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向左,印度向右——印度农民困境 | 顾子明吹过的牛

7月8日

老中医 — 第03期

克斯塔决定今晚自杀。

 

当天晚上,在家人都上床睡觉了之后,他从床上起身,从架子上取下来一个小小的塑料袋子,一个白绿相间的袋子,颜色像印度的国旗,不过中间没有印着车轮,而是标着“有毒”字样的红白相间的菱形标记,袋子里面是一瓶农药。他把瓶子拿出来,一口喝了下去,然后挨着他老婆帕瓦西躺下。 

 

△印度国旗

 

这是一种叫做“三九一一“的农药,和中国的”敌敌畏“一样,是剧毒有机磷杀虫剂,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高危农药。由于其毒性过高,世界粮农组织认为其不应该被生产和使用。但是,这种农药因为效果出色,价格便宜,在印度使用非常广泛。克斯塔打开农药的时候,挥发出的气体已经通过皮肤和肺渗入了他的身体里。而当他喝下之后,毒药堵塞了他全身的神经感受器。他的呼吸肌肉马上被麻痹了。克斯塔在窒息之前就已经陷入了昏迷,没有进行强烈的挣扎。

 

他悄无声息地死去了,而身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睡得正香。

 

第二天家人起床后发现克斯塔永久的离开了他们。

 

克斯塔在村子里人缘很好,邻居们来家里为他哀悼。“他不太爱说话,是个好农民,好人。”村民们的哀悼,不止是怀念克斯塔,也是为了他们自己。村子里自杀的农民不只克斯塔一人。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只要干旱一天不过去,就会有其他的人效仿克斯塔自杀。克斯塔做出的选择,在农村就仿佛已是是常事。

 

克斯塔死后,帕瓦西的生活更加艰难。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田地也没有了。帕瓦西要想办法养活自己和两个儿子。

 

她早上5点起床,然后为两个儿子准备早餐,再做一些家务——洗东西、整理衣服、运水。孩子们必须8:30之前到校,她要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然后赶往邻家房子之外的盘子“车间”。下午6:30的时候,她下班回家,顺路把孩子从邻居家接回来,然后在晚上10:00—11:00之间上床休息。这份做盘子的工作报酬很低,每天只有25卢比(合0.56美元,人民币5元)。这点儿钱根本不够她养活两个孩子。帕瓦西必须重复丈夫老路,找村里的“邻居”本地放债者借钱养活孩子和自己。

 

帕瓦西家在收成最好的时候,通过耕地她家的年收入曾达到过12000卢比——相当于每天0.74美元(合人民币6元)。那时候,她的丈夫克斯塔还活着。但是帕瓦西家的生活还是很紧张。种子,化肥,农药一年比一年贵,可是下雨的日子总没准,地下水也消失无踪。雨季迟迟不来,克斯塔家半年的辛苦就要白费。不得已,克斯塔每年都要找村里放债的人借钱,来维持家里的生活以及买好下一季田里要准备的种子,化肥,农药。从2000年开始,每年种地的收成越来愈不稳定,农药,化肥却越来越贵,克斯塔身上的债务越来越重。孩子快到上学的年龄了,克斯塔心理也越来越着急,他想冒一点风险,为自己家庭的未来做出一点改变。

 

克斯塔想试种水稻。水稻的价格比小麦更高,如果收成好,就可以摆脱过去的生活了。当然,水稻的种植比小麦更加精细,需求水更多,要投入的也更多。克斯塔想办法从本地一家银行借了8000卢比(合181美元,1480元),然后从帕瓦西称之为“邻居”的一个本地放债者那里又借了90000卢比(合2031美元,16000元)作为翻身的本钱。

 

他拿着贷款,将自己家田地附近的几片地都租了下来,然后买了更多的种子,化肥和农药。然后留下一部分钱作为应急。

 

印度的雨季是6-8月,也是水稻播种的窗口期。错过了这个时间,就没办法种水稻了。

 

克斯塔期待着雨季可以准时到来,让他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上天却和克斯塔开了一个玩笑。从6月到8月,整整两个月,零零散散的下了3场小雨。克斯塔着了急。

 

没有水,就种不了水稻,他压上自己一切的奋斗都化为了泡影。

 

