岱岱的读书摘抄——“地方政府公司化” | 岱岱

2020-04-13

写的通不过,通过的有人不喜欢看。

岱岱也很难。

“在瓜友千呼万唤的正确引导下,岱岱才把偏门当成主打招牌,走上了时政大V这条不归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今天,就围绕这个主题,整理一些读书摘抄给瓜友吧——

搞清楚这个概念,瓜友就能明白很多过去、现在、未来发生的很多事了。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概念

“国家意志和政府诉求,都是人民的公共利益最大化,但政府部门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诉求并非如此,官员本人的晋升与本部门经费预算等可支配资源的最大化,才是他们的第一出发点。”

——《公共选择理论》


“地方政府化:

地方政府在自己所辖的行政区域内,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以对各种行政资源的控制和支配为资本,以商业行为和超经济强制为背景的市场交易为经营手段,以获取民众廉价劳动力的使用为用工和人事管理策略,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所谓“经营城市”为理念,以官员老板化为从政之道,围绕着“政绩”和升迁而形成的一整套类似于公司制的官场规则体系。”

——来自百度百科


“如果严格考究,我们难以说明“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概念的具体出处。作为对政府过度追求经济增长行为的通俗概括,本人更相信这种表述最早来自地方干部之口。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本人在农村调研中,就不断听到基层干部对于自身所从事的政府工作的嘲讽,说“我们县乡政府做的事情,就像公司一样”。”

——戴锦华 《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


“整个经济运行,中央当然起很大作用,但具体是省、市、县在管具体经济,每个省、市都有自己的经济发展规划。地方政府定GDP指标、定投资项目,自己搞融资平台,究竟是市场在实际运行中起决定性作用还是地方政府起决定性作用?

从现实问题来看,很大程度上,到地、市,实际是政府全权指挥,政府在那儿配置市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宋晓梧


“中国经济是个顶有意思的东西。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经济正在以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一切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官办经济。所以,中国的官办经济,称得上世界上最怪异的经济现象。

官办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也不同于市场经济,它的精确定义应该由中国各级政府的经济行为构成。这首先就是个奇怪透顶的事,中国政府,居然在用市场的方法搞经济!这一条导致了许多影响重大的后果,使得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大奇观,推翻了很多经济学规律”。

——陈经《中国的“官办经济”》

“中国改革之初的给定条件就是仍然保存完好的政权体系——即地方上的党政组织网络,可以称为毛泽东的遗产”,是旧的体制遗留下来的资源。这些党政组织是如何被动员到发展经济的努力中?

中国建立了两项激励结构(structure of incentives):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和财政改革。

在这两大结构性动因的激励下,地方政权利用正式的官方地位和对资源的调配权力,培育发展地方经济,使得农村工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国家通过正式的制度变迁,促成了“经济奇迹”。”

——戴慕珍《中国地方性国家统合主义》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这个概念有两层意思,地方政府公司化后,和中央的关系,以及和中央部委的关系。

与中央“利与弊”的关系:

“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不是某一天有一群这个国家最聪明的脑袋,关在房间里,把12345写完,然后昭告天下:我们就按这个路线图一直往前跑。中国的制度创新,建立在这么一句非常可笑的话上:“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这是1990年代中期,我有一次到温州调研听到的。有一个叫陈定模的人,他要做中国第一个农民城。请我喝酒时,在席间讲了一句话,他说:吴先生,你知道吗,中国改革开放,所有的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所以你必须要支持我。我当时听到这句话真的非常震撼,后来我把它写进了《激荡三十年》。

回过头来你想,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哪一项改革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哪一项改革不是基层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断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吴晓波年终秀


“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快,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亚洲四小龙,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各个县变成了经济实体,各个地方政府在那里互相竞争,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秘诀。”

——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北京共识”之父  库伯·雷默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

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邓 视察乡镇企业1987年的谈话


“诸侯经济,本质上就是各个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国家全局利益和社会整体效益的一些错误做法,说白了就是占山为王,搞地方割据,互相封锁,各自为政,因为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时代下,GDP决定了官员的升迁。”

——胡鞍钢《分税制改革二十年后》


“各地竞相“招商引资”、“大干快上”造成的综合性治理措施和宏观调控碍难贯彻,若无“双规”,则几乎没有什么手段可以管住地方大员!

