，就把他派到武昌屯兵，前后7年。

1138年春，郁闷的岳飞到黄鹤楼登高，北望中原，填出《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字里行间都是喊打喊杀。

2年后，岳飞统率岳家军大破金兵于郾城，进军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中原失地。但朝廷执行投降政策，勒令其退兵。

又2年后，岳飞被赵构、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现在黄鹤楼景区内还有岳飞广场。

岳飞很悲催，黄鹤楼更悲催。历史上毁坏和重建了27次，仅仅在明清两代中就重建和维修了10次。

古代最后一版黄鹤楼于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建好，又毁于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

那年秋天，黄鹤楼毁于一场火灾。《申报》对该火灾报道甚详：“张姓骨货作坊失火，该坊本系草屋，因学徒执火油灯上小阁取物，失手将灯倾落，施救不及，遂至燎原”。灾情则是，黄鹤楼“付之一炬”。沿江一带“约共焚去二百家左右”。

后来，黄鹤楼就没有重建。

1889年，张之洞来鄂任湖广总督，站在名楼废墟感叹不已，撂下狠话，等汉阳铁厂搞得红火，欲建铁黄鹤楼。

好，张之洞出场了，武汉终于扬眉吐气。

5

张之洞，当之无愧的“武汉城市之父”。

1889年11月25日，张之洞乘坐“粤秀”轮船抵达武昌司门口，彼时武汉已是深秋，江风带寒，冬天就在眼边。

当52岁的张之洞踏上武汉土地时，他自己和武汉都注定了命运的改变。

张之洞在武汉修铁路、办工厂、练新军、兴西学。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冯天瑜撰有《张之洞评传》，这么说：

张之洞以洋务实绩垂名青史，今人念念不忘者，多在于此。而其洋务事业，抚晋不过萌其芽，督粤也只是小试其端，湖北才是收实功之地。经张之洞督鄂近二十年的惨淡经营，湖北由一个深居腹地、经济文化均处中等发达程度的省份，一跃而为晚清全国最重要的机器工业中心之一，某些门类（如钢铁工业、军火工业）在当时的东亚也占据领先地位；新式学堂的创办、游学生的派遣、洋操洋械新军的组训，也居全国各省前列。就清末洋务事业的综合发展水平而论，湖北驾乎天津而直追上海后尘。

冯天瑜现为武汉大学资深文科教授，他算是梁启超再传弟子（他老爹在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湖北名望很高，深得历任湖北和武汉头头脑脑们的敬重。

2020年新冠疫情中，冯天瑜力挺一个叫方方的女作家。

方方，武汉大学中文系1978级毕业生。

而武汉大学的前身，自强学堂，即为张之洞所创，此外，他还创办了湖北农务学堂（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昌幼稚园（中国首个幼儿园）、湖北工艺学堂（武汉科技大学）等。

张之洞在武汉留下如此厚重痕迹，武汉人理应世代纪念之。

在武昌，张之洞经常走动的地方，曾经有一条名为“张之洞”的路，后没了，现又有。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张之洞督鄂十九年，1907年上京任军机大臣，继李鸿章之后，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做最后的糊纸匠。

6

1909年，张之洞，卒。

前一年，他的门生故吏们，为纪念他对武汉做出的贡献，聚资在原黄鹤楼故址建造风度楼。

张之洞闻说此事，去信阻止：“……将一切兴作停止。点缀名胜，眺览江山，大是佳事，何必为区区一迂儒病翁乎。”

但风度楼还是修成，张之洞只有默认。但觉得楼名不好，便用《晋书》中“恢宏奥略，镇绥南海”的语意，改名为奥略楼。

张之洞的意思是“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以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

接下来47年，奥略楼被武汉人视为黄鹤楼。

奥略楼最高层供奉有张之洞肖像，近旁朱柱上镌刻张之洞所撰对联，联曰：“昔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他日交通文规，登临不觉亚欧遥。”

张之洞真是目光如炬，因为他苦心经营，武汉获得美誉“东方芝加哥”。

有意思的是，张之洞力图为清王朝续命，但他创办的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汉阳造，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

辛亥革命一役成，清王朝如摧枯拉朽，迅速瓦解，湖北的邻省江西成立了都督府，李烈钧被推为江西都督，他任命一个叫杨赓笙的人做都督府高级顾问。

杨赓笙，江西湖口人，曾进入江西大学堂学习新学，在校加入同盟会。1912年“二次革命”，李烈钧在湖口成立讨袁总司令部，任命杨赓笙为总司令部秘书长，负责撰写“江西讨袁总司令檄文”。