克斯塔拿着剩下的最后一点钱,从附近的城市请来打井的人。希望自己可以打井找到水。第一个井,没有出水。再打第二个井,还是没水。剩下的钱,只够打一口井,克斯塔连续打了三口井,还是一点水都没有。

 

怎么会出水呢?早在十年前,村里的地主就打好了机井,整个村庄的地下水早就被抽空了。

 

到8月的第二个礼拜,天仍然没有下一滴雨。他家的庄稼全部要死在田里了。

 

克斯塔绝望了。

 

克斯塔的遭遇不在少数。更多无名的农民,无声地生,无声地死。大悲大怮,在印度人海中,泛不起一点浪花。干旱龟裂土地,裹挟着太多恶与罪,也渗透了太多泪与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军事、科技实力的不断提高,印度国民对于自己国家的未来展望正变得越来越乐观,民族自豪感更是得到空前加强,“印度让所有人刮目相看”。

 

△农民自杀

带给印度自信的是首先他们的经济增速(7.5%)即将超过中国(6.9%),成为世界增速最快的经济体。印度相信,他们的经济增速可以一直保持下去,并且在10年后经济总量超过中国。

 

除了经济增速,还有印度的人口红利优势。印度人口已经超过13亿,还在不断增长。而且印度具有更年轻的人口结构。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是37岁,而印度的平均年龄是27岁。印度很年轻,中国却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由于印度的人口结构,商业正在向印度转移。

 

印度人尤为骄傲的,是印度的天才遍布全球,并且身居高位。越来越多印度人在世界出名的大公司里担任CEO,在世界名校里担任教授,在著名的自然、科技、计算机的杂志上发表论文。

 

印度的西式民主体制,也是印度以及西方国家乐意相信印度可以超越中国的因素。他们相信印度的成功可以证明西式民主的正确性。

 

野心勃勃的印度喊出了“超越中国”的口号。

 

在莫迪政府忙着宣传着竞选新口号的时候,数十万的印度农民游行反对莫迪政府。印度农村选民表达对现政府的失望,印度人民党的失去了三个邦的席位。印度农民利益长期被政府忽视,农村的反对声越来越大。

 

骄傲的印度有着世界最大农业国的名头,拥有世界第一的耕地面积,1.7亿公顷耕地,耕地面积是中国的1.5倍,也是世界第一粮食出口国。印度大米出口均超过1000万吨,占据1/4强的全球大米出口市场。印度也是小麦净出口国。2012/13年度小麦出口甚至超过有小麦出口大国乌克兰。而印度农业第一名头的背后,是粮食年产不足中国一半,和全世界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以及印度农民的自杀潮:95年至今,印度有超过三十万农民自杀。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中心(NCRC)的数据,2012年有13754名农民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在数量最多的2004年,则有多达18241例农民自杀。

 

印度农民自杀潮,是因为印度薄弱的农业生产能力支持不了农民生活。在印度,8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一半的人从事农业,而农业却只占GDP的18%,这意味着印度农业从业人员收入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36%,而印度全国人均GDP排在世界第136位(2017年),这意味着印度农民的绝对贫困,和印度农业的薄弱。

 

 

薄弱的印度农业,体现在印度农民“靠天吃饭”,抗风险能力低下。一旦遇到异常天气,农民就会血本无归。

 

△干旱的土地,连上天都不眷顾他们

 

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季风气候,而且是更加极端的热带季风气候。

 

夏天,季风裹挟着暖湿气流,从印度洋向印度次大陆进发。印度迎来它的雨季。西印度首当其冲,降水丰富,正适合水稻的种植。古老的印度河的文明,也因此在西北印度繁荣。季风的锋面分别向东、向北推进。向北进军的一支遭遇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沿着山脉爬升。水汽在高空遇冷凝结,形成降水,滋润郁郁葱葱的南麓森林,庇护了多样的生物。向东的一支越过孟加拉湾,再次补充水份,为东南亚的中南半岛带来雨季。

 

之后,季风依然不会停歇。在东亚大陆低压的吸引下,季风冲过南海,向中国开进。

 