这,也许有助于理解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双规案——1995年北京陈2006年上海陈,这“二陈”的案例,都有带头抵制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背景。”

——温铁军《八次危机》


“那时候烟酒店卖的都是本地的烟酒,隔省的都卖不出去,为什么?湖南的烟酒进湖北,就要收重税,为了让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出去。湖北自己国企的烟酒卖的越多,它自己留的税收就越多。

94年搞分税制之后,地方国企利润上缴中央了,地方政府没有动力保护地方国企了,所以地方上绝大多数烟酒厂、纺织厂之类的国企迅速破产,全国都喝青岛燕京。”

——《忙总文集》


“1991年, 中央财政入不敷出,王丙乾迫于无奈开始,在财政会议上搞“摊派”,每个省被强行分配指标,从1000万到1亿不等,可惜当时中央的信誉 “破产”,借了三次,每次都是有去无换,这次地方的积极性自然不高,个别富裕省份的财政厅长直接顶回去 :“跟我要钱,我可没有。”

只有青海省说,愿意拿出几千万支援中央,把财政部的同志感动的热泪盈眶。当时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的名言就是,“我现在穷得只剩下背心和裤衩了。”1992年,接班的刘仲藜还感慨:“老兄我可真佩服你啊,这些年你怎么过来的”,还没过一年,刘仲藜就变成,“我连背心都没有,只剩下裤衩了。”

——荣大一姐《我们地方没钱》


另外, 地方与中央各部委的关系,很多人视而不见,或者看到了也不说,实际上,“条条”与“块块”的关系,很微妙也很关键:


“政治关联在转移支付上有明显的相关性,导致了转移支付在效率上的折扣。

我们收集了29个部委的正副部长籍贯,出生地和第一工作地,发现部部长的出生地和专项转移的极强的相关性。

以2003年为例,每新增一个部委的部长,会使得其出生地的专项转移增加2亿元,如果是最重要的六个部委(财政、社保、卫生、农业、教育),会增加到9.4亿,相当于当地预算的34%。”

——范子英和李欣《 2014 财政转移支付分配中的政治经济学》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文献都只讨论了地方政府的动机,将地方政府视为经纪人,而未涉及中央政府部门。

在分析我国政府治理架构时,如果用经纪人假设来分析地方的“块块”。同样也应该将经纪人假设引入到对中央部委“条条”的分析中。

“条条”之间的竞争实质,是部委间权力的争夺。

以非金融企业债券为例,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发改委之间的竞争,是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在2005年至2012年短短七年间翻了二十多倍的主要原因。

那么“条条”竞争,是谁得利呢?

是地方政府的“块块”得利!

数据显示,地方国企发债的份额从2005年不到24%上升到2012年的43%,地方国企发债中又有一本左右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城投债”,包括民企在内的其他企业发债份额只有不到7%。”

——殷剑锋《我国财政金融体制改革急需“顶层设计”》

岱评:

上面设这么多条条,本来是要加强对块块的监管,但条条之间的竞争如果没被上面控制在合理区间,就会导致条条对块块的监管弱化,让块块有缝可入,甚至条块齐心,一起让上面的政策执行走样。

很多政界学界的人没注意到这点,认为央地关系就是中央-地方的博弈模型,但实际上中央各个部委也有其利益主体意识,也有其倾向性,完整的央地关系应该是中央-部委-地方三者的互动博弈。

殷剑锋水平,666。


“地方的权限收上来也不是收到总经理手里,也无非是收到各个部门的老总手里,甚至可能是老总手下的分管,或者小文员手里。有些部委的科级小文员能和省长平起平坐,如果没有他们手中掌握的重权,是不可想象的。

 地方诸侯考虑地方的利益与邻为壑,部门就不考虑小部门的利益不与邻为壑了吗?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官僚的地方就有官僚体系。在一个人人追求个人私利的社会里,手中握有被上级赋予的缺乏监督的权力,不用权力谋求部门、小群体和私人的利益那才是比较稀罕的事情。

把权限给予地方分公司,地方分公司可能胡闹。把权限收上来,总公司各个部门一样可能尾大不掉。”

——安生《闲话诸侯经济与部门经济》

岱评:

