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饷被苛扣，捐款被截留，十九路军淞沪抗战有多难？ | 新潮沉思录

◆上古之神恩佐斯，笔者曾被其发出的低语纠缠了许久

虽然日本方面对于事件的内情心知肚明，但这不影响他们以此为由向中国方面提出无理要求并增兵上海。1月20日下午，在沪日侨发动了4000余人的集会，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活动”。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苍松向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铁城提出了“市长道歉、惩办凶犯、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并解散一切抗日团体”的无理要求。日方在向中方提出要求的同时，也在调兵遣将，自23日开始，日军援兵不断抵达上海，其侵略意图已是昭然若揭。

当时驻扎上海的，是由蒋光鼐统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此时的十九路军全军上下受到“九·一八事变”的触动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等主张的感召，早已坚定了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决心，对于日军的来势汹汹，十九路军方面也是针锋相对，令毗邻日军驻地的军队每天进行演习，以表明十九路军的态度。

◆图左为蒋光鼐

一边是来势汹汹，势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东北的日本侵略者，一边是同仇敌忾，坚决抗击日寇侵凌的十九路军，结局可以说是注定的。虽然上海市政府于1932年1月27日取缔了“抗日救国会”，并于次日上午表示接受日方的全部要求，但日本军队还是于当日即1月28日深夜11:30向上海闸北天通庵路发动了进攻，“一·二八淞沪抗战”随即爆发。次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联衔通电，宣布守土抗日、绝不退缩。战事一起，海内外的爱国力量都纷纷伸出援手，捐钱捐物甚至派员支援与日军作战的十九路军。

◆左起戴戟、蒋光鼐、蔡廷锴

最先行动起来的，当然是上海本地的群众。通电宣布当日，上海市商会就发出通告，征集现金物品慰劳前线将士，上海工商界纷纷响应，《申报》负责人史量才捐助7万余美元，次日即1月30日，就收到了现金10万元。除了捐款外，上海及全国各地爱国力量还为十九路军捐献了大量物资，根据《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受到的慰劳物品报告书》记载，收到的慰劳物品除了饼干、大米、面粉、鱼肉等食品外，还有冬衣（时值隆冬）、防毒面具、望远镜、电话机、电报机等军需物资，数目总类达到了100多种，有的还是上海群众得知前线需求后连夜赶制的。

在国内群众捐资捐物时，海外华侨也慷慨解囊。侨居哥伦比亚的黄兴之女黄澄华变卖珠宝首饰，捐资助战。新加坡华侨胡文虎共捐赠3万元，其巨额捐款令蔡廷锴特意题词表彰胡文虎“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各国华侨中，尤属在美华侨捐资甚重，有的在美华侨每月收入不足100元（可能是中国币，下同），竟拿出存款1000元捐资助饷。根据统计，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共捐献中国币68.632万中国币、24.3032万两白银、29.6965万美元、34.887万法郎、1.4817万英镑、0.9万港币和0.3万马克。根据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的回忆，海内外捐款总额超过了700万元中国币，价值堪比十九路军九个多月的军饷。

除了捐款捐物外，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群众也纷纷奔赴前线，支援十九路军的抗战。战争开始后，军事物资的输送与伤残士兵的救护安置就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在上海总工会的组织下，一支支由群众组成的担架队、运输队成立了，承担起了运送伤兵和运输物资的任务。不仅是群众，上海各医科院校与医院也参与到了对伤残军人的救治中，根据统计，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上海共建立了72处后方医院，其运转所需费用中的很大一部分则由宋庆龄、何香凝、朱广镇、杨杏佛、宋蔼龄等人承担。

有的群众不仅承担辅助工作，还成立了义勇军组织，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共击日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各地民众在中国共产党“武装自卫”的号召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下，也纷纷成立了义勇军组织，这些大大小小的义勇军开赴前线，成为了十九路军抗击倭寇的一大助力。除了本国民众之外，一些海外华侨也纷纷回国参加义勇军，有的甚至牺牲在了战场上。3月1日，上海市民义勇军200余人配合十九路军一个排守卫宝山，击退日军登陆企图，并获得了嘉奖。根据统计，整个战争期间仅帮助十九路军作战的义勇军就有2万人左右，几乎占到了十九路军作战总兵力的一半。

此外，因为日寇的暴行，就连“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佛教僧人也投入到了抗日大业中。他们除了将寺院用来收容难民，发动信众出钱出力之外，自身也投入战场，闸北大觉寺主持慧明亲领众弟子担任前方救护，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普度众生”的信条。