湖口起义失败，杨赓笙秘密逃至日本东京，留在孙中山身边，协助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极力拉拢杨赓笙，他淡泊仕途，潜心在江西办学，培养了很多人才。1949年后，杨赓笙被聘为江西文史馆馆员。1955年病逝。

杨赓笙子女多，老三叫杨叔子，后来成为著名工程机械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杨赓笙还有个孙女毕业于九江教会学校儒励女中，后嫁给一个上海交大毕业生，他们生了三个男孩一个女孩。

那个女孩就是方方。

历史就是这么有意思。

2020年新冠疫情中，困在武汉的方方写了60篇日记，被一些人恨得牙痒痒，有个抠脚老汉冒充中学生给方方写了一封信，质问她，端谁的碗？

你说她端谁的碗呢？

7

1978年，方方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

“一个大学能否臻于第一流，端赖其文学院是否第一流。”武汉大学首任校长王世杰为文学院的发展定下基调。

随后，黄侃、郁达夫、闻一多、刘博平、叶圣陶……群贤毕至。

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刘永济、刘博平、席鲁思、程千帆等“五老八中”汇聚武汉大学文学院。

1981年，刘道玉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新措频出，启领风气之先。其中作家班就是首创。

1982年11月，王蒙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新中国作家队伍的平均文化水平在降低，反对“知识越多越反动”和“作家不学无术”，呼吁作家学者化。

刘道玉把插班生制度与作家研修联系起来，办起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作家班。

在武汉大学影响下，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南京大学也开办了作家本科班。后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更进一步，与鲁迅文学院合办了作家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人得以获得文艺学硕士学位。

自1985年至1989年，武汉大学共招收四期作家班，学员总计100人。

刘道玉后来在自传中说：“那时，中文系是学校创作最活跃的群体，曾经涌现出来许多优秀的年轻的诗人、作家、剧作家。”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从珞珈山下走出诗人高伐林、王家新、邱华栋、洪烛、杨晓民，作家方方、池莉、喻杉、野夫、胡发云、哲夫、熊召政、陈应松、王梓夫、周百义，学者易中天、彭富春、於可训等。

不过，方方不是插班生，她正儿八经考上武汉大学。

“喜悦、兴奋、激动、得意，这些字眼都不足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我终于成为一名女大学生了。当我怀揣着入学通知书，来到这所高等学府时，绚丽的晚霞，已把校门染得彤红……” 这是《女大学生宿舍》的开篇，后来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风靡中国。

他们这代人的底色就是理想主义。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曾经主编过《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其中有一部“都市卷”，开头他这么写：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人像当代作家一样如此专注地书写城市。这批作家是经历巨大城市化进程的一代人，他们目睹沧海桑田、见证人的生活和内心的剧烈变动，并力图在这样的世界中讲述自己的故事。作为当代社会的“症候”，新世纪城市文学虽有诸多不足，但毕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记录了这个时代，出人意料地铭刻了当下都市的微妙情感和隐秘生活。而唯有通过阅读这些文字，我们才得以触摸彼此身处其间的城市，才能体认共同经历的历史。

其中，他选取了方方的《树树皆秋色》，称它是新世纪中国城市生活的“缩影”。

许多年后，方方还是那个方方，可张颐武已经不是那个张颐武，他对方方的疫情日记横加指责，理由之牵强，让人目瞪口呆。

真是应了他在《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中引用波特莱尔的那句诗：“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世界奇异。

8

当方方在武汉大学读书时，美国汉学家罗威廉（William T. Rowe）作为第一批访问中国的西方学者来到武汉。

他面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有些不知所措。“武汉很大，很挤，很脏，污染也很严重。这个拥有着800万人口的城市居然只有两三家餐馆，而且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喜欢武汉这个地方。”

早在1970年代撰写博士论文时，罗威廉就对中国内陆的大城市有着浓厚的兴趣，打算研究清朝后半叶中国本土城市的发展与状况，选择了汉口做样本。

他1984年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989年出版了《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

这是西方汉学界关于武汉的力作，享誉学界，但罗威廉在中国暴得大名，却是另一本书《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

“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从前的革命盟友中国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破裂后，在位于大别山区的麻城县，当地百姓报道了一起异乎寻常的怪事：突然之间一阵红雨倾盆而至。”在《红雨》开头，罗威廉引用1993年本的《麻城县志》里的记载的这一幕，“该县居民或许有些震惊，但他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此时他们的家乡正处于一场血洗的风口浪尖，大规模的暴力狂欢夺走了当地许多士兵和平民的生命”。