大白话

地方与地方的关系

关于地方和地方之间的那些事,岱岱写过好几篇文章了。

再度摘抄下来,给大家看看。


(洋山港)给你们反正你们也不去搞,不如给我们搞得了。

 

——上海方面某官员

 

背景:

 

上海港不是深水港,上海一直在寻找深水港来获得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因此看上了宁波舟山的洋山港。

 

而宁波因为已经有宁波深水港,所以对需要重金开放的舟山港不感兴趣,一直闲置在手,故有上面这段上海官员对宁波方面的话。

 


“别在济南建了,在烟台建吧,济南不如烟台有前途。”

——山东某位烟台籍省委

 

背景:

 

万达旅游城想落户山东省会济南时,某位胶东烟台的副省级干部对王健林如此说道。


“20世纪60年代建造的南京长江大桥净空高度仅有24米,如同一座铁锁,把大船挡在桥下,丰水期仅能通过3000吨级船舶,万吨级外轮根本不可能通过,限制了长江作用的发挥。

 

建议炸掉长江大桥!”

——2006年,黄奇帆于一次公开会议上的发言

 

背景: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投资数十亿元在芜湖、武汉、重庆等港口建成的数十座5000吨级外贸码头和集装箱码头,因为长江大桥对长江的“拦腰一斩”,各处都没有没有大型外轮靠泊,只能“晒太阳”。

 

大型货船无法通过南京长江大桥,令南京能从中获得中转、运货等巨额经济利益;一旦将大桥拆除,南京利益将会变得一无所有,故南京极力反对拆除南京长江大桥,相反重庆却因欲再发展经济,因此主张炸掉长江大桥。

 

2006年1月上旬,上海举办关于“长江黄金水道开发”的主题报告会,与会的重庆副市长黄奇帆说出此话后,当场的南京副市长笑言,南京长江大桥再用50年也无问题。

岱评:

那个南京副市长,也是皮。

后来,岱岱又看到了这个新闻,重庆武汉咬牙切齿想炸掉的南京长江大桥,竟然申请入选国家重点保护文物

才40多年历史的公共交通设施要申报重点保护文物,真是活久见,岱岱仿佛听到南京童鞋心里的小九九:

“你们想炸大桥?等大桥变成文物,看你们敢炸吗!”

然而,中央对地方之间的“勾心斗角”,看的是一清二楚,于是:

唉,这么多年看下来,对各地之间层出不穷的骚操作,岱岱只能说:


地方公司化与市场、社会的关系

“只要领导作出了决策,地方政府动员、指挥、落实和执行的能力比一般的公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因为政府不但可以运用财政手段来实施激励和奖惩,还可以运用行政甚至是“政治”动员来调动其辖区内的所有资源为其决策服务。在“公共利益”或者“公共服务”的目标之下,市场是“失灵”的;而在“政治任务”的名义之下,即使是市场和非政府力量也要为其让路,并为其服务。将经济增长“政治化”正是地方政府提高运作效率的不二法门。

东北某县政府为了推动奶牛养殖的发展,提出了养奶牛是“最大的政绩、最大的政治”的口号。在层层发动之下,县对各乡镇长的考核、各乡镇对村支书、村长的考核都以“推动农民养牛数”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以养牛数量搞比赛、排名次,甚至将其提升到“一票否决”的高度。财政部门为农民买牛进行补贴,税收部门为引进的牛奶公司进行税收奖励,国土部门为牛奶公司征地、宣传部门动员报纸、电视、广播宣传奶牛养殖如何赚钱,农业部门组织各村庄去外地买牛、大搞奶牛养殖技术培训,总之,一切为奶牛服务、一切为奶牛让路。结果,短短两年内,此县就变成了几乎农民家家养牛的奶牛养殖大县。”

——周飞舟《地方政府“公司化”带来了什么? 》


“地方政府公司化,它不仅能够解释中国的经济起飞,也能解释中国所出现的“治理危机”

地方政权耽于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利益,自然疏于分内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赵树凯《地方政府公司化:体制优势还是劣势?》


