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中的党员、志愿者与临时工 | 新潮沉思录

这次大部分地方都动员了党员，但主要还是体制内的党员，党员事实上成为了一种只存在于体制辐射范围的力量。党组织实际上是体制和体制所能辐射范围内的二次动员结构，而体制外，群众中的党员并没有充分动员起来，或者说很多地方基层党组织其实动员不起来。

党员最大的价值在哪里，是一种冲锋在前的示范作用，其关键在于主动性。说到底，那就是一个党员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关键时刻也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大家身边的党员到底是什么样，具体形象不妨可以回想一下。这也同时意味着赶鸭子上架在真正的困难面前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的。

在一些疫情比较严重，体制内力量不足，必须依靠群众党员担起责任的地方，往往就会出现最有积极性的反而是一些年纪很大的老党员，但参加几天以后就吃不消了。而真正体制外的年轻党员却没有动员起来，或者说和一般群众中的志愿者没有太大的区别。没有强制力的情况下，愿意站出来的自然站出来，不愿意的也不因为这个身份多一层觉悟。在一些更困难的地区，有些党员干部硬着头皮赶鸭子上架，却消极惰怠。这样的人，走不敢走，干不敢干，三分心思看着别人工作，七分心思防着上级检查。这些进退不得的人恰恰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党员的思想状态，党员这个身份是一种获利的工具，而当利和害相冲的时候，就首鼠两端，只能抱头蹲防，毫无用处。

加入组织的目的各有不同，但真正在考验面前，对很多人来说党员这个身份，脱离了体制，到底还有多大的约束力。坚强的党性本质是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东西，它实际上和功利主义是有所冲突的，也很难属于多数人。很多基层党组织的真实动员能力，在这次疫情中已经表现出来了。这比很多拼命加班赶工，临时拍照造出来的材料要真实的多，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正因为体制内力量的不足，体制外的志愿者就表现的亮眼了。要说志愿者这个群体，只能说是一言难尽。

志愿者的最大问题就是鱼龙混杂，一个志愿者的成色如何，就在于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好的志愿者本质是好人，就像不久前我曾经悼念过的长江志愿救援队的俞关荣和他的伙伴们。

但不客气的说，也有很多，与其说志愿者不如说是社会活动家。大量的志愿者组织是随着各种公益性组织伴生起来的，搞慈善的，做国学的，信宗教的，不一而足。而这类组织很多动机往往不是那么纯粹的，志愿活动则成为一种筹码和手段。

即使在这次大疫中，活动家式的志愿者也不少。有些组织与其说帮忙，不如说添乱，你还没法说他们。有些组织做一分工作可能恨不得喊出一百分的效果。有些组织陪着领导来搞捐赠，结果到一线干部手上才发现送的东西根本就是样子货，口罩比纸还薄，简直把基层干部当猴耍。形形色色的组织混杂在其中，很多人完全是把大疫看做大利。这种情形，可以说是这次大疫的另一面，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见到了。

固然有这些唯利是图的存在，同样也有更多的好人。更多是那些非常普通的，响应各个地方号召，主动站出来的普通人。这些人也是志愿者，尤其是他们在保卫自己家乡时表现出的守土保家的热情和能力是值得肯定的，甚至胜过了不少一线干部。

说到底，这还是主动性的问题。有热情的人才会有能力，才会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等着问题被解决。更何况在很多领域，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志愿者们本来比官僚们更专业。在一些形势严峻的地方，不少消极刻板的官僚远远不如这些志愿者表现的有组织力和活动力。关键时刻，一个顺丰快递小哥的组织力和对抗疫所发挥的作用能顶一大群只会关店不会送饭的后勤官僚。

在一个上升期的国家里，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往往是相一致的，群众也愿意信任国家，服从安排。人民是有主动性的，也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但如果你没有能力去组织领导他们，做不到一碗水端平，那么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这样的行动力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就像有的地方，蛮横惯的关系户不服管教，带队的干部还按平时一样想让自己人忍一忍，结果当晚就被志愿者们围起来，逼得各级领导赶紧出面熄火。

这种桀骜不驯，恐怕很多领导并不喜欢，不像体制内的那些部下好使唤，向来是说一不二。以至于有些领导会下意识地宁可不用这些人，甚至是防着这些人。

应该说，大部分志愿者还是对干部们理解支持的。人民群众在困难面前对干实事的人是真心支持的。我不止一次在一线看到我们的很多干部在寒风里坚守，得不到上级的更多支持，反而是人民群众会站出来，送热汤的送热汤，送食物的送食物，捐钱捐物。到底谁在干实事，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正因为有这样的人民群众，我们的干部哪怕受了官僚们再大的委屈，都应该咬着牙坚持下去。

实话实话，我们平时也搞志愿者，其实都是各种体制内力量的延伸，比如听话的各种老师，学生，临时工甚至就是体制内的年轻干部。但真正脱离了体制，又要和这股体制外的力量携手合作，那我们的很多干部是做不太好的。这就像战争年代，没那么多虚头巴脑的余裕，老百姓是不会陪你去搞花架子的。能不能带这样一支队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群众面前，干部自己立身正不正，干不干实事，能不能服众。

但无论如何，时代发展到这一步，群众已经有了这样的觉悟和经验，这种情形就退不回去，就必须去适应他们，掌握他们。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比干部做的还好，那么干部还有什么用处，那本地政府的权威就岌岌可危了。

最后谈一下临时工这个群体，这个群体算是半只脚在体制内的力量。我们常常戏称我朝和临时工共天下，临时工这个群体在平时就是个尴尬的存在，好处没份，背锅有份。肯背锅不外乎是不在乎位子而已，这个群体本就是带有强烈过渡性质的存在，其中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很多人甚至不是奔着工资去的，存粹是闲着有个活就行。对这样一个群体来说，体制到底有多大的约束力其实是可疑的，说到底是大多数年轻人还是很有责任心的。

但这次，从武汉第一线硬扛起大旗坚持战斗的网格员，到很多地方基层的自聘人员，顶在第一线的很多还是临时工。应该说，这个群体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很多人甚至比正式干部干的还要多。尤其是在基层单位，一无编制，二缺待遇的年轻临时工们，很多时候往往是主力，比那些年长世故的老干部们要做的多得多。同样，在这样巨大的压力下，他们白天和正式干部们一样顶着风险到一线摸排，晚上还要应对各种形式主义，可以说各种完全没想过的压力和基层痼疾都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遍。

这轮疫情之后，恐怕也没什么可以补偿给他们的。他们中的很多人凭着责任感，站好最后一班岗后可能也就离开了。铁打的基层，流水的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基层长期的人手短缺都是老问题，而且在短期内看不到解决的好办法。但现实的问题是，在小政府的思路指导下，却支撑着大政府的职能，基层确实越来越依赖临时工来顶大梁。

这一次，在那些情况比较严峻的地方，他们中的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不该怪他们，但确实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临时工体制维持日常运作则可，可真遇到危难时，又怎么指望每次都去依赖个人的责任感顶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