夏季季风在固定的月份开始,以相对稳定的强度持续数月,大大减少了农业的不确定度。规律的季风变化反映在历法上。中国以24节气来反映不同季风季节的寒暑和降水。印度也根据季风变化,把全年分成六个季节。稳定的季风大大减少了水旱灾害的可能性,保护了脆弱的古文明。另一方面,季风区的降水主要在夏季。而温暖的夏季,也正是有机物生长旺盛。

 

季风气候带来的充沛的降水、一定的温度、热量条件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气候条件。

 

年复一年,来自印度洋的季风先后吹过印度和中国,成就了两大文明古国辉煌的历史。

 

季风一方面给印度带来了雨水和希望,另一方面也成了威胁印度农业生产的“定时炸弹”。

 

农业生产非常依赖季风的准时到来,季风稍稍的异常,就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打击。季风提前则已发洪涝,季风延迟降水则容易引起干旱。农业生产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造成普遍性的减产甚至绝收,农民因此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季风之于印度从某种程度上说类似黄河之于中国,尼罗河之于埃及——传统农业生产对其极为依赖,但是泛滥的河水又成为灾祸之源。

 

糟糕的是,印度洋的季风越来越不稳定了。

 

从1976年以来,由于全球气候发生变化,厄尔尼诺现象日渐明显,每年的季风季节都会出现延迟。而且,季风季节结束的时间也从原本的九月底提前了一周左右。也就是说,雨季的长度被压缩了。除此之外,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整个印度季风季节降水量大约下降了10%,而季风降雨的地区分布也更加不均。

 

越来越频繁的季风异常,和极端天气,让“靠天吃饭”的印度农民,要冒着越来越多的血本无归风险来搞农业。

 

“靠天吃饭”的印度农民,天气预报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帮手。可是季风气候的多变,印度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几乎没有做出过准确的降水预报。科学不顶用,印度人只能重新回到求神祈雨的老路。

 

农民普杰辛苦种下的粮食,因为一场突发的冰雹毁于一旦。他之前因为要替女儿准备嫁妆已经向亲戚借了一笔钱,现在庄稼全毁,不要说欠下的债,连下一季的种子和肥料,农药都买不起。普杰一时想不开,喝下半瓶杀虫剂,倒地家中,幸好家人发现的早,将他送院抢救。医生给他做了催吐,救回他一命,还免去了普杰的医药费,借钱给普杰的亲友也主动提出延长还款期。普杰的身体也很快恢复过来,休养了一个月后又重新下田工作。被医生救回一条命的普杰,依然整日郁郁寡欢:“一日未有收成,一日都不能放下心头的大石,不过我们还能做什么?一切都要听天由命。

 

马哈拉施特拉邦的42岁的达塔特里,也在7月份的时候选择了自杀。

 

“上天出卖了我”向天怒吼一句后,达塔特里喝下了农药,倒在自己的葡萄园里。

 

“丰收是他唯一的希望,而冰雹夺走了一切。”达塔特里的儿子描述了父亲死亡前在葡萄园里仰面朝天、口吐白沫的情景。冰雹突降,雪上加霜,毁坏了父亲在汤普森的葡萄种植园。

 

蜿蜒的碎石路通向这座死气沉沉的村庄。那里,金字塔形的丘陵屹立于绿色的旷野之上,一旁被暴风雨摧毁的葡萄园和石榴园则显得形单影只。

 

在印度,从事农业变成了一场赌博。赌今年的季风是否能够顺利到来,农民的赌注,就是自己的性命。克斯塔就是在04年,压上全部身价,和上天赌了一场,他想冒险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可以有希望的未来。却没想到让整个家庭陷入了更深的黑暗。在印度,农民身上是沉甸甸的苦,和无法承受的重。

 

 

由于政府投资农业不足,农村社会落后的种种农村问题,让陷入困境的农民掉的更深。

 

△印度农民

 

印度农民的痛苦,我们中国的农民,过去也深有体会。我小时候也常常帮助家人下地干活。当时的最大的担心,就是夏天降冰雹。

 

老人们讲古,更早的时候,三灾六害,哪一个遇到,一年的辛苦就全白费,人们只能去逃荒,去没受灾的地方讨饭,留下来的,很多都活不下去。过去的时候闹旱灾,虫灾,太阳一直挂在天上,天上不下雨,河流干透,枯叶焦黄,原来出水的井露出了黄扑扑的底。一片黑压压的虫子飞过去,地里面就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时候消失的呢?

