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经济学 | 新潮沉思录

源起

众所周知，本号编辑天书同志是一个“996式管理法”爱好者，但是近期和天书的沟通效率比较低，更不要说用“福报”来关爱我们了。原因无他，天书最近是一个优秀的超级奶爸，这无形和有形之中当然牵扯了非常多的精力。

本季奇葩说一月初的几期内容，恰好笔者也关注了一下，一个辩题是“生二胎需不需要老大同意”，另一个辩题是“妈妈是超人是对妈妈的赞美吗”，也都还挺接地气。一个当代的显学是女权和女权所主张的家庭平等。就笔者个人价值观，家庭需要民主的协商和参与感，带孩子也当然属于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即便是儿童心理学也需要的是爸爸和妈妈共同的关爱，才能让孩子健康成长。

那么，是不是说按照当代某些两性平权和女权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将家庭中的夫妻关系、社会中的两性关系批判性重构，达成一个平等的两性社会，我们所面临的不婚、恐婚、不生、少子化的社会问题就解决了呢？显然不是。

问题描述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深刻的问题，是低生育和少子化，它表现在我们呼吁全面放开二胎之后继而呼喊的全面放开三胎乃至全面放开生育的呼声，是所有工业国家都面临的深刻危机，是日本、韩国和台湾心中的恚痛，少子化。无论是老龄化，还是劳动力不足，大抵和少子化是重度关联的。

在“生二胎需不需要老大同意”那期奇葩说里，携程的梁建章提了一个概念“维持人口规模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就是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这其实是很符合常识的，也是我们国家开放二胎的原因之一。可是伴随开放二胎以来的情况，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似乎生二胎的更多是我们的上代人，就笔者个人观察，愿意生育二孩的同龄人是比较少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样的现象，这又将如何影响未来？

在一种典型的女权理论里面，家庭妇女或者以妈妈为主“带孩子”是一种对女性的显著性别剥削，而当代生育率下降，是因为工业化后，妇女经济地位的崛起，女性有了独立的事业和话语权，不再愿意沦为“移动的子宫”、“生育机器”，因而必然导致生育率下降。

在某一部分人群中，还有另一种理论，是说带孩子既是一种权利、更重要的是一种义务，如果爸爸或者说男性只享受权利而不负担义务，那么持续劣化的环境也将迫使女性主动减少生育。只有真正将平等落到实处，将育儿负担平均分担，这样之下生育率才能上升。

这样的说法，能够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不足以完全解释少子化问题。事实上，作为典型的受过两性平等教育的群体，当代中国城市的90后，对于男女分担家务、分担经济责任、分享快乐这方面做得远远好于80后和更上一代，然而就笔者的观察，90后恰恰是生育意愿最低的。这样的迷之背反，只能说明在家庭之外，还存在有更大的干预性、甚至是压制性因素，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

人力资本的再生产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里，经济体系的几个支柱分别是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按照新古典的逻辑，东亚模式的良好运转，正是得益于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压低利率并且供给充足的资本市场和消化能力超强的商品市场，三个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助推经济的不断增长。在这里，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个准商品市场运行的要素市场，劳动力是资本生产和循环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

人口对于国家、社会和民族的诸多意义，本文不再赘述，仅从新古典的角度来说，人口的规模是劳动力市场的前提条件，也是商品的最终流向，人口持续减少，对经济体来说，可谓是一剂致命的慢性毒药。因此，各路经济学家，如今也在频频谈及各种促进人口增长、促进生育的政策，典型如提出了房地产业“长期看人口，中期看土地，短期看金融”的“1500万先生”。不过，如果像“1500万先生”和他的老板一样，把人口看做是他稳定现金流的来源，看做“资源”，那么少子化问题可能很难有解决办法。

我们近期持续描述的一个情况就是“脑臀分离”症状，把自己幻想成资本的所有者而不是普通的劳动者。对于普通的白领来说，资方所提供的工作条件在资源充沛、升平岁月里或许还能过一过小资的生活，当竞争加剧、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只愿意提供维系人力资本重置的最低条件，也就是以996工作制为代表的尽量压榨所有精力的管理方法大行其道。没错，只要第二天天亮还能继续上班，公司的人力资本没有减值，其他的管那么多干嘛。

作为脑力劳动者，劳动力被企业疯狂压榨当然是合理合法的，不过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带孩子也是同样非常消耗精力的，面临精力不足的情况之下，还能怎么办？不生呗。

当代新古典有一个描述市场经济的溢出效应和成本的术语，“外部性”。外部性有正有负，像996这样由于过度压榨劳动者精力而导致出现社会问题，当然是负外部性咯。这样的负外部性怎么办？不好意思，市场经济解决不了。