面对日寇的侵略，国民党内的部分重要人物也用实际行动对十九路军表示支持。宋庆龄、何香凝两位国民党元老除了捐资出物、组织救护队、建立伤病医院外，还多次亲临前线慰劳将士。2月8日，杨虎城将军致电称赞十九路军“忠勇奋发，袍泽咸钦”，同时派人“馈赠微仪（财物）”。9日，十九路军接到了阎锡山支援的数门重迫击炮和600发弹药，后来阎氏又送来了十万枚手榴弹。12日，孙中山之子孙科将其所经手的捐款与美金5000元、规元36000两（一种旧货币）、大洋18170元送至十九路军（应该是其个人捐款）。此外，广东地方当局也出资支援十九路军，每月捐助军费20万元。除了捐款捐物外，孙科、李宗仁、张发奎、唐绍仪、陈济棠、冯玉祥、李济深、朱培德、白崇禧、龙云、刘湘、邓锡侯等国民党内的军政要员也呼吁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尽快出兵，支援十九路军。

鉴于日寇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也为十九路军提供了尽可能地支持。事变前夕，中共江苏省委就在上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反”。“民反”成立后，积极编成义勇军支援前线，为全国群众有效支援十九路军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中共还积极组织在上海日资企业工作的工人进行罢工，同时筹措款项保证罢工工人的生活以创造长期罢工的有利条件，直至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上海日资企业的罢工仍未停止，从客观上阻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伐。

众志成城之下，十九路军取得了不少辉煌的战果，屡次击退日军的进攻，章太炎甚至称赞十九路军：“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而因为战事不利，日本方面亦出现了愈来愈严重的动摇。2月10日，东京帝国大学等日本大学掀起反战学潮，最后靠军警出动才镇压下去。一些家庭为了阻止入伍的家人被送上战场，在运兵火车前纷纷卧轨，以阻止火车开动。一些日本女性甚至因为丈夫被派往中国，组织起了“索夫团”到日本军事机关门前请愿，要求丈夫回家。日本国内反战情绪日甚，在上海的日军士兵也出现了动摇。1月29日，有200余名日军因为拒绝作战被遣送回日本。2月11日，有300名日军在虹口附近组织集会反对侵略中国。2月20日晚，在闸北前线，出现了600名日军哗变的严重事件。

但是，纵有以上诸多有利条件，一·二八淞沪抗战最终却以签订内含“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即上海变成不设防城市的《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的不平等条约的屈辱性结局落下了帷幕。（所以某些1937年之前上海风平浪静的“民国”电视剧……这里不针对谁……）在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之时，日本方面却获得了闸北、江湾、引翔、吴淞的驻兵权，为其进一步侵略中国扫除了障碍。

为什么全军上下一心，又有八方支援的十九路军最终还是没能击退日军？其原因除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差距外，当时执掌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集团对抗战的阻挠与破坏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蒋介石正下野在家，但从其在战事爆发后便“以在野之身，奋赴国难，由杭州赴京主持军事”这点来看，他一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实际操纵者，南京国民政府的诸般作为，也是蒋介石集团意志的体现。而南京国民政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阻挠与破坏了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

一、克扣军饷：

俗话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一支军队的维持与活动离不开军饷的支撑，到了近代之后更是如此，但十九路军自1931年10月起，就陷入了领不到军饷的窘境。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以“国难严重税收减少”为由停发了十九路军的军饷（但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仍旧足额足量获得军饷），导致十九路军很难进行充分的战前准备。即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军政部仍旧没有向十九路军发放军饷，自1931年10月至1932年5月，军政部共拖欠十九路军军饷600多万元，可见其“国难严重”恐怕只是托词，其拖欠十九路军军饷的真实原因，也许是该军在九·一八事变后态度逐渐转向抗日所致。

图左为何应钦

二、截留捐款：

军政部除了拖欠十九路军600余万元军饷外，还截留了原本捐赠给十九路军的捐款。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军政部除了未给十九路军拨付一丝一毫的军饷物资之外，还截留了所有通过政府渠道捐赠给十九路军的捐款，这笔捐款总额达到700余万。十九路军派人去军政部讨要欠饷捐款时，军政部竟声称“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简而言之，就是军政部企图用部分捐款当作军饷发给十九路军，其余捐款则收归军政部，在十九路军一再索取并表示要将剩余捐款留作伤残士兵抚恤资金之后，军政部才同意拨付全部捐款。考虑到军政部尚欠十九路军600余万军饷，这等于是截留了600余万捐款，无数爱国群众用来支援抗日的捐款，就这样被南京国民政府贪墨了。

◆群众组织的抗日反侵略游行

三、禁止友军增援：

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克扣十九路军的军饷与截留捐款外，还想方设法阻拦和禁止各路中国军队支援上海。1932年1月底，冯玉祥曾向蒋介石请缨出战淞沪，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蒋介石虽然表面上宣称“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私下却认为“若与日战，五日即可亡国”，并无坚决抗日的决心。其实早在战前，蒋介石就曾派遣张静江与蔡廷锴接触，希望十九路军能后撤防线，避免与日军冲突，就在1月28日当日，还曾密令嫡系宪兵第6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地区的防务，最终遭十九路军严词拒绝而作罢。