 

上世纪60—70年代,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推进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全国耕地灌溉面积由1952年的1996万公顷扩大到2018年的6810万公顷,《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辉煌——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里简简单单的描述,背后是却是一代人的艰辛。

 

战天斗地,中国人用一代代人的汗水,建设农村水利设施,极大的加强了中国农村的防灾减灾的能力,保证了中国的农业生产。

 

除了水利,还有农业的工业化,化肥厂的建设,良种的培育,肥料,农药的使用,农业技术的培训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帮助农民收获了大量的粮食。

 

农业丰收了,农民的收入也要提高。农民的土地不多,单产再高,利润也不超出太多,更加鼓励现代农业的发展。首先对于小面积种植的农民,鼓励他们进城务工,土地流转,集中种植。一方面鼓励农民种植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并且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物质支持。另一方面鼓励种粮种粮大户,每年不断提高农业补贴,粮食补贴,推出托市政策,以高出市价的粮食收购价格,保证农民得利益。推出农业保险政策,避免农民受灾穷困。以及推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民合作社,乡镇企业,鼓励农民从事二三产业。

 

这些手段将农民从单一的种植经济发展了多元的收入途径,城市化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选择。我们的农民最终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印度农业却一直保持着“人多地少”小农经济的状态,1986年印度做了一次农村人口统计。贫农和中农占据农民数量的九成,但是只有51%的土地贫农平均不到6亩,中农平均30亩,很多人没有土地,只能靠做地主的佃农租地生活。

 

剩下的地主,则是以不到1成的人口占据了49%的土地。他们也拥有农村财富的51%。这种农村的“地主+佃农”和自耕农并行的小农经济模式,严重阻碍了印度农村的发展。

 

剩下的地主,则是以不到1成的人口占据了49%的土地。他们也拥有农村财富的51%。这是我查到的过去的数据,30年过去了,土地兼并的情况会更加普遍,小农的生活只会更加悲惨。

 

印度的小民经济生产规模小,由于是个体经营,个体发展,带有自利性质,而且生产单位小、散、多,在遇到天灾时,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的抗灾救险行动,只能自救。这种,自给自足,封闭保守的模式一旦遇到了极端天气,就会有家破人亡的风险。

 

印度独立后,也在国大党“社会主义”口号的带领下,建立了一批水利设施,开拓了很多的灌溉区。在灌溉区的农村,农业抗灾能力得到有效提高。

 

但是到了80年代,印度政府开始推行市场化政策,原先集中进行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趋于停滞,废弃,难以满足新增的需求。这就导致了很大一部分农民无法得到农田水利设施的保护,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

 

灌溉区内的土地,成为了良田。生存在灌溉区内的小农民的3,5倾土地,也被地主们盯上了。为了让自己的土地连成片,方便机械化耕作,大地主们通过各种手段,将小农民的土地拿到手上。失去土地的小农们,只能离开祖传的土地去更偏远的地区买地耕作,或者直接成为地主的佃农。

 

克斯塔的邻居中,就有很多这样的农人,地主们拿着钱,带着佃农来买小农民的地,小农民们只能乖乖离开,去更偏远的地区来种植。

 

想要缓解农民自杀问题关键是结束“靠天吃饭”的局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投资农业基础设施,提高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然而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出现了倒退,没有市场资本会选择投资低收益、高风险长周期的农业基础设施。

 

市场自由化以后,要修建水利设施,就会涉及到很多农村的土地征用。地主们在征地博弈中占据了绝对的话语权。

 

而印度政府,有过拖欠征用费的黑历史,因此征用土地的进度一直缓慢。很多水利设施建设工程无疾而终。

 

除了农业基础水利设施整体投资不足的问题外,农村内部分布极不均匀的资源也导致了一部分农民的处境不断恶化。

 

村庄内,地主占据了绝大多数财富,也拥有了绝大多数资源。

 