这是国共合作失败后不久的麻城，国民党清共“血洗”的中心地带。

罗威廉应该不知道，当国民党在麻城疯狂屠杀时，100公里之外的武汉，毛泽东带着妻子杨开慧曾做逗留。

1927年，毛泽东抵武汉，填了一首《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当天，杨开慧听了这首词后说：“润之，这首词真好，前几句太苍凉了，后几句一变而显得昂扬，激动，我听了心绪也难平。”

毛泽东说：“目前武汉的这个局势，叫人心绪怎么静得下来！不过，我想，办法总会是有的。”

关于最后一句中的“心潮”，作者自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

其实，在写这首词之前，毛泽东已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以及“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写这首词之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将队伍带到井冈山。

关于这首词第一句中的“九派”，倒是可以展开聊聊。

派，水的支流。相传在长江中游一带有九条支流同长江汇合，所以称“九派”。出自鲍照《登黄鹤矶》诗：“九派引沧流。”

继毛泽东诗词之后，“九派”跟武汉再次发生关联是2015年9月，由长江日报集团打造的“长江新闻”正式更名为“九派新闻”。

搞笑的是，“九派新闻”不是因为新闻报道火了，而是因为一封香艳的辞职信。2015年11月，“九派新闻”记者彭玲玲辞职，撂下一句话：“我的胸太大，这里装不下”。

这个大胸姑娘一时间成了网络红人，她后来写了一封信，解释缘由：“平台上更新的报道，大部分是转载的新闻，偶尔几篇原创，也是10月前采来的报道，或是记者闭门造车，写出的综合稿。如果不需要原创内容，我们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

网络逸闻来得快去的也快。但彭玲玲有句话倒说对了，“别人都已通过大桥安全过河，他们还在假装摸着石头过河。”

武汉，拥有中国最多的大学生，拥有中国两所顶级的新闻院系（武大新闻和华科新闻），但武汉的媒体格局却堪难相匹配。

这不，2020年疫情中，武汉本土媒体乏善可陈，就连宽厚待人的戴建业教授都看不下去了，说武汉老爷儿们脸面全靠奶奶级作家方方来挽尊。

“九派新闻”的母体《长江日报》在2月12日晚发布了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评论文章，义正言辞地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

不读书就要丢人呀。

“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出自德国哲学家阿多诺，中国最好的西方哲学专家邓晓芒就在武汉，可武汉的党报却对德国哲学不求甚解。

阿多诺的原意是，灾难之后，如何写诗，如何继续生活？这背后是德国到底要如何面对这段历史，如何进行反思。

9

戴建业是华中师范大学老教授，普通话蹩脚，但讲授诗词不拘一格，幽默风趣，在抖音上爆红。

作为网红教授，他还是有良知的。

这次疫情中，华中师范大学还有一个教授也蛮有风骨，他就是该校国学院院长唐翼明。

唐翼明的人生颇为传奇，他的父亲是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任机要秘书唐振楚，1949年春赴台，留下三个子女在大陆。

从此，唐翼明带着弟弟和妹妹开始了一生颠沛。其中，妹妹八岁时死于痢疾。

1978年，唐翼明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胡国瑞，与方方是同学，1983年提前毕业，是改革开放后培养的第一个硕士生，赴美留学后，师从夏志清。

1990年，唐翼明赴台侍亲（他的父亲曾任蒋经国内阁的“考选部”部长），先后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国立政治大学，是赴台湾开讲大陆当代文学的第一人。2008年从台湾政治大学退休，定居武汉，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

他弟弟唐浩明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湖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代表作《曾国藩》。

疫情中，唐翼明称方方是最出色的“战地记者”。

这需要很大的勇气。他生于1949年前，适逢江山鼎革，一生历经磨难，两岸都生活过，见过大历史，浸透沧桑，尚且“紧张恐惧，惶惶不安”。

恰如黄鹤楼顶层所拍武汉，一朝封城，了无生机。

10

半世纪的战火和兵乱后，终于有人想起黄鹤楼。

据湖北省档案馆收藏的资料显示，抗战结束后，湖北时任省政府主席万耀煌曾写信邀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主持重建黄鹤楼。

他写道：“本省古黄鹤楼建筑伟大，矗立江表，为历代诗人所吟咏。兹以颓毁已久，不免景物逊色，近拟重建恢复名胜。素仰吾兄为工程界泰斗，对于我国古代建筑尤有研究，敬希吾兄来鄂，并搜集此项有关资料设计重建。如蒙惠诺，便获成功，不惟使墨客骚人增加吟兴，且可使古代建筑艺术重炫今日……”

