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的秘密谁知道 | 猛哥

加班很累，写篇公号，调节心情。

这是上周末草就的一篇稿子。

尽管不做记者了，还是习惯性关注传媒圈那些事。

最近就有这么两桩。

 

先是老戴被逮捕。

这个签发了无数头条的媒体大佬，也上了一次头条。

尴尬的是，给他的标题是：与他人发生不当性关系。

裆下这档事可做不可说，一旦扣在头上，就彻底污名化了。

这对一个高扬新闻理想主义的人来说颇为要命。

 

还有就是，国社湖北分社廖姓女记者火了。

按照专业要求，记者拿了通稿，还得再去核实，尤其是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的大事件。

现在世风日下，底线一再降低。就不苛责她。

可是，你别去领“巾帼奋斗者”奖呀，还发表了一通差点把自己都感动了的演讲。良心真不会痛吗？

记者这行当真是一言难尽。

人性复杂，传媒圈更是光怪陆离。

可是，文字是有记录的。

1

那年，武汉樱花正好。我却要背诵《中国新闻史》。

 

向马克思保证，《中国新闻史》这门课挺操蛋，编书的老头子们坏得很，在故纸堆里翻捡各种边角料，然后整理如下：

 

“X年x月X日，X人在X地用X元创办XX 报刊，宗旨是……，意义是……”

 

牢记这些，没有半毛钱用。

 

诡异的是，还有一帮人前赴后继地扒边角料。于是，《中国新闻史》越来越厚，动辄几大卷，除了让新闻系学生考出翔来，就是有利于编书的人混职称。

 

更诡异的是，为了增加学科自信心，这帮坏老头们还把中国新闻史的源头上溯再上溯，都扯到封建朝廷发给各地官员的资料包上。于是，很不要脸的从唐代开始算起。

 

就这样，历朝历代地攀扯开来，制造了一篇又一篇影响力引子等同零的论文。

 

1840年，几声炮响后，口岸开放了，洋人进来了，电报通了，各式名头的报刊办起来了，中国近代新闻业终于蔚为大观。

 

迥异于西方新闻界，中国本土最早奇峰突进的媒体人都以评论而扬名，如王滔、梁启超。

 

搁今天，梁启超绝对是自媒体超级大V，无论是眼界、学养还是带节奏，百年后都无出其左右者。许知远是他的迷弟，反复打磨，推出了一本《梁启超传》，可只得皮毛，玩新媒体，全无任公神韵，还要依仗薇娅帮忙吆喝。

 

到民国，中国新闻业始露峥嵘，风姿绰约。

 

当下，长江韬奋奖很受官方媒体人的的追捧，那是以范长江和邹韬奋来命名，此二人在中国现代新闻史上足迹颇深。

 

其实，另有两人更是了不得：邵飘萍和黄远生。我学《中国新闻史》时，就喜欢琢磨这两人。

 

邵，还是承袭了梁启超的路数，以时评见长。

 

黄，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以新闻通讯见长，善于调查研究，且操守高远，最终因不为袁世凯利诱所屈，在美国被刺杀。还有一种说法，他是被国民党误杀。

 

巧合的是，邵飘萍死的也很蹊跷。

 

 

2

 

 

黄远生的故事择机再写，今次单聊邵飘萍。

 

邵飘萍，1888年生于浙江东阳，原名振青，出身贫寒。1909大学毕业回到母校教历史和国文。除教书外，他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聘邵飘萍为主笔。他从此进入新闻界。

 

邵飘萍极力反袁（世凯），写下了一系列犀利文章，期间一度还跑到日本去避难。

 

1916年，袁世凯挂了，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大约有70多家报纸，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投靠军阀，随政局沉浮，毫无“报格”。邵飘萍不满现状，两年后，联合友人创办《京报》。

 

1918年10月5日，《京报》问世，报馆设在前门外三眼井38号,，来又相继迁至小沙土园、魏染胡同。

 

邵飘萍亲任社长和主笔，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权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

 

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独立办报的道路。他亲书“铁肩辣手”四字条幅，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

 

“铁肩辣手”，改自明代谏官杨椒山（被严嵩杀害）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章太炎曾解释说：“今人谓从事刚严猛烈者为辣手，辣之言厉也。”

 

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着重报道和评述政治新闻，创刊不久就一跃成为京城名报。

 

 

3

 

 

很多年后，毛泽东对访问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

 

那是1918年的事。

 

北大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大新闻研究会。邵飘萍是研究会的两位导师之一。

 

当时，毛泽东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也参加了北大新闻研究会，开始与邵飘萍来往。

 

新闻研究会培养了中国共产党最初的一些报刊活动骨干。

 

为了授课，邵飘萍还撰写了《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等新闻学专著。

 

顾维钧称《实际应用新闻学》为中国新闻学的“开山之初祖”。

 

毛泽东返回长沙后，运用他在北大新闻研究会所学到的知识,，相继办起了《湘江评论》、《新湖南》以及平民通讯社，还充任湖南《大公报》记者。

 

湖南新民学会的会员讨论“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说：“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直到1950年代，毛泽东会见新闻界人士时还说，胡适在台湾吹牛，说我是他的学生，其实我是邵飘萍的学生。

 

 

4

 

 

邵飘萍人生的巅峰时刻是1923年11月，80多家报纸发起成立“北京新闻记者公会”，他被公推为大会主席。

 

1926年3月18日，“三一八”惨案发生，举国哗然。

 

鲁迅据此写出《纪念刘和珍君》。他还在《无花的蔷薇之二》最后写道：“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京报》对北洋政府更是大加鞭挞。

 

4月初，一份50人缉拿名单流出，鲁迅、周作人、马裕藻、许寿裳等当时文化名流都赫然在列，邵飘萍名列第十六。

 