“2003年,韩国 LG 集团放出风声,要在长三角建厂,十三个城市蜂拥而至,像锦标赛一样,13进4、4进2、2进1 。无锡和苏州竞争到白热化状态,11点钟赶到上海,长谈到凌晨1点半。最终进到4强。4进2 ,无锡做了好几套专业方案,得到答复不反对。2进1,韩国 LG开门见山,死咬着要税收土地优惠政策,1美金1亩地不放。

双方僵持,从早上9点到凌晨4点,虽然最后无锡没有满足其条件,被淘汰。这足见财税的优惠政策的重要。”

——荣大一姐名篇《我们地方没钱》


“(地方政府公司化)割裂了全国统一市场,破坏了市场的法制环境,加剧产能过剩,加剧生态恶化,扭曲宏观调控格局,扭曲城镇化进程,累积地方债务,提供了权钱交易空间。”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


“地方政府公司化,这种建立在不计成本、全体动员和检查评比方式之上的运作能力实际上是 地方政府手中的“魔戒” :它会发挥令人惊叹的神奇功能,也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甚至危及其主人自身。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个地区的收入分配,应该关注“增长是谁的增长”,谁会在增长中受益,谁会在增长中受损。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shang·fang人次和qunti·性事件,更加应该关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状况。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收入增长,更加应该关注这些公共收入如何被用于公共目的,如何公平地覆盖了地区内的大部分民众。

地方政府不但应该关注修了多少路、盖了多少学校、医院,更加应该关注教育和医疗服务的质量、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

政府面对的挑战在于,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测量、难以检查评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些“更加应该关注”的事情恰恰是难以当作“政绩”、难以作为政府的短期目标的事情。

当前政治改革的一个目标是如何科学地量化“政绩”,如何使得政绩考核中包含更多的民生内容。”

——周飞舟《未来中国的变与不变》

在当下这个各种信息浩如烟海应接不暇的时代,世事浑浊而不清,需要你有正确的解读视角,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弄清“地方政府公司化”这个概念,以及其制度由来和历史发展和走向分析,就好比掌握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这个视角出发,可以解读很多事情,如各种税制的博弈,土地财政模式1、2版本,学者呼吁中央金融分权,房产税和市政债的中国特色,以及近日农村集体建设用的入市等等。达到“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的作用。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岱岱愿和大家一起~