此情殷殷，可昭日月。

但因内战爆发，重建计划流产。梁思成与黄鹤楼擦肩而过。

若干年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向欣然，成为了黄鹤楼工程的总设计师。

1950年时，因为要规划修建长江大桥，拆除奥略楼，当时武汉市政府提出异地重建黄鹤楼，但无果而终。

1955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工建设，引桥占据黄鹤楼故址。

1957年9月，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前夕，毛泽东视察大桥时问起黄鹤楼，说道：“应当修，这是历史古物。”

他也征询过梁思成的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

此后，运动接运动。真是白云悠悠，黄鹤飞天，空余一梦。

1978年湖北启动重建黄鹤楼，遇到不小争议，国家相关部委的专家来汉，质疑：花几百万修这个楼干什么？建黄鹤楼会收不回成本……

1980年2月，中南建筑设计院设计师向欣然提出的“以清代黄鹤楼为原型进行再创造”的方案获批。

1985年6月，最新版黄鹤楼落成，主楼以清同治楼为蓝本，但是距离长江大约1000米，很难感受到滔滔江水东流的豪迈。

11

黄鹤楼对外开放时，方方还在湖北电视台做编辑。

1987年，她以中篇小说《风景》一鸣惊人，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成为新写实派代表作家之一。

《风景》讲述了上个世纪六十到八十年代，武汉底层百姓的生活面貌：父亲母亲及九个孩子生活在13平米的板壁屋子里。叙述者“我”是早夭的老八。

整部小说，从七哥开始，到七哥结束。

我想起七哥的话。七哥说生命如同树叶，所有的生长都是为了死亡。殊路却是同归。七哥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直到死都是无法判清的。七哥说你把这个世界连同它本身都看透了之后你才会弄清你该有个什么样的活法。我将七哥的话品味了很久很久，但我仍然没有悟出他到底看透了什么到底作怎样的判断到底是选择生长还是死亡。我想七哥毕竟还幼稚且浅薄得像每一个活着的人。

文如其人。方方就这样冷静而恒久地去看黄鹤楼下那变幻无穷的最美丽的风景。

2007年，方方当选为湖北作协主席。不缺名望的她写作路数大变，从市井百态进入宏观历史。

2011年，方方推出《武昌城》，叙述的是1927年前后武昌城的一段历史，40天的攻城，穷尽两个青年的一生。期间，他们满眼全是死亡，不同的人，同样的死。

说实话，就文学性而言，它算不上方方的上乘之作，无论文字还是结构，都很一般。

小说家不是历史学家，方方驾驭不了这样的题材，这不是她个人问题。叶兆言写《南京传》也是如此，大失水准。

但，方方写《武昌城》的目的不在拿奖，而是为这个城市留下记录。“无论如何，我应该把这场战事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在我们经常路过的大东门，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小东门，曾经有如此多的人用自己全部的鲜血浇灌了这片土地。我们应该记得他们，记得他们为什么而死。我们今天和平安宁的生活，正是建立在他们的生命之上。”

小说最后，梁克斯目送着张文秀的离开，听见城墙上再次响起的猛烈的枪声，“他提着心，却无法得知结果，人生的无奈，他领略了又领略。”

那是1927年的秋天。这年之后，武昌从此无城。

93年后的冬天，没有城墙的武汉封城。方方写了60篇日记，收到了空前的赞誉，也收到了空前的咒骂。

人心险恶，唯爱与文学不朽。

4月8日，武汉开城。许多文字和图像传出，或庆喜，或悲恸。

苍苍蒸民，谁无父母？提携捧负，畏其不寿。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布奠倾觞，哭望天涯。呜呼噫嘻！时耶？命耶？

4月7日晚，人民日报微信做了一个策划，点亮武汉，首张图片即为黄鹤楼。

黄鹤楼是武汉地标。黄鹤楼的历史亦是武汉的历史。屡逢焚毁，黄鹤楼依旧矗立在长江边。正如武汉，虽惨遭疫情肆虐，但挺过76天后，还是那个乱糟糟却生机盎然的三镇。

化用烽火戏诸侯的一首小诗：

青草明年生，大雁去又回。

春风今年吹，王孙归不归?

青石板青草绿，青石桥上青衣郎，哼着黄梅调。

黄叶今年落，一岁又一岁。

秋风明年起，娘子在不在?

长江流畔，樱红李白，武昌城外黄鹤楼。

谁家儿郎尚能笑?

2020之后，武汉从此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