这些大佬们开始跑路。

 

鲁迅先是住进西城什坊街96号的莽原社，不久又搬进德国医院；李石曾、马叙伦等住进了法国医院；邵飘萍则住进了位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

 

难以理解的是，4月24日下午，邵飘萍突然返回报馆。

 

他为什么会突然返回报馆，各种说法莫衷一是。目前最为接受的说法是，他被《大陆报》社长张汉举给骗了。

 

张汉举是邵飘萍的故交，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他给邵飘萍打电话，信誓旦旦地说：“形势已经缓和，一切都替你疏通好了，你放心回来吧，保管没事！”

 

当日下午5时许，邵飘萍乘车赶到报馆。一个小时后，他处理好事务，乘车准备返回东交民巷，刚出门，遭到侦缉队的逮捕。

 

4月25日下午，北京新闻界13名代表组成小组与张学良交涉求情。

 

张学良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张作霖）与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

 

代表们再三恳求。

 

最后，张学良撂出底牌，说：“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

 

话已至此，营救宣告失败。

 

4月26日凌晨，邵飘萍未经公开审判，被秘密处决。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

 

时年38岁。

 

多说一句。张汉举也没有善终。1927年，一个戏迷因孟小冬嫁给梅兰芳而发狂，闯入梅宅，持枪乱射，梅兰芳没事，做客的张汉举被射杀。

 

可见，脑残粉自古就有，只不过以前粉“京剧冬皇”，现在粉肉肉草草。

 

 

5

 

 

言归正传。

 

张作霖处决邵飘萍，理由是他“宣传赤化，流毒社会，贻误青年，罪不可赦”。

 

很显然，这是一个借口。

 

后世论者认为，根本原因是，邵飘萍坚持不懈地手撕张作霖。早在1918年，他就撰文说，“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为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

 

骂人不带脏字，真狠！

 

而盗火索则是邵飘萍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

 

1925年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

 

张作霖意欲用30万元秘密收买邵飘萍，但被邵飘萍退回，他对家人说：“张作霖用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邵飘萍遇难后，北洋军阀不准家属收尸，名伶马连良以友人的身份出面，为邵飘萍收尸。

 

 

6

 

 

实际上，邵飘萍是个社会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软禁了民国总统曹锟，呼吁和平，邀请孙中山北上。邵飘萍就极力为冯玉祥助阵。

 

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亲自聘请邵飘萍为高级顾问。

 

胡适在日记中如此赞许邵飘萍：“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现在北京日报界中没有他的敌手。”

 

与邵飘萍同时期在北京办报的龚德柏后来回忆说，“冯玉祥、阎锡山，对于新闻记者，号称一毛不拔。但邵飘萍却有方法向他们要钱，公然如愿以偿”。

 

1936年国民政府否决对邵飘萍的抚恤。邵飘萍的同窗劭元冲认为原因是“飘萍私行，实多可议”。

 

邵飘萍常出入“八大胡同”。对于自己的私生活，他并不讳言。

 

胡政之在《哀飘萍》一文中，称其“行为不检”。管翼贤在《北京报纸小史》中也称邵飘萍以言论“尽力赞助”政治势力,“因此获得利益极大，高楼驷马，睥睨报界。”

 

后人评价：邵飘萍既要独立办报，又要经济独立。为了生存，他确实接受了各方势力的“津贴”。

 

北洋时期，政府会以“宣传费”的名义，分四等给报馆、通讯社发放津贴。《京报》属于第一等，每月津贴至少300元。

 

曾为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李思浩在接受徐铸成采访时，提到为结交新闻界，送过钱，“邵飘萍和段派没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是当时的名记者，大家怕他，也不能不应酬。经常的津贴是没有的。记得两次送他成笔的钱，数目相当大，每次总达好几千吧，究竟多少，现在记不清了。”

邵飘萍生活阔绰，他好抽雪茄，所抽雪茄都是特制的，上面标有“邵振青制”四个字。

曾与邵飘萍共事的王之英回忆：“飘萍老师在北京，始备洋车夫代步，车上每边有三盏灯，共六盏，很漂亮。旋换马车，豪华一些容易进中南海采访。后又添置了小轿车就更气派十足。”

在时人笔下，向邵飘萍送过金钱的，先后有袁世凯、顾维钧、梁鸿志、张作霖、郭松龄、冯玉祥、孙中山等。

 

不过，邵飘萍认为钱可以收，但正义不能被收买。这是一条玩火自焚的险径。

 

 

7

 

 

邵飘萍死后，其遗孀还支撑《京报》若干年，直至七七事变后最终停刊。

 

这份报纸自诞生之日起就命运多舛，期间两度停刊两度复刊，被后人称作“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2003年11月11日，在飘雪的北京，《新京报》创刊，由《光明日报》联合《南方都市报》所办。戴自更任社长。

 

创刊词《责任感使我们出类拔萃》这么说：“时间伟大得无法遏止，该来的总归要来。新京报一声嘹亮的啼哭，划破千年古都的沉静。历史开始了。新京报一出生就风华正茂，没有什么力量能够留得住时间，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止得住新京报这辆呼啸而来的列车。新京报必将成为一张承载中国报人光荣与梦想的报纸。”

 

这显然是向邵飘萍及《京报》致敬。

尔后的故事就不赘叙了。

《乱世飘萍》作者郭汾阳认为：“（邵飘萍）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报人，沾染一些现在看来有所不宜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不足为奇，或者说，那也正是当时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我不敢苟同。写传者不必为传主讳言。更不要把一切推给时代。

新闻记者的秘密，只有新闻记者知道得极清楚。

全文完