精选留言
  • 16
    岱岱,能否学美帝,只收直接税不收间接税,加上电子政务,完全可以杜绝这种情况
    52
    作者
    有一句话:“无选票,不纳税”,只收直接税不收间接税,那是需要选票的,中国只能搞间接税为主
  • 39
    终于又回来了,这年头都翻老文章看啊看,印象深刻的还有林省长撬动西南高铁大格局,精彩!
    139
    作者
    那篇林老都看了,很惭愧,早知更用心润色下
  • 75
    其实我更喜欢看这样的文章。很多人想听政治八卦,官场秘闻,但对于内部改革经济市场却很少深入。(比如我 而且岱岱写这些不容易被封一如既往支持你。
    119
    作者
    是啊,这样不容易被封,而且都是干货,政界学界就是谈这些事的
  • 14
    岱岱,能讲一讲,转型服务型政府吗
    99
    作者
    这是涛哥的说法,现在我们不怎么讲了,讲的是现代化治理能力
  • 63
    公司化?不如直接说诸候化!
  • 16
    大数据和5G技术的发展,会不会从技术上增强中央的控制力?
    55
    作者
    完全做得到,但有几点要考虑,1、这是增强中央部委对地方的控制力,中央对部委的控制力也要跟进。2、上面的控制越多,责任越大,中央要跟进对地方的各种支持3、地方人员那么多,不好裁
  • 18
    这样的东西多多益善啊,孙冶方奖的文章也是很值得读的
    41
    作者
    孙冶方奖的文章,是政经风向标啊
  • 41
    所以在中央集权的古代,中央和地方,皇权和相权(后来演变为皇权和官僚集团)一直都是两大矛盾。看历史,把这两对关键因素抓住了,一般来说吹牛水平也不会太差了吧
  • 8
    我觉得这样写不大好,还是深度分析的好。
    35
    作者
    一开始是想这么分析的,但我要是写历史上那几波分权是中央为获得各地政治支持形成核心所付出的制度成本等云云,呵呵。那今天大家又看不到文章了
  • 8
    之前一直没有更新么?
    28
    作者
    前些天一直在更,但被微信限流了
  • 23
    岱岱以后写这些不会被封的就好,敏感的东西可以提示一下,大家自己去学习就好
    25
    作者
    谢谢,嗯,在转型
  • 6
    时政,时政啊,岱岱兄弟
    22
    作者
    昨天“时政”了下方方,被删……
  • 12
    他们都没看完,直接去评论
    18
    作者
    哈哈,是的,看完来抢位置的瓜友心里不平衡了
  • 17
    所以各地公司的竞争成了一种养蛊模式,从而激发了发展?
  • 9
    很喜欢这个类型的内容,帮助我把脑海中的一切碎片思考串联起来。比如唯GDP论的优劣,分税制改革,省界划分,财政去杠杆,乡镇企业与三农保护等等
    16
    作者
    抓住重点,就能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 3
    大明1566既视感
    16
    作者
    不至于这样,削藩还是很成功的
  • 16
    看看地方政府接盘了多少上市公司吧
  • 13
    第一
    10
    作者
    six six six!
  • 13
    大白话能看懂,。 这次疫情举措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公司化吧?以“零感染”为业绩目标,层层传递,层层追责,直到居(村)委会层面。
  • 13
    不爱看的不是真爱粉,号最重要
  • 12
    形势比人强,逼着岱总转型成教授了
  • 11
    身在青岛,虽感受到各种政策的支持,但是却不是长远之计。生活成本高,虹吸效应严重,留不住人材。
  • 10
    集片段为文章,穿珍珠为项链,读起来却酣畅淋漓,
  • 10
    喜欢看这样的提出问题,留下线索自己去思考的文章,会对自己的眼界和格局有很大提升。
  • 4
    第10086个?
    7
    作者
  • 6
    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要学习岱岱的思维,不能只想着看野史八卦,自我成熟的认知和拨开迷雾见青天的能力更重要。
  • 6
    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框架,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能突破制度的约束。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 6
    这就是我们的公有制经济。共产主义过度阶段的
  • 3
    竟然看到了“老道消息”的文章,惊讶
    5
    作者
    那篇文章干活很多
  • 1
    “无选票,不纳税”,只收直接税不收间接税,那是需要选票的,中国只能搞间接税为主。 对税制问题很感兴趣,这段不太理解,岱岱可否细说一下?
    5
    作者
    我写了3篇税制改革的文章,2篇房地产税,可以百度下
  • 5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看清政治八卦背后的财税博弈才是关键。官场秘闻既然发不出,索性多来点政经分析。
  • 5
    这就是金融郡县制吧
  • 5
    在地方的实践中,乡镇政府要实现自己可支配收入的最大化,并非一味地以收入最大化为目标。因为在这种包干制下,在一个体制周期内收入的快速增长会提高下一周期内的收入基数和收入任务数,这会增加下一体制周期内完成任务的难度,并造成自身收入的减少。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应该与乡镇政府官员的任期制结合在一起理解的。如果一个官员为了博取很快的晋升,他可能会尽全力增加其任期内的财政收入;如果一个官员预期到自己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留在本乡镇,则他可能会对收入增长的速度进行适度的“控制”。而对于县级政府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对基数和任务数的调整使得在增加乡镇增收激励的同时,又能保证县级财政的收入不会大幅度减少,并且会在下一周期内实现快速的增长。另外,通过调节超收分成的比例,县级政府可以对增收较快和较慢的乡镇进行刺激,比如通过加大留成比例,就可以鼓励乡镇多超收;通过缩减这个比例,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乡镇的收入或者“劫富济贫”。
  • 4
    第二
    4
    作者
    666
  • 3
    看岱岱文章的妙处是,处处留有新世界的线索,连跟帖评论都是如此精彩。搜索文中提到的诸多学术大牛的文章,又是一片天地
  • 3
    雄文,从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历史由来到利弊得失就是看央地博弈的激励机制,再联系到最近的要素市场改革,颇有一种庖丁解牛的感觉。复兴路上,与岱同行。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 3
    除了政治改革,首先得革掉地方在中央的利益代表
  • 3
    点到为止,说透了,面子上不好看。还咋快乐玩下去
  • 1
    据说core上任之初就有关于北院南院对经济管理能力的思考

作者: RES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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