因为缺乏普惠性的大中型水利设施,很多经济条件宽裕的地主就自己投资进行农田水利系统建设,这种小范围的建设不但不能使整体抗灾能力提高,反而会严重损害那些被排除在系统之外农民的利益。地主们筹资打了机井,因为机井的汲水效率远高于人工井,使地下水位大幅度降低,其他农民的原来正常使用的人工井后来却再也打不出水来,遇见干旱只能自求多福。

 

除了地下水,地主们在自己的地里使用杀虫剂,周边地块的虫害就可能因为害虫迁飞而变得更严重。印度农村出现的贫富差距使得本就缺乏农业基础设施托底的普通农民成为“季风波动”面前最容易受伤的群体。

 

这些缺乏水利灌溉设施的小农民,一旦遇到季风异常或者极端天气,就会面临灭顶之灾,绝望之下的农民,往往会选择自杀。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印度农民都会因贫困而自杀。

 

有些农民没有自杀,他们只是卖掉自己的肾。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姆劳蒂区,有一个叫辛那普的村子,这里的农民做得更离谱,他们建立起“卖肾中心”。“我们……邀请了总理和总统参加我们卖肾商店的开业典礼……我们的肾是我们唯一还可以卖的东西。”一个农民如是说。

 

辛那普不是唯一的例子。许多村民甚至给自己的身体和其他所有器官都明码标价,到处叫卖。在乡村,也照样存在着不平等。除了广泛存在的男女不平等之外,有地农民和一无所有而只能出卖劳动的农民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些农民面临着自杀选择,同时还有一些不留寸土的家庭长期面临着饿死的威胁。

 

 

 “靠天吃饭”是印度农民自杀的根本原因,农民信贷困难,容易踏入“贷款陷阱”就是自杀频发的直接原因。许多农民在遭遇季风波动以后减产甚至绝收,如此一来他们就无法归还购买生产资料所欠的债务和高额利息,绝望的破产农民就常常用自杀的方式获得解脱。

 

△在祈祷的印度农民

 

 “靠天吃饭”的小农经济是印度农民自杀的根本原因,农民信贷困难,容易踏入“贷款陷阱”就是自杀频发的直接原因。许多农民在遭遇季风波动以后减产甚至绝收,如此一来他们就无法归还购买生产资料所欠的债务和高额利息,绝望的破产农民就常常用自杀的方式获得解脱。

 

在传统的印度社会,农业自给自足,农民所需的材料基本可以就地获得,维持生产并不是大问题。

 

小农经济生产单位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差,无力承担创新的风险,通常对新技术、新品种表现得极为保守,不愿冒险。

 

而随着市场化和商品化农业的推进,农产品的价格越来越低,种地不仅赚不到钱,还会亏本。

 

许多农民开始改种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比如棉花和甘蔗。为了适应商品化农业的需要,他们不得不额外花钱购买化肥、农药、良种以维持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每年农民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生产规模就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资金,因此对很多农民来说农业生产甚至成了一种“资本密集”型行业。

 

印度的小农经济的弊端暴露出来。因为农民们的土地不多,个体种植的规模小,无法像规模种植一样分摊降低成本,导致他们的种植成本居高不下,只有每年的风调雨顺才能收回成本,并且有余力投入下一年的生产。可是,当印度农业的不稳定性和“资本密集”的属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农民很容易因为偶然的自然灾害就倾家荡产。因此印度目前农民背负着极高的贷款利息。

 

这个问题在80年代前也不突出,因为当时印度以国有银行为主。

 

很多贷款带有福利救济意味。这种情况下,虽然银行坏账极多,常常面临亏损,但是政府也会时不时的免除贷款,农民却可以维持生计,农民自杀情况并不严重。

 

而在印度市场化改革开始之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纷纷私有化,福利性质的农业信贷难以为继,贷款逐渐开始重视风险控制,银行开始青睐回报较高且稳定的工商业,农业贷款利率水涨船高。

 

小农贷款的坏账率,合作社大约是40%~42%,地区农行是47%。这么高的坏账率,也就使得私人金融机构贷款更愿意贷给富农地主,大量小农只能寄希望于高利贷。放贷人通常就是卖种子的人。贷款的年利率可以涨到40%,很少有哪个地方的农民能够支付得起。负债累累的农民如果再遇上自然灾害,血本无归之余还要欠下一笔巨款,绝望之情不言而喻。除了利息贵,一旦没钱还债,放贷人还会将自家的土地收回,更会将借据贴在村子的公告栏,公开羞辱无力偿债的农民,让他们承受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