一方面，劳动者每天的休息差不多只够自己的脑子在最低限度上缓过来，根本没有空余精力搞其他的事情；另一方面，还要自己担负起为社会培育下一代人力资本，这实在是有点为难。一线城市许多家庭出现的夫妻双方一个全职带孩子另一个全职上好班，毕竟，指望着城市白领“白天996，夜晚669”地作韭菜永动机有点忒不现实。也正是这种应对举措，许多金领因此有了生二孩的条件，因为养一个和养两个，对于一个全职家长来说区别不大。

碎片化的抚育体系

精力的不足只是抚育困境之中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社会的高度碎片化、原子化，让抚育由规模化变成了“自给自足”。

按照现在的规定，幼儿园只接受年满3岁的幼儿入园，不满三岁是不予接受的，这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的话，各方面很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在秋冬疾病高发之时。在笔者工作的单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机关幼儿园，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标准一流，软硬件实属上乘。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幼儿园，每年冬季感冒高发时节，小班的孩子们总是空着至少三分之一的座位。很多家长即便是把孩子送到了幼儿园，实际上还是“不得安生”。更不要说孩子如果没有送进幼儿园，那就更糟糕了，没奈何只能找人带，通常麻烦的角色无外乎双方父母。

笔者是最后一代国营厂办幼儿园的孩子，对一些情况至今亦有记忆。拿自己来说，因为笔者母亲需要上班，在祖辈带到1岁零10个月时，不得已将我送进了幼儿园。当然，这样的操作在现在是绝无可能了。那时，厂办幼儿园和中小学是与工厂上下班时间同步的，如现在一般父母没下班孩子就放学的情况是绝无可能的。

而相互之间的大院生活，也让父母可以在临时有事的时候放心的把孩子托付给同事兼邻居，无论是临时接送还是暂时照托。反正，一个孩子也是看，两个孩子三个孩子也不嫌多。至于农村，就更简单了。传统型社会几乎不需要担心照管孩子的问题，乡村的熟人社会导致了极为低廉的看护成本。

我们对照如今的情况，年轻的父母一方面要面临职场的竞争，有的母亲甚至连产假都不敢休满，更不要说哺乳假，另一方面市场化的幼儿园只能提供可以明确区分责任，并且有限边界的抚育服务。孩子病了，叫家长，放学时间到了，家长来接，孩子有什么问题和情况，抱歉这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样的情况，是我们的上一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都不曾遇到的。更不要说日夜排队的儿童医院，定点上课下课的兴趣辅导班，那种体验，实在是让人绝望。

昂贵的抚育成本

笔者的一位好朋友R君，最近向笔者吐槽了一番心中的块垒。作为一个优秀的研究者，一个五道口的PhD，在笔者看来，像他这样的人就是我国学界的希望啊，水平业界公认，有什么可烦恼的。对学者来说，尤其是R君这样真诚的研究者，吃饭穿衣其实所求不多，无非是医疗与教育。某热门高校，开出来较好的研究条件和课题，L君颇为心动，然而由于不能解决子女教育问题，仔细衡量后，自觉“买不起好的学区房”的R君，无奈拒绝了。可是，学术的野心，又让L君很是不爽，呐呐之下就想和我聊聊。

在笔者看来，父母想让孩子享受尽量好的条件和教育，这一点本没有错。然而在市场化的全面推进之下，许多领域已经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情况。笔者之前曾介绍波兰尼的《巨变》（即《大转型》）一书和相关理论。波兰尼认为，市场是嵌含在社会之中的一种机制，从属于社会，如果市场反过来主宰了社会，就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从这一点来说，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是应该由国家和社会进行统一安排，强制化、一律化和同一化的。前段时间有个观点，很为笔者赞同，“公立教育如果一味减负，就是让私立教育增负”。在公立教育轻松化后，负担以课外辅导和兴趣班的层层加码换装登场。现今的中小学孩子之间的竞争，很难不让笔者联想到过密化的问题，这样的过密化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孩子们成才的可塑性，另一方面无疑是家长巨大的抚育成本。

笔者上中学时，由于学校的期中和期末考试都排名，而且针对考试结果学校会有的放矢地开设补课班对后进生进行辅导，也开设相应的提高班和竞赛课程给尖子生和中等生，如此一来家长们一方面通过统一的成绩排名，获得了对称的信息，减少了不必要的恐慌，另一方面由于学校的大力作为，也不会盲目在外给孩子安排补习班。

而学校的补课虽然收费，但毕竟不图盈利，相比较校外机构还是来的便宜，这样的教学模式为笔者母校所坚持，也获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认可。可是这样的学校，毕竟太少了，以至于进入这样的学校所需要的竞争本身就导致了过密化和负外部性。多年来，在优生优育理念教育成长之下的人们，对抚育成本仔细考量之后，也就只好不生了。