十九路军与日军开战后，面对各方出兵支援淞沪的呼吁，蒋介石长期按兵不动，最终顶不住压力，也仅派遣了第五军下辖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支援，对于十九路军武器弹药、医药器材的需求，则一概置之不理。2月21日，蒋介石又通过军政部又通令全国，宣称：“十九路军又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当时，上海周边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约60个师的精锐部队，另有各地方派系纷纷请战，但由于蒋介石的命令，这些军队都无法支援前线。（有人也许会问，蒋介石的嫡系也就罢了，地方派系的军队为什么不拒绝执行命令，直接支援上海？答案说穿了很简单，怕常凯申背刺）

在这里说点题外话，关于蒋介石不派援兵支援十九路军这一问题，有这样一种说法：蒋介石之所以不派兵驰援淞沪，是因为红军发动了赣州战役，才导致无暇他顾，换言之就是红军的活动导致了十九路军的孤立无援。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可能是不知道蒋介石用来支援赣州的军队只有不到四个师，也不知道蒋介石还特意下令参加淞沪抗战的国民党空军“对日海军绝不抛掷炸弹”，更不知道驻扎在上海附近的国民党海军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协助十九路军的命令，当十九路军向海军借用火炮弹药和钢板时，海军也根据蒋介石的授意，一概以“请示上峰”的理由加以拒绝，以至于战后被国民所诟病，而海军对于民众诟病的答复也依然十分简练——服从上级命令。陆军因为去围剿红军了无暇他顾，难道海军也因为有什么别的任务所以不能支援淞沪么？莫非是远征上古之神不成？可见蒋介石不援淞沪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蒋介石与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

即使假设“蒋介石不援淞沪是因为红军进攻赣州无暇他顾”这一说法成立，蒋介石对国土沦丧依旧难辞其咎。如果不是蒋介石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帝国主义国家暗中勾结背叛革命（见拙文《那些被历史所铭刻的阴谋》），北伐何至中道崩殂？国家何至难以统一？中共何至起义兴兵？先总统蒋公又何至于最终虎踞宝岛呢？

一·二八淞沪抗战虽然最终按照蒋介石所设想的那样，由国联和英美各国斡旋成功与日本缔结了停战协议，令其可以专心“安内”，但实际上却在自身的合法性又重重地砸下了一锤（为什么要说又？）。战后，没有多少人认为蒋介石所主导的停战是“忍辱负重”，因为他们亲眼所见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辉煌与孤立无援的窘境，在认识到“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的同时，也认识到了中国军队之所以连遭败绩，在于当时的中国军队没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因为领导人的自私与短视，中国军队才始终难以摆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标签，而领导人的自私与短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也许恰恰是其走上前台的原因所在。

如果把视线拓展到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前与之后的十几年历史，会发现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经常进行这种“通过损耗合法性来达到小目标”的行动，这些行动在损害与破坏着中国的肌体与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伤害其自身的合法性与建立于其上的对整个国家的领导与掌控，最为遗憾的是，这种伤害的意志来自于中枢，而非是某个枝节的独走。

蒋介石集团之所以会不断进行这种几乎等同于“自残”的短视行为，究其根源，在于其自身的代理人身份与军阀心态的混合所致。因为蒋介石集团的本质是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扶持的用来压制中国革命力量的工具，所以不会乐见蒋介石集团真的将全中国的力量纳入其麾下，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残酷杀害蔡公时，就是为了警告蒋介石，令其安于自己的“军阀”身份，不要去谋求什么“全国领袖”的地位。在日本的警告下蜷成一团的蒋介石，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从此安心成为一个大军阀，依靠不断削弱别人来变相壮大自己，但这种军阀色彩浓重的壮大，只有在与其他军阀对抗的战场中才能取得优势，如果将其作为一个势力谋求全国性统治的手段的话，无疑是不合适的，因为任何看似对一个军阀集团有利的行为，本质上都会削弱国家的整体力量，而国家整体力量的削弱，最终也会反噬这个国家的各个集团，包括军阀在内。宋太祖赵匡胤“兴师吊伐,妇人何罪?”的典故，也许入不了热衷于诵读《圣经》的蒋介石的眼，好在蒋介石的后半生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只要他愿意。

这种“自残”将随着五年后全面抗战的爆发进入一个多发时期，在蒋介石集团达成一个个小目标，认为其诸多“一箭双雕”的计策获得成功的时候，蒋介石集团及其操纵的南京国民政府与全中国及中国的四万万人民群众的联系也愈加朽散。因此到了1945年，当蒋介石还在研究如何“劫收”日战区的财产时，一些有识之士就已经开始为其在大陆的统治镌刻墓志铭了。

参考资料：

郭汝槐：《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

韩信夫：《一·二八淞沪抗战大事记》

李新、陈铁健主编：《抗日潮流的起伏》

殷启翠：《中国共产党与十九路军在淞沪抗战中的合作》

马仲廉：《一二八淞沪抗战述论》

张永汀：《略论华侨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贡献》

常凯申：《先總統　蔣公思想言論總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