 

一项农民自杀调查发现,印度农民自杀现象南多北少。就是因为南部经济发展迅速,银行私有化程度更高,农民贷款的压力更大。

 

 27岁的加瓦·萨克雷最后一次看到父亲迪利普·卡伊德·萨克雷,是在一个15米深的水井里。父亲在水里挣扎了几分钟,最终死亡。

 

“我不得不雇佣劳工把尸体从井里打捞上来。”加瓦说,“他本不用了结自己。”

 

这位55岁的石榴园农民在农场上投资了23640美元(约合人民币15万元),但冰雹摧毁了全部的庄稼。

 

他的家人称,萨克雷担心自己无力偿还已用于购买树苗和滴管系统的7880美元(约合人民币5万元)贷款。

 

长期的干旱、低量和不合时节的雨水让农民们陷入痛苦的挣扎,最终选择自杀。然而,这并不能免除其他家庭成员偿还债务的责任。

 

 

农业这么困难,农民们是否有说不的权利?学中国的农民去打工?

 

△印度街头的流浪者

 

年轻人都选择逃离农村,去城市寻找生计。可是过去十年UPA政府统治期,只有1500万个新创造就业岗位提供给这群人。印度引以为傲的人口结构,不仅没有帮助,反而成为了拖累。年轻人一年年的长大,工作机会却没有如政府预期的提高。

 

15-29岁年龄段人口失业率最是可怕。在城市,这个年龄段中有18.7%的男性和27.2%的女性在寻找工作;农村的数据则分别为17.4%和13.6%。

 

每年新增的岗位远远不能满足农村人口的需求。没有长期稳定工作的年轻人只能选择在城市打零工,或者乞讨。而一旦离开农村,就不容易回去了。

 

没有能力去城市的农民,只能继续在农村挣扎。

 

曼加纳·昌德拉是一个强壮的妇女,按照印度政府的分类法,她算是“部落民”的那类人。她住在一个叫作尼热拉克尔坦达的村庄。这个村庄距离海得拉巴市有两个小时的路程。全村27户人家占有的耕地面积少得可怜,他们能否使用土地要看本地的地主高兴与否。这些村民们靠自己耕地挣来的钱根本不够吃饭。所以他们做出了一个与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一样的决定——移民到城市去。“我们共有15个妇女,有时候去海得拉巴的工地干建筑。”曼加纳说,“妇女一天能挣80卢比,男人们一天挣90~100卢比。有一个地方,人们都坐在那里等活儿。如果有大房子要盖,他们就来叫人去盖。没活儿的话,我们就不吃饭。我们连续有活儿的时候并不多。所以,我们每个月有10天在城里,15天在田里,还有5天啥都不干。”

 

城市里并没有那么多职位提供给农民工作。

 

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的农民,能像昌德拉一样,一边打零工,一边种地,已经非常不错了。毕竟,不是所有村庄都离城市那么近。离城市更远的农民,是没有办法进城的。

 

而且相比农民工,资本家们更青睐另一种工人——债奴工。

 

仅在泰米尔纳德邦11个行业的约50万名体力劳动者做债奴工。

 

整个印度,有几百万的债奴工。

 

欠下高利贷无法偿还的农民们被债主们作为奴隶送到工厂工作来偿还他们的债务。

 

作为事实上的奴隶,他们比市场上的农民方便好用得多。

 

资本家们也允许他们回家参加婚礼或者重大节日,只要他们能留下他们最珍贵的抵押物——孩子。

 

印度教相信轮回在世,认为今世的死亡代表了更好的来世,这也是印度农民面对绝望时选择自杀的原因。

还有很多印度农民选择在公共场合上吊,表达对政府的不满。上吊绳一般是他们身上的棉布,印度北部农民通常选择头巾,印度南部农民选择裹下身的棉布。

活着的农民,则捧着他们的遗体,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要求政府减免农村债务。迫于压力,政府会有选择的通过政府补贴来免除一部分债务。

到了第二个旱季,情景再度重演。对农民来说,什么都没改变。

“只愿轮回重生,不做印度农民。”

作者: RES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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