工业化和生育率

之前，曾有人提出过这么一个悖论：工业化成功的国家，其生育率自然就会下降，不需要计划生育；而生育率降不下来的国家，工业化肯定失败了，自然又矛盾突出的亟需降低生育率。其实，工业化和生育率之间的矛盾只是表征，更深层次的是生产关系对社会的深刻影响。成功运行的工业化体系，一定是按照资本循环的模式运转的，这样的生产关系，在没有保障措施的情况下，让社会变得碎片化、逐利化，让人们变得不安定，让劳动者疲于应付，在这样的景况下，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这时，社会的稳定措施就至关重要。

我们以俄罗斯的人口生育率变化为例，可以直接看出，当社会动荡，市场主宰一切秩序时，自然生育率飞速下降。在前苏联体制下，生育率同样不算高，但可以维持在2左右；当普京重塑社会保障体系后，俄罗斯的生育率也同样重返高点。2017年俄罗斯的生育率，应该是欧洲人口大国中最为显著的。作者无意对欧洲和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政策作出任何评价，只想表达一个观点，那就是从动物性上来说，生育需要的是安全感、安定感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那么，工业化社会的抚育问题出路何在呢，或许会有读者联系到“社会化抚养”，特别是著名ID马前卒之前曾提到过的社会化抚养。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个步子有点大。从人的本性上来说，人的本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中，就我们社会目前所处的阶段，家庭、亲情占据了一个相当的比例，有些人的情感表达方式可能不好，但直接因此而剥夺其表达，恐怕就是否定了这个人的意义，从精神上胖了他的死刑。不能因为理论上家庭可能在未来社会中消失，就否定目前家庭组织存在的意义。

另一方面，人类也有其动物性，或者按照现今显学来说就是基因延续的需要，如果说父一代和子一代完全分离的社会抚养出现，那么从生物性上来说我们还需不需要做个哺乳动物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何况对于完全社会化抚养的信任机制，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因此，社会化抚养，作为提供帮助的一种形式，是值得肯定的，近年来，我国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和单位兴办幼儿园，也停止了一刀切式减负，也是对这一问题和之前经验的一种回顾吧。但是现在已经出现了私人时间完全的分割化、破碎化，社会化抚养并不能提供0-3岁的育儿帮助，其意义是相当有限的。

费米悖论和我们的前景

思考这个问题让笔者联想到了天文学中著名的费米悖论。

费米悖论是说：古老的银河系，已有约100多亿年的年龄，而银河系的空间直径却只有大约10万光年，就是说，即使外星人仅以光速的千分之一翱翔太空，他们也不过只需1亿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横穿银河系——这个时间远远短于银河系的年龄。而且仅从数学概率上分析，在浩瀚的宇宙里，应该有着众多的类似地球的适合于生命存在的星体。并且这其中，有些星体的年龄要远远大于地球，因此，它们上面的生命进化，也要远远早于地球上的人类。可是为什么我们迄今没有发现过外星人的痕迹？

一般对费米悖论的解释，无非是两个答案：1.外星人不想让我们发现，他们其实就在不远处；2.其实没有那些地外文明。

而如果是第二个答案，这可能意味着宇宙间的文明，在发展过程中远远不像想象的那样顺利，很有可能某些阶段、障碍是无法跨越的。我们观察全世界的人口出生率变化情况，人口出生率的不断降低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世界性现象，只要卷入了全球化进程，人口出生率的降低是一种必然结果。如果文明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人类寿命越来越长而新生儿越来越少，是不是意味着这就是费米悖论的答案？

西方一些国家，如英美法德为应对人口出生率降低的长期负面效果，均采取了引入移民的办法来对冲这一负面经济因素。但是，且不说西方国家的引入移民是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削，不论是智力资本剥削还是劳动力资本剥削，也不说西方国家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社会同质性被破坏导致的社会不稳定，笔者想说的是，移民政策本身并不解决任何本质问题。

对德、法等国移民群体的观察表明，移民一代生育率较高，但同时不能很好的融入本地社会，而到了基本融入本地社会的移民二代，其平均生育率迅速收敛至接近社会平均生育率。劳动力的缺口是代际不断出现的，试图不断引入移民消化问题，可能最后消解的是民族国家本身。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试图通过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来达到缓解劳动力更不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解决问题的办法。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冲刺阶段，许多社会问题还处于“萝卜快了不洗泥”的情况，但总有一天，我们应该既关心大家跑的快不快，更要关心大家跑的舒服不舒服。解决劳动力的缺口问题，首先不能把人只当做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